AI读书笔记 |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本书是密西根大学课程 HISTORY 210 (Early Medieval Europe, 300-1000) 和 HISTORY 211 (Later Medieval Europe, 1000-1500) 两门课的指定教科书。剩下内容等有时间了写。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Prelude: the Roman world transformed (c.300-c.600)

The provincialization of the empire

这节标题 “The Provincialization of the Empire” 可以译成 “帝国的行省化”，时间范围是约 $250$-$350$ 年。它的核心意思是：罗马帝国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心向外崩塌，而是在三世纪危机以后，权力、军事、财政、宗教和艺术重心都逐渐从罗马城和意大利旧贵族手中，转移到行省、边境军队、新首都、基督教共同体以及地方文化传统那里。书中在本节开始就说，罗马旧城市精英正在失去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领导权，而这种领导权转向了意大利之外的罗马人，也就是 provincials；戴克里先把帝国分成四个部分统治，也等于默认了行省的重要性。

所谓三世纪危机，首先来自帝国两端的军事压力。东方是波斯人，他们有古老的国家传统，国王的威望与自我想象不亚于罗马皇帝；北方则是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各种被罗马人统称为 “barbarians” 的群体。这里的 “barbarian” 不是一个客观民族名称，而是罗马中心视角下的排除性称呼，大意是“不是我们的人”：不是罗马公民，不说拉丁语或希腊语。波斯人更统一，北方群体更分散，但二者都构成了严重军事压力。为了同时应付东西两线的冲击，罗马政府开始一系列改革，而这些改革反过来提高了行省和边境地区的重要性。

最直接的变化是军队扩张。帝国建立机动精锐部队，强化常备军，修筑新的防御工事，城市被城墙包围，农庄也出现望楼和栅栏。问题是兵源不够。危机以前，罗马军团很大程度上可以自我延续：边境军人定居下来，他们的儿子成为下一代士兵。但三世纪中叶以后，出生率下降，再加上约 $252$-$267$ 年的小pox/天花疫情进一步削弱人口，帝国不得不从更远的地方征兵，包括日耳曼尼亚以及其他帝国边界外地区。更重要的是，罗马政府开始把日耳曼人和其他所谓蛮族群体安置在帝国内部，用土地换取他们的军事服务。这里已经埋下后面“蛮族入居帝国”的伏笔。

危机也不是只有外敌。帝国内部同时有瘟疫和继承危机。书中提到，三世纪中叶开始的一场大流行病可能是病毒性出血热，持续大约二十年；政治上，$235$ 到 $284$ 年之间有二十多个人被宣布为皇帝，但都很短命。许多皇帝来自下多瑙河地区，也就是离罗马很远的行省。他们是军队的产物，被自己的士兵拥立。甚至还有一些“分裂帝国”出现，说明帝国正在去中心化，对罗马城的不满增加，行省军团力量上升。罗马城距离主要战场太远，已经不适合当军事总部，于是米兰、特里尔、萨尔迪卡、尼科米底亚、君士坦丁堡，后来还有拉文纳，都逐渐盖过罗马。地图 1.2 正是在显示这种多中心化的帝国首都格局。

财政也跟着军事化。军队要钱，政府就降低货币成色，用较差金属替代银，短期解决现金问题，但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国家缺钱，就提高税收，并征用物资和劳役。军服、武器、粮食都需要由帝国社会供给。工匠被要求定额生产长矛、短剑、盾牌；农民、面包师、运输者也被纳入军需体系。土地和人头都被征税。原本集中于中心城市和传统精英的财富与劳动，越来越流向行省，尤其是军事冲突发生的边境热点。

这种变化使整个帝国变成一个为战争组织起来的社会。三世纪中叶，皇帝加里恩努斯禁止元老贵族，也就是罗马旧精英，继续统率军队。更强悍、出身军队基层的人被提拔为将领，有些人后来成为皇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都来自这种边境/行省军事世界。戴克里先建立四帝共治，把帝国分成四个行政区，每区由一位统治者负责；后来虽然缩为东西两部，但这已经预示了帝国日后东西分裂的方向。君士坦丁则在继承战争结束后带来较稳定的新王朝，边境战争也暂时平息。

然后作者转到宗教，说君士坦丁想恢复罗马帝国，但实际上他的时代标志着帝国被行省文化和行省宗教深刻改造。这里最重要的行省就是巴勒斯坦。意大利旧精英可能把巴勒斯坦视为偏远、贫瘠、不重要的地方，但作者强调，巴勒斯坦长期是宗教和社会思想的创造性中心。犹太人在罗马统治下发展出新的道德观、生活方式和宗教团体，其中一个团体围绕耶稣形成。耶稣死后，保罗把以耶稣之名展开的一种激进一神信仰传给非犹太人。其核心信念是，人通过信仰耶稣而得救，获得天国中的永生；耶稣既是上帝之子，也是弥赛亚、救世主、基督。

基督教一开始并没有立刻吸引罗马上层。精英仍然忠于长期服务于征服和繁荣的传统诸神；底层民众也根植于本地宗教传统。罗马人在征服各地时通常不要求当地人放弃原有信仰，而是把罗马官方神加入地方神谱，或者让地方神改名对应罗马神。对大多数人来说，异教世界是个人的、家庭的、地方的，也是帝国的：梦中有守护神，家里有祖先神，街道上有地方神庙，公共空间里有神化皇帝纪念物，死者也留下具有力量的神灵。换句话说，传统罗马宗教不是单一教义体系，而是一整套生活纹理。

但基督教有自己的吸引力。对城市中产来说，昂贵的古典教育是进入罗马上层社会的门票，而大多数人得不到。基督教提供另一种尊严：不是成为旧式 elite，而是成为被上帝拣选的人。对许多行省居民来说，基督教也提供一种更普遍、更平等、更跨地域的身份。人在道路、贸易和帝国流动中被旧传统连根拔起时，教会这种小型共同体给他们提供了归属感：不管你来自哪里，上帝是同一个，教会接纳你为平等成员。

罗马官方曾迫害基督徒，但一开始是地方性、间歇性的，常常发生在危机时期。旧信仰者担心众神因为基督徒拒绝献祭而惩罚帝国。犹太人也拒绝祭拜罗马神，但罗马官方勉强把犹太习俗看作一种特定文化身份；基督徒的问题在于，他们声称自己的上帝不只属于自己，而属于所有人。大规模官方迫害始于三世纪危机。到 $304$ 年，也就是戴克里先最后一次迫害敕令前夕，帝国人口中大概只有约 $10%$ 是基督徒，但他们已经扎根于主要城市，也传播到帝国外部，如埃德萨、高加索部分地区，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

基督徒人数虽少，组织却很成熟。教会分为两层：下层是 laity，即平信徒；上层是 clergy，即神职人员。神职人员由主教监督，主教下有 presbyters，也就是司铎或长老，还有执事和其他低阶服务者。亚历山大、安条克、迦太基、耶路撒冷、罗马这些地方的主教尤其重要；罗马主教后来被称为 pope，即教皇。作者的意思是：没有一种宗教比基督教更准备好获得官方承认。

$313$ 年，李锡尼和君士坦丁发布所谓《米兰敕令》，宣布帝国内所有宗教可以被容忍。表面上这是普遍宽容，实际上最受益的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刚刚被迫害，教会财产也被归还。君士坦丁是推动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 $312$ 年米尔维安桥战役中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并把胜利归于基督教的上帝。此后他赞助教堂建设，归还教会财产，给予神职人员特权，并把拜占庭改造为新的基督教皇城——君士坦丁堡。$325$ 年，他召开并主持尼西亚会议，主教们在那里确立一部分教义和教会法。

君士坦丁之后，皈依基督教变得既体面又有利。到四世纪末，罗马上层精英开始把大量财富捐给基督教会。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则通过一系列法律，把尼西亚会议确定的基督教形式规定为全帝国正统。基督教于是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基督徒群体摧毁异教神庙的情况。作者在这里强调一个反差：一个来自边远行省、原本脆弱的宗教，最终征服了整个罗马世界。

不过，基督教内部并不统一。北非的多纳图派认为自己比其他基督徒更纯洁，因为他们没有在迫害中退缩；他们反对那些曾交出圣经和教会器物以求活命的神职人员重新任职。异教衰退以后，基督徒内部关于上帝本质、神圣所在、上帝与人的关系等问题的争执变得更激烈。四、五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不是一个平静统一的共同体，而是一个不断争论教义和圣性位置的世界。

教义争论中，所谓 Church Fathers，即“教父”，是后来的胜利者。亚他那修反对阿里乌的观点，并在尼西亚会议中获胜，因此被视为正统教父，而阿里乌成为异端。双方都相信上帝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分歧在于三者的性质。阿里乌派认为圣父是真正的神性源头，圣子基督是被造的，所以基督介于人和神之间。亚他那修和尼西亚会议则认为圣子与圣父同质、同一本质。阿里乌被谴责和放逐，但阿里乌主义并没有消失，后来通过乌尔菲拉传入哥特人中。

阿里乌主义只是冰山一角。$350$-$450$ 年甚至可以说是“竞争性教义时代”。一性论或近似一性论者认为基督所取的人身仍然完全神圣；尼西亚传统则强调基督真实成为肉身。这类争论后来影响亚美尼亚、科普特、埃塞俄比亚教会。奥古斯丁年轻时曾接近摩尼教；摩尼教把宇宙理解为光明/精神/神圣与黑暗/物质/邪恶两种原则的斗争。后来奥古斯丁也反对伯拉纠主义，因为伯拉纠认为人皈依以后可以凭自由意志跟随上帝，而奥古斯丁认为人没有上帝恩典就不能行善。这里是西方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救赎不是人的自我修炼，而是神恩在人身上的运作。

这一段其实是在讲一件事：基督教取得帝国承认以后，并不是立刻变成一个整齐划一的“官方宗教”。相反，正因为它开始成为帝国秩序的一部分，很多原本可以悬而未决的问题突然变得非常要命：谁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个失节的神父还能不能主持圣礼？基督到底是神，还是人，还是介于两者之间？人得救到底靠自己的选择，还是靠上帝的恩典？这些问题听起来像神学，其实也是权力、身份、共同体边界的问题。
先看多纳图派。它不是在争“基督是什么性质”，而是在争“教会是否必须纯洁”。背景是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时，有些神职人员为了活命，把圣经、教会器物或者信仰象征交给罗马官方。迫害结束以后，这些人想回到原来的神职岗位。多纳图派就说：不行。你们在危难时背叛过信仰，已经不配主持圣礼，不配当主教、司铎。这里的问题非常尖锐：教会的圣洁来自哪里？来自主持圣礼的人的道德纯洁，还是来自教会制度本身、来自上帝？如果一个神父曾经软弱、投降、交出圣书，那么他后来主持的洗礼、弥撒、赦罪还有效吗？
这就是为什么多纳图派问题不是小吵小闹。它涉及一个教会能不能容纳“失败者”、能不能在迫害结束后重新整合共同体。多纳图派强调殉道者式的纯洁，认为背叛过的人污染了教会；后来成为主流的立场则更倾向于认为，圣礼的效力不取决于神职人员个人是否完美，否则教会就会永远陷入“谁足够纯洁”的内战。换句话说，多纳图派的争论表面是纪律问题，深层是教会权威问题：教会是一个圣徒共同体，还是一个能管理罪人、赦免罪人、吸纳罪人的制度？
然后是阿里乌和亚他那修。这个争论比多纳图派更“形而上”，但政治后果更大。双方都不是简单地一个信基督、一个不信基督；双方都认为基督极其重要，也都在三位一体框架里谈圣父、圣子、圣灵。真正的分歧在于：圣子，也就是基督，和圣父之间是什么关系？
阿里乌派认为，圣父是最高、永恒、真正无始无终的神性源头；圣子虽然崇高，虽然先于世界，虽然接近神，但终究是“被造”的。也就是说，圣子不是和圣父完全同等、同质的神。这样一来，基督就有点像神与人之间的中介：高于普通人，但不完全等同于圣父。
亚他那修和尼西亚会议反对这一点。他们认为，如果基督不是完全的神，那么人类怎么可能通过基督得救？只有真正的神才能救人。如果基督只是一个最高级的被造物，那基督教的救赎逻辑就会塌掉。所以尼西亚会议强调圣子是 “begotten not made”，即“受生而非被造”，并且与圣父 “of one substance”，也就是同一本质、同质。课本里也特别提到，尼西亚会议写下了这条正统路线，阿里乌被谴责和放逐，但阿里乌主义并没有消失，还通过乌尔菲拉传播给哥特人。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点：所谓“正统”和“异端”，不是争论开始前就天然写在天上的标签，而是在会议、主教权威、皇帝支持、文本传播、政治斗争中逐渐固定下来的。亚他那修之所以是“教父”，阿里乌之所以是“异端”，不是因为一个人从一开始就穿着白衣服，一个人从一开始就穿着黑衣服，而是因为亚他那修那一派后来赢了，成为主流教会记忆中的正确解释。课本说 Church Fathers 是“victors in the battles over doctrine”，这个说法很关键：教父不是单纯“早期著名神学家”，而是在教义战争中胜利、并由后世正统教会承认为权威解释者的人。
再看一性论或近似一性论。这个争论接着阿里乌问题往下走：既然基督既是神又是人，那么这两者到底如何结合？尼西亚传统和后来的迦克墩会议大体要维护一个平衡：基督真实成为人，真实取了肉身，同时又是真神。也就是说，他不是假装成人，也不是神性把人性吞没掉。
一性论或近似一性论者则更强调基督肉身的神圣性，认为基督所取的“肉身”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性，而是被神性完全主导、完全神圣化的。课本说，尼西亚会议已经担心这类后来被称为 Monophysites 或 Miaphysites 的群体；虽然后来的会议继续确认基督真实成肉身，但这种强调基督肉身神圣性的信仰仍然滋养了亚美尼亚、科普特、埃塞俄比亚等教会传统。
这个争论听起来像在拆字眼，其实背后是一个巨大问题：神和物质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基督真实有肉身，那么肉身、痛苦、死亡、血、圣徒遗骨、圣餐里的面包和酒，这些物质性的东西就可能成为神圣的载体。反过来，如果你太强调神性，肉身就容易变成一个幻影；如果你太强调人性，又可能削弱基督救赎的神圣力量。所以这不仅是“基督有几个性质”的问题，也是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如何理解身体、圣物、圣餐、圣徒遗骨、图像崇拜的前提问题。
然后是摩尼教。摩尼教的核心是强烈二元论：世界由两个原则拉扯，一个是光明、精神、神圣；另一个是黑暗、物质、邪恶。人在摩尼教视角里是被困在物质世界中的灵性存在，得救意味着从物质、身体、欲望、财产、性中解放出来。课本说，摩尼教认为耶稣的人性不是真实的，他的物质性和受苦只是表象；人可以通过禁食、弃绝性、蔑视财产、掌握特殊知识来摆脱物质世界。
奥古斯丁年轻时曾经接近摩尼教，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他的思想后来恰恰是在反驳摩尼教的过程中成熟的。摩尼教有一种很诱人的解释力：为什么世界这么坏？因为物质世界本身就是黑暗原则的产物。为什么人会犯罪？因为灵魂被困在身体和欲望里。但奥古斯丁后来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它把上帝变成两个宇宙原则之一，好像上帝只是光明阵营的首领，而不是绝对的、唯一的造物主。对正统基督教来说，这是危险的：如果物质世界本身邪恶，那上帝创造世界这件事就很难成立；如果身体本身邪恶，那基督真实成肉身也会变得难以理解。
最后是伯拉纠主义。伯拉纠的问题不是“基督是什么”，而是“人能靠自己做到什么”。伯拉纠认为，人皈依以后，过去的罪被洗净，此后可以凭自己的意志选择善、跟随上帝。这个看法听起来很励志：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自我改善，人可以通过道德努力走向救赎。
奥古斯丁非常反对。他认为伯拉纠过分高估了人的能力。人在罪中受损太深，不能仅仅靠自己的意志行善；如果没有上帝恩典在人里面工作，人不可能真正转向善。课本引奥古斯丁的话，意思就是请求上帝主动唤醒、抓住、点燃人，而不是人自己把自己修炼成义人。
救赎不是人的自我修炼，而是神恩在人身上的运作。它和摩尼教、伯拉纠主义分别拉开距离。反对摩尼教，是为了说物质世界不是另一个邪恶神的产物，身体和世界仍然可以被上帝使用；反对伯拉纠，是为了说人不能靠自由意志自救，必须依赖上帝恩典。一个防止基督教变成“逃离物质世界的秘教”，一个防止基督教变成“道德自我提升术”。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为拉丁西方提供了一个长期有效的框架。他区分两座城：一座是我们脚下的尘世之城，人出生、读书、结婚、衰老、死亡；另一座是上帝之城，人心和精神真正指向那里。尘世之城会遭遇战争、饥荒、疾病和火灾，是短暂的；上帝之城才有永恒幸福。但奥古斯丁不是完全否定尘世制度，反而认为地方教会、学校、政府这些尘世机构可以帮助人通向上帝之城。于是古代世界的制度被重新利用、重新导向，成为基督教社会的一部分。

然后作者讲“上帝恩典的来源”。教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基督对彼得说要在这块磐石上建立教会，罗马教皇后来把这段解释为自己作为彼得继承人拥有特殊权柄。但无论如何，赦罪、施加补赎、解除罪责的权力被认为掌握在基督在人间的继承者——主教和司铎手中。弥撒是教会的核心礼仪，祭坛上的面包和酒成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也就是 Eucharist，圣餐。通过圣餐，信徒彼此结合，也与被礼仪纪念的死者灵魂以及基督本人结合。

圣徒也是神恩的重要来源。早期教会的圣徒主要是殉道者；君士坦丁以后基督徒不再被迫害，于是四、五世纪的圣徒通过禁欲生活成为“活着的殉道者”。比如圣西缅长期站在高柱上；圣安东尼先做隐修者，后来带领禁欲共同体；一些贵族女性也受这种理想影响保持童贞、禁食、隔绝世界。这些人被称为“基督的运动员”。他们通过放弃财产、禁食、祈祷、不睡觉、不从事性行为来净化自己，成为道德榜样。

圣徒不只是榜样，也被认为能代人向上帝求情，治病、驱魔、调解邻里纠纷。圣安东尼在亚他那修笔下就兼具治疗者、调停者和奇迹制造者的力量。这种力量既是精神性的，也是身体性的、司法性的。问题随之出现：谁有权控制这种力量？亚他那修通过写圣安东尼的传记来掌握他的遗产；而圣徒死后，他们的遗骨、头发、衣物、墓边尘土等 relics，即圣遗物，则成为神圣力量的物质载体。富有罗马人会把圣徒遗骨带回家，形成私人圣性垄断；主教如米兰的安布罗斯则希望圣遗物由神职人员控制。他“发现”殉道者遗骨，把它们安置在新建主教座堂祭坛下，使自己、继任者和整个米兰基督教共同体都与圣徒力量绑定。

最后一部分讲艺术：正如基督教从边缘行省来到中心并改造帝国，地方艺术传统也从行省进入帝国核心。古典罗马艺术原本深受希腊化风格影响，重视光影、空气、空间、运动、身体的体积和重量，人物常常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不直接面对观看者。作者用庞贝的海中女神壁画、法尔内西纳别墅的港口壁画、Vernasia Cyclas 的骨灰匣来说明这种古典风格：它们像打开一扇通向自然世界或私人情感世界的窗。

但行省艺术有另一套价值。英国北部的维纳斯与两位水泽仙女浮雕中，维纳斯重要不是因为她在故事中行动，而是因为她位于正中且更高大；人物不彼此互动，而是正面朝外。自然元素被装饰化：树变成斜线构图，草变成波浪图案，头发变成旋涡。北非突尼斯的萨图恩还愿碑也类似：画面分成水平层次，中央是神，下面是祈祷者，上方是孔雀和生命树式图案。这里的重点不是自然主义、运动和情绪，而是等级、正面性、装饰性和宗教教诲。

作者并不认为这些行省艺术只是“低级版本”的古典艺术。它们有自己的价值，只是不关心古典自然主义。到了三世纪，连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艺术家也开始采用这些地方风格，因为它们更适合帝国的新需求。四帝共治者的紫斑岩雕像就是例子：两个皇帝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个体化肖像，重点在拥抱姿态、权威感、军事服装和手中象征世界统治的球体。它传达的是团结、权力、稳定，而不是人物性格。Lampadius 象牙双联板则传达等级秩序：高官居于中心和上方，下面的人物服从其权威。

基督教艺术又把这些风格重新组织起来。早期基督教图像不一定完全放弃古典元素，但它更关心永恒真理、神圣秩序和教义表达。例如拉文纳的十二使徒石棺中，基督坐在中央，把“新法”的书卷交给圣保罗；人物还有古典式的体积、动作和衣褶，但空间已不再是自然世界，而是一种超时间的神圣场域。也就是说，古典艺术的身体感并没有立刻消失，但它被放进了新的基督教意义结构里。下一节 “The Barbarians” 就从这里转向西哥特人洗劫罗马以及蛮族如何进入并继承罗马世界。

这一节真正要你抓住的不是一堆皇帝名字，而是一个转换逻辑：三世纪危机迫使罗马帝国军事化和行政分散化，军事与财政重心转向行省；基督教从巴勒斯坦这样的边缘地区进入帝国中心，并最终变成帝国官方宗教；行省艺术从地方传统进入帝国官方视觉语言；旧罗马元老贵族的世界开始退场，边境军人、行省城市、主教、圣徒、圣遗物、新首都和新宗教共同体变成真正塑造帝国的人。这里所谓 “provincialization” 不是“地方变土”，而是“地方成为中心”。

The barbarians

这节 THE BARBARIANS 的核心不是讲“野蛮人突然从森林里冲出来毁灭文明”，而是在拆这个叙事。Rosenwein 的写法很清楚：她先承认 $410$ 年西哥特人劫掠罗马是一个巨大震动，但马上把它放回更长的罗马—蛮族关系史里。罗马人与哥特人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纯粹敌人。他们先互相吸引、互相利用、互相依赖，最后才因为安置、给养、承诺、背叛和战争而撕裂。这里的关键词不是 invasion，而是 relationship failure：不是外部蛮族单方面“入侵”，而是帝国长期吸纳边疆武人，最后吸纳机制崩坏。

首先要处理 “barbarian” 这个词。罗马人把很多非罗马人都叫 barbarians，又借用高卢人的说法，把莱茵河以外的人叫 Germani。但现代史学更谨慎，通常用语言来区分：所谓 Germanic peoples，是说他们讲日耳曼语族语言，而不是说他们构成一个统一民族。Rosenwein 特别强调，这些人自己并没有一个共同名称，不能想象成一个天然同质的“日耳曼民族”。这点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对应你这门课的 Race & Ethnicity 主题：族群不是天然生物事实，而是在语言、习俗、军事联盟、政治利益和罗马人的分类眼光中被制造出来的。

书里还纠正了一个旧观念：这些所谓“蛮族”不是单纯游牧民。早一代历史叙事常把他们想象成流动的、无定居生活的武装群体，好像他们平时就在荒野里骑马，等罗马一虚弱就冲进来。Rosenwein 用考古材料反驳这个印象。她举 Wijster，也就是今天荷兰附近北海边的一个定居点，说明这些群体在进入帝国以前已经有长期稳定的村落生活。Wijster 大约在 $150$ 到 $400$ 年间有人居住，有五十多座大型长方形木屋，人和牲畜可能住在同一建筑的不同隔间里，旁边还有谷仓、作坊、小住屋，街巷由木栅栏划分。居民种谷物、养牛、养马，也有木匠、铁匠、鞋匠、纺织女性等手工业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文明之外的空白人群”，而是有定居、生产、手工业和内部等级的社会。

Wijster 的社会也不是平等共同体。房屋大小差异、墓葬随葬品差异，都暗示内部有等级。一些墓很贫乏，一些墓有武器、项链、首饰。当地精英还接触到罗马产品，包括罗马钱币、玻璃、行省罗马陶器碎片。不过 Rosenwein 没有把这解释成“罗马文明影响野蛮落后者”那么简单。她说这些富人可能通过边境贸易获得罗马餐具，但买卖双方没有明显体质差异。换句话说，罗马人和蛮族的差别不是现代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身体差别，而是食物、语言、服饰、发型、行为方式、身份想象等习俗差异。所谓 ethnic difference，是一整套被实践出来、被识别出来的差异。

这就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ethnogenesis，族群生成。Rosenwein 说哥特人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不能把“哥特人”想象成从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一直血缘纯净、身份连续的民族。第一世纪在今天波兰西北部出现的 Gutones，和第三世纪在黑海北岸组织并支配草原与森林混合群体的“哥特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后者可能是前者分裂出来的一支，但在抵达黑海地区以后，已经和许多不同来源的人结合，成为一个多族群联盟。于是“哥特人”更像一个不断吸收、重组、改名、再组织的政治—军事共同体，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稳定民族。

这里其实也能解释为什么“蛮族入侵”这个词会误导人。它让人以为罗马边界外有一批清楚固定的民族，一旦罗马衰弱，就整族整族冲进来。但 Rosenwein 的图景更混乱，也更真实：边境群体本来就在贸易、服役、佣兵、外交、定居、通婚、物资交换中与罗马交缠。哥特人既掠夺罗马，也为罗马作战；罗马既和他们作战，也雇佣他们；他们既在帝国外部形成联盟，也在帝国内部寻找土地和身份。所谓蛮族，不是帝国之外的纯粹他者，而是帝国边界机制的一部分。

第三世纪危机中，黑海哥特人趁机进入罗马历史中心。他们掠夺邻近行省，罗马起初用年度贡金买和平，后来改为军事对抗。约 $250$ 年，哥特和其他劫掠者袭击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罗马军队花了多年才遏制这些袭击，而且罗马军队本身也使用哥特和其他蛮族佣兵。之后哥特人再次变形，逐渐分成东方的 Ostrogoths，即东哥特，和西方的 Visigoths，即西哥特。到 $330$ 年代中期，西哥特已经是帝国盟友，并在罗马军队中作战；有些人甚至成为军队领袖。到四世纪末，很多罗马军队单位已经由整支部族构成，例如哥特人或法兰克人，他们作为 federates，即盟邦部队，在自己的首领领导下为罗马政府作战。

所以课本说这是“婚姻”阶段。罗马需要兵，蛮族首领需要薪资、战利品、地位和合法性。罗马帝国晚期的军队越来越依赖这些边疆群体，这不是临时失误，而是制度性安排。但这个安排的危险在于：这些群体不是被完全吸收为普通罗马士兵，而常常保留自己的首领、组织和集体身份。一旦待遇、给养、土地分配出问题，他们就不只是零散士兵叛变，而是整个武装共同体与帝国翻脸。

接下来是匈人。Rosenwein 把匈人写成触发器，而不是唯一原因。四世纪后期，西哥特人和其他群体请求进入帝国，是因为他们在逃避匈人压力。匈人大体是来自中亚西部草原的、多族群的游牧或半游牧联盟，其中一支在 $376$ 年进入黑海地区，然后向西进入今天罗马尼亚一带，冲击了原来在那里的哥特群体。于是部分哥特人被迫与罗马谈判，希望进入帝国寻求庇护。

问题是这次规模太大。以前罗马也安置过蛮族作为士兵，但这一次可能是数万人，甚至多达二十万人。罗马方面准备不足、心怀怨恨，并且严重虐待这些难民。于是 $378$ 年，一部分西哥特人与其他蛮族反叛，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杀死皇帝瓦伦斯。这场战役不只是“皇帝死了”，而是罗马军队遭到严重削弱。很多历史叙述会把阿德里安堡看作帝国军事威望崩坏的关键节点，因为它显示罗马已经无法稳定管理自己亲手放入边界内的大规模武装移民。

但阿德里安堡之后，罗马与西哥特仍然没有彻底断绝。双方都还需要对方：皇帝需要士兵，西哥特需要粮食和定居土地。于是帝国尝试了各种安排，包括把西哥特作为 federates，承诺给他们薪资和奖励。但这些安排都没有长期奏效。阿拉里克领导的西哥特军队于是开始行动，一方面要报复所受的不公，另一方面寻找可以安置的土地。$410$ 年他们劫掠罗马，这件事震动了整个罗马世界，也促使奥古斯丁写《上帝之城》。不过他们没有长期留在意大利，而是在 $418$ 年定居南高卢，到 $484$ 年又取得西班牙大部分地区。

这里要注意 $378$ 和 $410$ 两个日期的史学意义。Rosenwein 说，有些历史学家把 $378$ 年阿德里安堡看作罗马帝国终结的标志，有些则选择 $410$ 年罗马城被劫。但她也马上提醒：其他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两个日期。这个写法和全书开头“decline and fall / transformation”的问题是一致的。她不希望你把罗马的“灭亡”理解成一个单点事件，而是一个结构慢慢松动、权力不断转移、身份不断重组的过程。

与此同时，不只有西哥特。$406$ 年末前后，可能也受到匈人压力，汪达尔人、苏维汇人等越过莱茵河进入帝国。他们先进入高卢，再进入西班牙。汪达尔人后来跨海进入北非；苏维汇人留在西班牙，虽然他们的王国在六世纪大部分被西哥特征服。然后 $453$ 年阿提拉死后，他在多瑙河边疆建立的匈人帝国瓦解，又有更多群体进入罗马帝国，包括东哥特人、Rugi、Gepids 等。重要的是，Rosenwein 强调这些群体进入时通常都带着和罗马政府达成的“deal”：他们希望为罗马工作，并从罗马那里获得回报。

这就再次打破“纯入侵”叙事。许多蛮族首领不是想摧毁罗马，而是想进入罗马秩序，分享罗马资源，获得罗马承认。他们的目标往往不是“我来建立一个反罗马世界”，而是“我替罗马作战、治理一块地方、拿到土地、头衔和合法性”。这就是晚期罗马世界最悖论的地方：西部帝国的政治死亡，常常是由那些想成为罗马继承者、罗马服务者、罗马秩序内部参与者的人推动的。

$476$ 年的 Odoacer 就是典型。他废黜西部最后一位皇帝 Romulus Augustulus，但他本人不是一个站在罗马外部的蛮族国王，而是率领罗马军队的蛮族将领。他废帝以后自称意大利国王，并把西部皇帝的徽章送给东部皇帝 Zeno，某种意义上是在说：不需要西部皇帝了，让帝国在东部皇帝名义下统一吧。也就是说，他没有宣布“罗马完蛋，我建立反罗马国家”，而是在帝国政治语言内部重新安排权力。

东部皇帝 Zeno 并不满意，于是授权东哥特王 Theodoric the Great 去攻打 Odoacer。Theodoric 在 $493$ 年完成对意大利的征服，并统治到 $526$ 年。这里的讽刺很强：东部罗马皇帝利用一个蛮族王去解决另一个蛮族王，而这个蛮族王在意大利建立政权后，又会以罗马传统、罗马行政人员和帝国合法性来统治。稍后，法兰克人在 Clovis 领导下征服高卢，打败当地罗马行省长官和多个蛮族竞争者。这样，到 $500$ 年左右，原西罗马地区已经变成一块拼图：北非有汪达尔，西班牙有西哥特，高卢大片地区有法兰克，意大利是东哥特，勃艮第人在今天瑞士一带建立政体，不列颠也出现大陆移民与本地人口的重组。

但这节最值得记住的反而是最后那个判断：当时很多人并不觉得世界已经完全变了。许多人仍认为自己是 Roman，蛮族国王也认为自己是在帝国内部统治，而不是反对帝国。也就是说，现代教科书上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在当时并不一定被体验为一个清楚的断裂。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只是换了将军、换了国王、换了税收对象、换了保护人；罗马法、拉丁文、行政习惯、税制、地主阶层、主教网络仍然存在。政治顶层改变了，但罗马性没有立刻消失，而是转移到了新王国里面。

所以这节的逻辑可以压缩成一句话：barbarians 不是罗马之外的纯粹破坏者，而是罗马边疆、军队、财政、安置制度和身份政治长期运作出来的继承者；他们摧毁了西部帝国的旧政治形式，却也在很大程度上试图进入并延续罗马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你们课表里这一讲叫 “Barbarians and Romanized Barbarians”，而不是简单叫 Barbarian Invasions。课程本身也说，它要讨论所谓“蛮族入侵”、宗教转换，以及晚期罗马和早期中世纪欧洲人如何理解、制造并区分族群身份。 这一节就是给这个主题打底：所谓蛮族，并不是一个固定种族，而是一套由罗马分类、语言差异、边疆贸易、军事联盟、迁徙压力、政治交易和共同体记忆共同生成的身份。

The new order

继续按“精读讲解版”来。THE NEW ORDER 这一节其实是在回答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西罗马帝国政治结构垮掉之后，西欧并不是立刻变成一片无政府废墟，而是形成了一套新的社会秩序。这个新秩序不是单纯“蛮族王国取代罗马帝国”，而是几件事叠在一起：城市衰落、乡村和大地产变得更重要、富人压倒中等市民、教会和修道院吸纳财富与权威、东方罗马继续存在但逐渐收缩并转向东方。Rosenwein 开头就点明，六世纪“新秩序”的新意，在西方主要不只是蛮族王国兴起，而是城市衰退、乡村活跃、富人支配加强，以及基督教被“驯化”进新社会结构；东方则是罗马帝国继续存在、试图恢复旧帝国版图但代价惨重，并最终把注意力转向波斯。

先说西方的“乡村化”。蛮族进入西部以后，为什么没有立刻引发罗马地主精英的大规模反抗？作者给出两个可能解释。一个是蛮族国王也许没有真的大规模没收罗马地产，而只是接管了原本帝国征收的地产税。另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蛮族作为“guests”，也就是某种军事客居者，被直接安置在罗马地产所有者的土地上。无论哪种情况，关键结果都是：罗马地主精英和蛮族军事精英逐渐合并成同一个自由土地拥有者阶层。也就是说，新秩序不是“蛮族杀光罗马人”，而是“蛮族上层进入罗马地主世界，和旧精英慢慢组成新的统治阶层”。

但这种合并一开始有一个障碍：宗教差异。很多日耳曼蛮族，尤其是哥特人，接受的是阿里乌派基督教，而高卢、意大利等地的罗马居民多属尼西亚/天主教传统。这里不是“基督徒 vs 异教徒”的简单冲突，而是两种基督教之间的冲突。阿里乌派在教义上被罗马正统视为异端，因此它也可能变成族群和政治边界：蛮族统治者是阿里乌派，罗马臣民是天主教，这就会妨碍两边融合。

所以克洛维的皈依非常重要。法兰克王克洛维原本也可能走阿里乌派路线，但他最终转向高卢邻居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维埃纳主教 Avitus 对他说“你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胜利”，这句话很有意思：它不是单纯夸一个国王信教，而是在说，蛮族国王终于进入了罗马—高卢主教所承认的正统秩序。克洛维皈依后，法兰克人和高卢罗马精英之间的宗教屏障降低了很多，这对法兰克王国后来的成功很关键。

蛮族国王接管罗马世界的另一个方式是法律。他们不是只靠口头传统和武力统治，而是发布拉丁文法典，并且大量借用罗马帝国法、罗马行省法，可能也混入了一些部落习惯法。西哥特法典从五到七世纪逐步形成；勃艮第王西吉斯蒙德在 $517$ 年颁布法书；法兰克王克洛维时期也编成一部融合罗马行省程序和日耳曼程序的法典。这里的重点是：这些“蛮族王国”并不是反罗马的纯粹外来政权，它们在努力使用罗马留下来的行政语言、法律格式和统治技术。

意大利的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统治意大利时，身边有一批受过古典教育的罗马行政官、法官和官员。Boethius，也就是波爱修斯，在等待以叛国罪被处死时写下《哲学的慰藉》；Cassiodorus，也就是卡西奥多鲁斯，则替狄奥多里克写官方书信。你可以把这个场景想成一种很吊诡的连续性：皇帝没了，西罗马政治壳子塌了，但拉丁文官僚、古典教育、法律文书、罗马精英服务国家的习惯还在，只不过服务对象从罗马皇帝变成了东哥特国王。

然后作者突然转到一个更结构性的变化：城市中等阶层的消失。这比“蛮族国王出现”更深。罗马城市传统上有一批 curiales，也就是城市议事会成员、地方中等精英。他们负责为城市征税，如果税收不足，还要自己补亏。以前这给他们带来威望，但四世纪以后，新的土地税和人头税让他们负担越来越重。与此同时，真正的大地主住在乡下大庄园里，有护卫、有奴隶，也更容易逃避纳税。结果税负落到更穷的人和城市中等阶层身上。很多 curial 家族为了逃避自己无法承担的税务，投靠大地产主，用自由身份换取土地和保护。到七世纪，富人基本赢了，蛮族国王也不再认真征收普遍税。

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它解释了“罗马城市文明”为什么会空掉。不是说蛮族一来，城市立刻被烧光，而是原本支撑城市自治、税收和公共生活的中等精英被财政制度压垮，最后被吸入乡村大地产秩序。城市还在，但它不再是古典时代那种商业、行政、公共生活共同繁荣的地方。它变成政治和宗教中心，而不是人口密集、经济活跃的城市社会。

图尔就是作者举的例子。图尔在高卢，约 $400$ 年围绕主教建筑群建了城墙，但城墙内真正常住的人不多，主要是主教和他的随从。与此同时，罗马人原本按照传统把墓地安排在城外，可是在城外圣马丁墓上方出现了一座教堂，反而变成吸引乡村居民和远方朝圣者的中心。旁边还建了洗礼堂，给来求奇迹的朝圣者的婴儿施洗。有些人甚至长期住在墓旁。Gregory of Tours 记载了虔诚女性 Monegundis，她离开丈夫、家庭和房屋，到圣马丁墓前祈祷、禁食、守夜，并在附近小房间定居。作者借这个例子说，考古发现墓地附近有半永久住所，并不奇怪。

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结构反转：古典罗马城市把死者排除在城外，墓地是城市生活边缘；基督教新秩序却把圣徒墓变成新的中心。城市中心空了，城外墓地活了。过去令人畏惧、需要隔离的死者，现在通过圣徒崇拜变成庇护、治病、朝圣和共同体凝聚的来源。这个变化和前面“the sources of God’s grace” 完全接上：神圣不再主要在家庭神、城市庙宇或帝国祭祀中，而是在圣徒遗骨、圣餐、主教和修道者那里。

乡村化还带来了地方化。长距离地中海贸易没有完全停止，但变慢、变弱、变得不均匀。作者用陶器说明这一点：六世纪时，沿地中海海岸的人，即使是比较普通的人，可能仍然能用到大规模生产的北非红陶；但内陆地区很多人只能用本地手工陶器，因为区域交换网络正在替代更远距离的商业连接。不过作者又马上补了一层：不能把这说成完全封闭。北欧墓葬中发现象牙环、玻璃、珠子、半宝石等物品，说明富人仍然能接触到来自拜占庭、东地中海甚至更远地方的物品。也就是说，西方不是“贸易彻底崩溃”，而是普通人的物质世界更地方化，富人的奢侈品网络仍然跨区域存在。

接着作者讲西方教会如何进入新秩序。富人仍然有物质资源，而主教经常来自这些富人家庭。许多主教是在晚年成为主教的：他们已经结婚、生下继承地产的孩子，后来才进入主教职位；妻子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理论上不再同床。这个细节很关键，因为它说明六世纪的主教不是和世俗财富完全切断的纯宗教人，而是大地产、贵族家庭、城市权威和教会圣职的交汇点。教会不是站在新秩序外面批判它，而是深深嵌入土地财富和地方权力之中。

修道院也开始成为重要的法人土地拥有者。修士很特殊：他们不是普通平信徒，因为他们把整个人生交给宗教；但他们通常也不是神职人员，因为很多修士并未被祝圣为司铎。所以他们处在 laity 和 clergy 中间，却越来越受尊敬。作者把修士生活和安东尼那种“每日殉道”联系起来：他们放弃个人财富、家庭关系和世俗职务，用一种持续的禁欲生活替代早期殉道者的流血牺牲。修道院可以是男修院、女修院，也可以男女都有但分开居住。关键是他们服从一套 rule，也就是会规，让生活稳定、有秩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本笃会规。阿尔勒主教 Caesarius 曾分别为妹妹管理的女修院和侄子管理的男修院写会规；但意大利的圣本笃在 $530$-$560$ 年间写出的会规后来影响最大。到九世纪加洛林帝国时期，本笃会规成为西方修道生活的规范。它强调 obedience 和 humility，也就是服从与谦卑；一天被切割成祈祷、阅读和劳动的时段，其中最核心的是 liturgy，不只是弥撒，而是每天七次、夜里一次的正式礼拜。修士按时咏唱 Offices，其中大多是《诗篇》。一周结束时，修士应当唱完整部 $150$ 篇诗篇。

这一套制度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把一种原本可能非常激烈、反世俗、逃离社会的禁欲冲动，变成了可以被贵族、主教、教皇、国王支持和利用的稳定制度。圣本笃的 Monte Cassino 修道院离罗马不远，既足够远，可以表现为逃离社会；又足够近，可以与教皇权威发生联系。教皇 Gregory the Great 还写了本笃传记，赞扬他的会规。于是修道生活获得了官方教会和上层社会的认可。

这里有一个悖论：修士个人放弃财富和权力，但修道院作为机构却变成财富和权力的伙伴。富人给修道院捐赠土地和财物，因为修士被看作德行榜样，他们的祈祷被认为能直达上帝。和修道院结盟，就等于和一种高强度神圣资源结盟。所以修道院既是逃离世界的地方，也是新世界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它是反世俗的，又非常世俗地拥有土地、收受捐赠、连接贵族。Rosenwein 说基督教逐渐被“domesticated”，就是这个意思：基督教被驯化、安置、制度化，用来满足新秩序的需要；但同时它也在反过来塑造新秩序。

Monegundis 的例子又被拉回来说明这个“驯化”过程。她敢去图尔城外墓地，不是因为那里没有死者，而是因为圣马丁的力量已经把恶魔驱走。坟墓不再是危险边缘，而是神圣中心。就像本笃修道院给男性提供了军队和学校之外的声望道路，Monegundis 这样的女性也通过退入小房间、禁食祈祷，建立起一个女性虔修共同体，而不是进入婚姻。她临终前祝福油和盐，供病人请求祝福时使用；这些物品被小心保存，类似圣遗物。于是神圣进入了乡村、墓地、病痛、日常物件和女性共同体。

这时 Plate 1.10 的圣遗物盒就不是一个装饰品说明，而是整段论证的视觉证据。这个圣遗物盒像一个小石棺，镶嵌珐琅、半宝石，上面写着某位 Theuderic 司祭为圣 Maurice 制作此物。为圣徒遗物制作华丽容器，本身就是一种虔诚行为。它说明新秩序里的神圣不只是观念，而是被放进容器、嵌入宝石、捐赠给修道院或教堂，成为可以被观看、保存、朝拜、交换声望的物质对象。

然后作者转向东方：$476$ 年之后，东方也有新秩序，但变化一开始没有西方那么明显。因为东方仍然有皇帝，而且权威很强；城市继续繁荣，小城受教育精英可以去君士坦丁堡做行政官、公务员、财政顾问。西方蛮族国王越来越向大地主让步，最后放弃普遍税；东方皇帝反而比以前更有效地征收国家收入。也就是说，同样是“罗马世界转型”，东西两半的路径很不一样：西方是税收体系和城市中间层瓦解，东方是国家机器继续运转。

法律编纂是东方延续罗马国家能力的重要标志。$438$ 年的《狄奥多西法典》收集帝国一般法令和个案裁决。西方蛮族法典试图模仿这种成就，但真正压过它们的是查士丁尼的法律工程：$529$ 年颁布、$534$ 年修订的《查士丁尼法典》，以及 $533$ 年整理罗马法学思想的《学说汇纂》。从此东方罗马帝国法律大体被固定下来，虽然后来在东方常被希腊文摘要取代；在西方，这些法典要到十二世纪才重新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东方不是单纯强盛。五、六世纪东方帝国在重新调整优先级。西哥特人洗劫罗马时，狄奥多西二世没有派军队去救，而是在君士坦丁堡修城墙。道路失修时，查士丁尼让很多道路继续坏下去。斯拉夫人压迫巴尔干边境时，他也让他们进入。这个“retrenchment”，即收缩或退守，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资源必须重新配置。东方罗马正在把防御重点放在自己核心区域和东方边境，而不是无条件维持旧帝国每一寸空间。

更严重的是瘟疫与气候。$541$ 年，查士丁尼帝国遭遇第一次有记录的鼠疫大流行，病原体是 Yersinia pestis，也就是鼠疫杆菌。这场疫情持续影响约两百年。再加上突然的气候变化，东方帝国遭遇异常寒冷和霜冻。作者引用同时代观察，说这场灾难几乎像要消灭整个人类。这里要注意：Rosenwein 的叙事不是只讲政治人物决定，也把疾病和气候放进罗马转型的解释中。帝国不是单纯被蛮族打垮，也是在瘟疫、气候、财政、军事和行政选择的共同压力下变形。

查士丁尼仍然尝试恢复旧罗马版图。他出兵收复北非和意大利，表面上成功了，但代价巨大。意大利被战争破坏，反而更容易被后来的外来者攻击；东方帝国经济也被严重削弱。查士丁尼的继承者最终无法守住他的再征服成果。这个部分很适合和全章主题对应：恢复罗马的努力本身加速了罗马世界的新变化。查士丁尼想让帝国重新像从前一样完整，但他的胜利是昂贵而脆弱的胜利。

查士丁尼还重新塑造皇帝形象。他借鉴波斯“王中之王”的庄严仪式和宫廷排场，又把皇帝放进基督教会的崇高位置中。他出身不高，却很会调用古老帝国传统。经历针对税收的民众暴动后，他展开大规模建筑计划，建造教堂、医院、济贫院。君士坦丁堡的 Hagia Sophia，也就是“圣智大教堂”，是在暴动中被烧毁后重建的，它巨大的穹顶仿佛悬浮在建筑上方，成为皇帝权力和基督教宇宙秩序的象征。

Ravenna 和 San Vitale 则是查士丁尼在西方留下政治—宗教存在感的典型案例。拉文纳从 $402$ 年起取代罗马成为西部帝国首都，后来又是东哥特统治意大利的首都。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后，需要在这个城市里证明自己是真正统治者。他有天然盟友：当地受阿里乌派东哥特统治压抑的天主教徒。San Vitale 当时仍在修建中，查士丁尼通过这座教堂把自己的统治永久嵌入城市空间。

San Vitale 的马赛克是整节后半部分的重点。它不是单纯美术史插图，而是在展示新秩序里“天国—教会—帝国”的合一。主祭坛后方的 apse 中，年轻的基督坐在蓝色圆球上，两侧是天使，脚下有天堂四河、百合和玫瑰；一边是建造教堂的主教 Ecclesius，把教堂模型献给基督；另一边是殉道圣人 Vitalis，从基督那里接受殉道冠冕。下面两侧则是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皇后的马赛克。查士丁尼有光环，戴冠，手持装圣餐饼的金盘；狄奥多拉也有光环，手持装圣餐酒的金杯。

这一套图像构成一个“礼物循环”：狄奥多拉把圣餐杯献给基督和祭坛；Ecclesius 把教堂献给基督；基督把冠冕给圣 Vitalis；查士丁尼再把圣餐盘献回基督和祭坛。也就是说，皇帝、皇后、主教、圣徒、基督和圣餐被放进同一个互赠结构。政治权力不是站在宗教外面，而是作为献礼者参与神圣礼仪；教会也不是独立于帝国，而是在帝国捐赠、主教权威和圣徒崇拜中获得形态。Rosenwein 说 San Vitale 的 apse 无缝合并天堂与尘世、教会与国家，这不是夸张，它就是图像本身的政治神学。

拉文纳因此成为早期基督教世界的一个中心。后来伦巴第人占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以后，东方“罗马人”仍保有从拉文纳到罗马的一条沙漏形土地。拉文纳周围有波河河口的沼泽和水域，防御性强，又靠近重要港口，所以它成了东西方连接的关键节点。但东方帝国真正的注意力并不在拉文纳，而在东方的波斯。萨珊波斯不断挑战东方罗马霸权，两大强权在六世纪彼此试探、对抗，都以为胜利者会得到战利品；但作者最后埋了一个转折：他们没有想到真正的赢家会是一个新出现、此前几乎没人听说的群体——穆斯林。

所以这一节最后其实是给第二章做铺垫。到 $600$ 年左右，罗马世界已经不是 $300$ 年的那个罗马世界。西方政治上由蛮族王国继承，但这些王国深受罗马法律、拉丁文行政、土地制度和主教网络影响；经济社会上，城市中等阶层衰落，乡村大地产和富人权力加强；宗教上，圣徒墓、圣遗物、修道院、主教和圣餐构成新的神圣地理；东方仍然是罗马帝国，但在瘟疫、气候、财政、波斯战争和查士丁尼再征服的代价中逐渐收缩。全章总结说，三世纪危机使旧罗马精英降级，基督徒、蛮族、行省力量进入中心；罗马人邀请蛮族进入，却拒绝承认他们的需求，等到拒绝时已经太晚，因为蛮族已经是帝国的一部分，并在西方接管了帝国。

这一节可以压成一句话：六世纪的新秩序不是罗马消失，而是罗马被土地贵族、蛮族国王、主教、修道院、圣徒崇拜和东方皇帝各自继承、拆分和重组。 西方的“罗马性”变得更乡村、更地主化、更教会化；东方的“罗马性”更官僚、更希腊化、更基督教皇权化，并且越来越把重心放向与波斯、后来与伊斯兰世界相遇的东方。

The emergence of sibling cultures(c.600-c.750)

Saving Byzantium

这一节 SAVING BYZANTIUM 可以译成“拯救拜占庭”或者“拜占庭如何活下来”。它其实不是在讲拜占庭如何重新变成查士丁尼时代那种大帝国，而是在解释：七世纪的东罗马帝国遭遇波斯、阿拉伯、斯拉夫、阿瓦尔、保加尔、瘟疫、城市衰退、财政压力和宗教危机以后，为什么没有像西罗马那样消散，而是缩成一个更小、更硬、更乡村化、更军事化、更希腊基督教化的国家。

开头先要抓住一个概念问题：Byzantium / Byzantine Empire 是现代史学家的叫法。当时这些人并不自称“拜占庭人”，他们仍然自称 Romans，国家叫 Romanía。也就是说，在他们自己的理解里，帝国没有断裂成一个新文明，它仍然是罗马帝国，只是这个罗马帝国已经和奥古斯都、君士坦丁、查士丁尼时代很不一样了。Rosenwein 在这里延续了全书的大主题：罗马性不是一下子死掉，而是变形。到七世纪，东部罗马已经变到现代人忍不住给它换名字的程度，但它自己仍然认为自己是罗马。

这一节的总背景是：拜占庭先和萨珊波斯打，再和阿拉伯穆斯林军队打。查士丁尼那种“恢复整个罗马世界”的雄心已经没了。到 $700$ 年左右，它失去了北非、失去了西班牙小据点，只勉强保留意大利和希腊的一些残片，核心大体收缩到安纳托利亚和君士坦丁堡周边。书里说，它变成了一个中等规模国家，大约在今天土耳其的位置，但比今天土耳其还小一些。重点是：它小了，但更结实了。不是帝国式扩张机器，而是一个防御型、税收型、军事化的紧凑国家。

它能活下来的第一件法宝是 君士坦丁堡。这个城市的城墙非常强，不只是围住城市本身，也把农田和牧场包在里面。也就是说，它不是一座纯粹消费型首都，而是一座在围城状态下仍可维持一定生存能力的堡垒型首都。皇帝和官员继续以罗马皇帝、罗马国家的名义从剩余行省征收传统土地税。这个税收能力非常关键，因为它让国家能按时给士兵、水手、宫廷官员发薪。西罗马后期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家财政和军队控制不断破裂，而拜占庭此时虽然缩小了，却仍保留了一个能收税、能发薪、能调配军需的国家机器。

第二件法宝是海军和所谓 Greek fire / 希腊火。这是一种以原油和树脂为基础的燃烧混合物，可以加热后通过管子喷射到水面上，点燃敌船。它在象征意义上也很重要：拜占庭不只是靠陆上防御，它仍然有技术、舰队和地中海行动能力。哪怕帝国已经不再控制整个地中海，它也没有退化成一个单纯内陆小国。

第三件法宝是军事制度调整。原本帝国军队很多是边防军，驻守在边疆线上。但面对阿拉伯进攻，拜占庭把军队往帝国内部撤，组织成大型区域防御单位，叫 strategiai，字面意思是“将军的指挥区”，由 strategoi，也就是将军统领。这些单位不只是军队，也和地方供应、税收、堡垒体系连在一起。官员被派到帝国各地，为军队征集粮食和武器，既可以以实物税形式收取粮食，也可以代表国家购买军需。这样，拜占庭从一个边境扩张型帝国，变成一个依靠区域防御、堡垒、税粮和地方军事化维持生存的国家。

然后作者讲 波斯战争。萨珊波斯和罗马一样古老、自负、野心巨大。其首都在泰西封，国王号称“王中之王”。波斯王 Chosroes II，也就是霍斯劳二世，像半个世纪前的查士丁尼一样，梦想恢复古代辉煌，只不过他想恢复的是薛西斯、大流士时代的波斯帝国。$602$ 年，拜占庭皇帝 Maurice 被 Phocas 推翻，帝国内部混乱，霍斯劳二世趁机入侵。波斯军队接连拿下 Dara、Theodosiopolis、Damascus、Jerusalem、Alexandria，到 $621$ 年左右整个埃及都落入波斯手中。

这段要注意，波斯不是小规模劫掠，而是几乎要把东罗马的核心财富区一口吃掉。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都是极重要的富庶地区，尤其埃及长期是帝国粮仓。失去埃及，对于拜占庭不是边疆损失，而是财政、粮食、行政、宗教中心的综合崩塌风险。

Heraclius，也就是希拉克略，在 $610$-$641$ 年统治。他后来设法反攻，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手段扭转局势。到 $630$ 年，波斯夺走的土地名义上又回到拜占庭手中。地图上看好像一切复原了，但 Rosenwein 强调，这只是地图上的假象。实际被争夺的城市已经人口减少、破败不堪；萨珊和拜占庭双方的军队与财政也都被耗空了。也就是说，拜占庭打赢了，却是惨胜；波斯被打退了，但两个老帝国都被消耗到非常虚弱。这个虚弱马上为阿拉伯穆斯林军队的扩张创造了空间。

与此同时，巴尔干也在失控。斯拉夫人进入巴尔干，他们主要是农民和畜牧者；有时和阿瓦尔人一起行动，阿瓦尔是多族群的骑马战士和游牧/半游牧群体。后来保加尔人也来了，他们说突厥语，原本是游牧群体，在 $670$ 年代开始进入今天保加利亚一带，并在 $680$ 和 $681$ 年击败拜占庭军队。到 $700$ 年时，拜占庭已经几乎控制不了巴尔干半岛。结果是很深的：过去罗马帝国东西两半交汇的巴尔干，现在变成由保加尔、阿瓦尔、斯拉夫造成的一道楔子，把东方和西方隔开了。

所以拜占庭的“缩小”有两个方向。一方面，东南部和南部被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夺走，包括旧罗马“围巾”的下半圈，也就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北非等地；另一方面，西北部的巴尔干被斯拉夫、阿瓦尔、保加尔等群体切割。拜占庭不是从四面八方均匀收缩，而是被迫集中到安纳托利亚、君士坦丁堡、爱琴海和少量希腊/意大利据点。它从“地中海帝国”变成“安纳托利亚—君士坦丁堡国家”。

接下来是城市衰退和乡村退守。Rosenwein 说，拜占庭原本建立在希腊—罗马城市文化之上，但这种城市文化早就开始让位；入侵、劫掠和查士丁尼瘟疫加速了这一过程。很多原本是贸易、行政和公共生活节点的城市消失了，或者被迫改造自己：有些变成堡垒，有些被废弃，有些只剩骨架式的行政中心。市场、剧场、广场这些公共活动空间衰退，教堂活动和家庭私人事务变得更重要；旧的城市中心被改造成教堂。城市不是完全没有了，但不再是拜占庭生活的核心。

君士坦丁堡是例外，但也只是部分例外。它的人口也减少，城墙内一些原本有人住的地区被废弃，甚至变成农田。但它仍然是拜占庭教会和国家的首都，所以仍有非常活跃的上层社会：宫廷人员、官僚、神职精英聚集在那里。它也保留了一定贸易和工业，哪怕在七世纪战争最黑暗的时候，城里仍有酒馆、妓院、商人和货币经济，丝绸工坊也继续运作。这很重要，因为它解释了拜占庭后来为什么还能复兴：不是所有城市制度都死了，最关键的城市制度被君士坦丁堡保存下来，等战争压力减轻后，商业和行政仍有恢复的基础。

城市衰退的另一面是乡村上升。农业一直是拜占庭经济的骨架。除了国家、教会和少数富有个人这样的大的土地所有者，多数拜占庭人是自由或半自由农民。在安纳托利亚内陆高原，阿拉伯袭击来临时，农民常常不得不放弃农田，有些可能临时加入牧民，把牲畜赶到高地躲避。在和平地区或和平时期，农民经营小块土地，有的是租来的，有的是自己拥有的；他们放牧、种谷物、照料果园。拜占庭的新社会基础，不是古典城市公民，而是乡村农民、地方军区和国家征税系统。

这也带来国家对普通人的直接控制加强。传统城市议事会成员，也就是 curiales 消失以后，城市及其乡村腹地不再通过旧式城市自治缓冲，而是由皇帝任命的地方长官和地方“显贵”直接管理。这些地方显贵包括主教和受皇帝青睐的大土地所有者。国家于是更直接地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书中提到，帝国开始推行一种很彻底的“家庭价值”议程：限制离婚理由，惩罚婚姻不忠，禁止堕胎；同时也加强母亲对子女的权力，让寡妇成为未成年子女的合法监护人。

这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价值”政治，但确实说明拜占庭国家和教会在重新塑造社会秩序。古典城市文化重视公共生活、修辞教育、古典文学和公民身份；七世纪以后，教育仍然重要，但对虔诚基督徒来说，读古典作品的重要性下降，学习《诗篇》上升。人的文化理想从“受过古典教育的城市精英”，转向“懂得基督教文本、服从家庭和教会秩序的信徒”。

这种基督教化也进入节庆和身体实践。$691/692$ 年君士坦丁堡的 Quinisext council 禁止一些被视为异教残余的风俗，比如三月一日跳舞、节日戴滑稽面具、化装舞会中的男女易装。这里非常值得注意：基督教化不是只改变“我信什么”，也改变“我怎么过节、怎么穿衣、怎么表演身体、什么娱乐被允许”。它把民间习俗、节庆身体和性别表现都纳入教会规范。

然后作者突然把镜头拉到北非摩洛哥的 Volubilis / Walila。这看起来像插了一段考古案例，其实是在用一个地方证明整个罗马世界的物质转型：从高度城市化的罗马生活，转向更乡村、更地方化、更小规模的生活。Volubilis 位于今天摩洛哥 Meknes 附近，前罗马时代已经存在，后来被罗马吞并。早期考古者关注的是宏伟罗马遗迹：广场、豪宅、马赛克地板。但新考古学更关注整个遗址的物质文化，包括人类、植物、动物遗存，以此追踪数百年的变化。

Volubilis 很有意思，因为它看起来很“罗马”：有 forum，有主街 decumanus maximus，有铺路、柱廊、店铺、引水渠、公共喷泉、浴场、私人住宅供水，还有带柱廊庭院和复杂马赛克的大宅。但居民主要是本地人。即使负责税收的 curiales 和建造房屋的人，也多来自本地人口。也就是说，“罗马化”不是一批意大利人搬来殖民后复制罗马，而是本地精英和居民主动采用罗马城市样式，并乐于把自己理解为 Roman。即使三世纪危机后戴克里先撤走罗马军队，当地精英仍继续按罗马风格修建豪宅，甚至更奢华。

但到五或六世纪，旧城大体被废弃，可能和地震有关。旧城区后来变成墓地；六世纪修起新墙，墙西侧出现新居住区。新的 Berber / Imazighen 居民迁入，其中一些是基督徒，这可以从带日期的墓志铭看出。新城没有引水渠，靠井和河取水；住房也很小，通常一两间，旁边有谷仓和储藏区。这就是从“罗马城市”到“地方乡村聚落”的转换。后来伊斯兰军队来到这里时，它已经不再有真正城市性，而叫 Walila。到八世纪末，它又经历新一轮建设，但那是后面章节的故事。Rosenwein 的总结是：$750$ 年以前，Volubilis/Walila 经历了和拜占庭、欧洲类似的转型，从高度城市生活变为大体乡村生活。

最后一大段是 Iconoclasm / 圣像破坏运动。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因为你们课表后面还专门有 “The Iconoclasm Crisis”，讨论 John Damascene 的《Divine Images》。这节先给背景：基督教信仰如何采取物质形态？一种是墓志铭，一种是圣物和圣物盒。东方和西方一样，圣徒遗物会被放在贵重容器里，有的在教堂祭坛下，有的被虔诚信徒放在家中。很多圣物盒装饰宝石、金属，也有基督、圣徒、圣母玛利亚的图像。

大约 $680$ 年以后，图像在拜占庭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支持圣像的人来说，神圣最好通过可见、可触摸的东西被人把握。于是有圣像说话的传说，人们向圣像鞠躬，圣像不只是 divine beings 的 representation，不只是“画了一个神圣人物”，而像圣物、圣物盒一样，成为 holy 的 container，也就是神圣的容器。这个逻辑和前面圣徒遗物完全连在一起：神圣不是抽象教义，而可以被骨头、布片、盒子、图像、祭坛、圣餐承载。

为什么七世纪末圣像崇拜会变强？因为危机太多。瘟疫、地震、战争，尤其阿拉伯进攻，让拜占庭人不得不解释：如果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为什么会遭受这些灾难？一个常见答案是：因为我们犯罪，上帝发怒。那怎么办？寻找新的方式重新获得神恩。圣物继续重要，圣像也被许多人看作接近神圣力量的途径，修士和修女尤其支持这些图像。

但这很快引发反弹。皇帝 Leo III the Isaurian，也就是利奥三世，也认为灾难说明上帝在惩罚拜占庭人；但他认为罪不在于不够敬拜图像，而恰恰在于他们崇拜图像，犯了偶像崇拜。$726$ 年爱琴海发生可怕火山喷发后，利奥似乎公开谴责圣像。旧说认为他派士兵拆下皇宫 Chalke 门上的巨大基督金像，换成十字架；但 Rosenwein 按 Brubaker 和 Haldon 的新研究提醒，这件事没有同时代材料记录，很可能是后世传说。不过，利奥确实在皇宫前竖起十字架。十字架是抽象符号，不是人物图像；它既强调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意义，也强调十字架在帝国胜利中的角色。

$730$ 年，利奥要求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接受新政策：移除圣像，或者至少在圣像引发“不正确崇拜”时把它们边缘化。这里的分歧不是“要不要艺术”，而是“神圣能不能被物质图像捕捉”。反圣像者认为，用物质图像表现神圣会污染神圣的纯洁。基督自己已经通过圣餐里的面包和酒规定了自己应如何被代表，除此之外不应再用图像表示他。至于圣徒，他们已经与上帝同在，不应该被“死的艺术”和普通物质召回。

但是 Rosenwein 还讲了一个更社会史的解释：反圣像不只是抽象神学，也和谁控制神圣资源有关。圣物通常需要教会授权、祭坛、主教和礼仪来管理；但图像可以无限复制，不一定经过神职人员控制。修道院又是圣像的重要支持者和生产/供奉中心，这会侵蚀主教和神职体系对神圣力量的垄断。所以 iconoclast churchmen，即反圣像教士，反对图像也有制度利益：他们想把神圣重新放回更容易由神职体系控制的渠道里。

$754$ 年，一次主教会议和皇帝一起正式禁止圣像。后来支持圣像的一方经常说反圣像者大规模毁坏图像，但 Rosenwein 很谨慎地说，反圣像者似乎很少真正抹除既有圣像。不过确实有例子保留下来，比如圣索菲亚大教堂一间牧首使用的房间，原来马赛克中有圣徒像章；反圣像时期，这些人物图像被凿掉，换成十字架。Plate 2.1 就展示了这一点：圣徒图像和铭文被挖去，金色十字架被镶上，周围用彩色玻璃/石块让十字架发光。新建教堂也常从一开始就用十字架，或用装饰纹样、树木、鸟、狩猎、赛马等非神圣题材。

但从长远看，反圣像失败了。圣像禁令持续到 $787$ 年，后来 $815$-$843$ 年又以修改后的形式复活一次，但最终结束。支持圣像的一方在八世纪逐渐发展出更系统的神学论证。此后，在拜占庭/东正教传统里，敬礼圣像成为正常宗教实践。换句话说，拜占庭经历了一场关于“神圣能否可视化”的巨大内战，最后答案是：可以，但要通过正统神学解释为 veneration，而不是 worship；是敬礼，不是把木板和颜料本身当神。这一点后面读 John Damascene 时会非常关键。

所以整节的逻辑其实很紧。标题叫 Saving Byzantium，但它讲的“拯救”不是单一胜利，而是一系列收缩后的再组织。军事上，拜占庭放弃查士丁尼式大帝国野心，靠君士坦丁堡、税收、海军、希腊火、strategiai 和堡垒防御活下来。地缘上，它失去北非、埃及、叙利亚、巴尔干大部，被压缩成以安纳托利亚为核心的中型国家。社会上，城市衰退，乡村和农民变得更中心，国家直接管到家庭、婚姻、教育和节庆习俗。文化上，古典城市生活让位于基督教文本、圣物、圣像和教会规范。宗教上，拜占庭人把危机解释为上帝惩罚，于是围绕“如何重新获得神恩”发生圣像崇拜和圣像破坏的冲突。

一句话说，这节不是讲拜占庭如何保持原样，而是讲它如何通过变小、变硬、变乡村、变军事化、变更彻底的基督教国家而保存下来。它保存的是“罗马帝国”这个自我理解和国家连续性，但它保存的方式，恰恰是放弃旧罗马世界里最典型的许多东西：大地中海帝国、繁荣城市网络、古典公共文化，以及对所有旧领土的实际控制。

The rise of the “best community”: Islam

这一节 THE RISE OF THE “BEST COMMUNITY”: ISLAM，可以译成 “‘最佳共同体’的兴起：伊斯兰”。它在全章里的位置很重要：前面讲拜占庭如何在七世纪危机中缩小、军事化、基督教化，从而“活下来”；这一节则讲另一个新兴的“神之民”如何从阿拉伯半岛出来，在不到一个世纪里重塑整个东地中海、西亚、北非和伊比利亚的政治版图。Rosenwein 的重点不是把伊斯兰当成“欧洲之外的外来者”，而是把它放在同一个后罗马世界里：它和犹太教、基督教敬拜同一个上帝；它从拜占庭和波斯之间的边缘地带兴起；它征服之后又吸收了拜占庭、波斯、叙利亚、埃及等地的行政、艺术和文化资源。也就是说，伊斯兰不是这门课的插曲，而是“罗马之后的兄弟文化”之一。

标题里的 “best community” 来自《古兰经》对穆斯林共同体的表述。这里的 community 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也不是单纯部落联盟，而是 ummah，信众共同体。Islam 的字面意思是“服从上帝”或“归顺上帝”，Muslim 就是“服从者/归顺者”。这一下就把身份基础从血缘、部落、城市、帝国公民身份，转到了一个新的轴线上：一个人属于共同体，不是因为他来自哪个祖先、哪个城市、哪个帝国，而是因为他服从同一个上帝。Rosenwein 一开头就把穆斯林和拜占庭人并置：二者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人民，只不过拜占庭是基督教帝国式的神民共同体，伊斯兰则通过《古兰经》、穆罕默德和 ummah 建立出新的神民共同体。

这一点对于阿拉伯半岛来说是革命性的。伊斯兰兴起以前，阿拉伯不是一个统一社会，而是由许多部落、绿洲定居者、商人、农民、游牧民构成的复杂世界。它夹在两个大帝国之间：西北方向是拜占庭，东北方向是萨珊波斯。它受到两边经济和文化的吸引，也受到两边政治压力的牵动。书里特别提醒，虽然 “Arab” 这个词与骆驼牧民有关，很多人想象前伊斯兰阿拉伯就是游牧社会，但实际上多数人口是定居的。西南部降雨较多，有农民耕种；其他地方人们聚居在绿洲，种植椰枣；一些绿洲共同体足够繁荣，可以养活商人和手工业者。无论游牧还是定居，人们大多以部落组织自己，部落成员认为自己来自共同祖先。

所以 Muhammad 所提出的“一共同体”并不是在空白地带建国，而是在一个高度部落化的社会里重新安排忠诚。以前人的身份首先是某个部落的人，部落荣誉靠诗人宣传，靠袭掠、交易、婚姻、血缘和共同祖先维系。Rosenwein 提到诗歌，是因为前伊斯兰阿拉伯已经有发达的口头和文学文化。诗人像部落的公共发言人，为本部落赞美、嘲讽、哀悼、怀旧，替共同体制造声望。伊斯兰后来以《古兰经》为核心，而《古兰经》本身又是被 recite，也就是诵读出来的启示，这就不是偶然：它兴起于一个对语言、朗诵、诗性表达和公共言说极其敏感的文化世界。

麦加是这个世界中的关键地点。Rosenwein 说伊斯兰开始时主要是定居者的宗教，虽然它后来从贝都因人那里获得军事支持。麦加是商业中心，是商队出发地，商人把部落产品，尤其皮革制品和葡萄干，运往叙利亚边境更城市化的地区。麦加同时也是圣地，核心是 Ka‘ba / 克尔白。在伊斯兰以前，克尔白周围有许多神像；圣域内部禁止战争和暴力，因此朝圣、交易、集市活动可以在这里进行。也就是说，麦加的宗教性和商业性本来就是绑在一起的。Muhammad 的一神论信息会触动麦加贵族利益，正是因为古老多神圣地不仅是信仰问题，也是商贸、部落威望和 Quraysh 权力结构的问题。

Muhammad 出生在这个商业和宗教中心。他幼年成为孤儿，由叔父照顾；叔父属于控制麦加和克尔白的 Quraysh 部落精英。Muhammad 后来成为商人，结婚生子，似乎生活安定，但他常离开家，到附近山中祈祷。传统认为，大约 $610$ 年起，他在那里开始接受启示。核心命令是 “recite”，即“诵读”。他所诵读的上帝话语后来由同伴写在羊皮纸等材料上，经过整理，成为《古兰经》。书中特别展示了 Plate 2.2，一页早期《古兰经》残片，放射性碳测年为 $568$-$645$ 年，这个时间很早，因此也让学者重新思考传统说法中《古兰经》启示与定本形成的时间。图像上可以看到经文章节之间用红色装饰分隔，诗节以点状标记区分，这说明《古兰经》很早就不仅是口头诵读，也成为高度神圣化的书写文本。

《古兰经》在穆斯林那里不是单纯“经文选集”，而是覆盖人的全部经验：历史、预言、法律、道德、来世。Rosenwein 在这里讲了一些具体社会变化。伊斯兰禁止杀女婴，因此给予女孩和女性新的尊严；它允许一夫多妻，但限制为最多四妻，并要求公平对待；它规定嫁资，也给予女性某些继承权。早期女性甚至和男性一起祈祷，只是这种做法到八世纪结束。这里作者不是说伊斯兰建立了现代性别平等，而是说在前伊斯兰部落社会背景下，它确实重新安排了家庭、女性和财产继承秩序。

更重要的是，核心社会单位发生变化。部落仍然存在，但 nuclear family，也就是核心家庭，被强调起来；这一点和拜占庭差不多同时发生。Rosenwein 说，在伊斯兰里有三个基本社会事实：个人、上帝、ummah。这个判断很关键。它意味着伊斯兰共同体中没有基督教那种神职中介体系：没有司祭作为人神之间的必要中介，没有圣餐，没有圣像，没有圣遗物。Jesus 在伊斯兰里存在，但只是先知，不是神子。这里刚好和前面拜占庭圣像、圣餐、圣徒遗物的讨论形成强烈对照：拜占庭的神圣高度物质化、礼仪化、圣像化；伊斯兰则强调上帝与信众之间的直接关系，强调启示、律法、祈祷和共同体，而不是圣物系统。

早期伊斯兰的虔敬理想也和基督教修道主义不一样。前面我们看过圣安东尼、本笃、Monegundis 这种禁欲路线：逃离婚姻、财产、身体欲望，通过禁食、独处、祈祷接近神。Rosenwein 明确说，早期穆斯林的 righteous life 并不要求 asceticism，也就是不要求禁欲主义。正当生活包括生活在世上、结婚、生子，在一切事中记念上帝。人可以享受上帝赐予的适度快乐，只要不过度。这一点非常适合考试比较：基督教晚古典传统里，圣性常常通过离开普通社会、克制身体、拒绝婚姻来表现；早期伊斯兰的德性则更强调在日常社会中服从上帝、组织家庭、履行义务。

Muhammad 在麦加的宣讲不受欢迎，因为 Quraysh 部落利益和克尔白多神崇拜深度绑定。但他的消息在 Medina 受到欢迎。Medina 是麦加东北约两百英里的绿洲，当地部落冲突不断，希望 Muhammad 来调解争端。$622$ 年，他从麦加迁往 Medina，这就是 Hijra / 希吉拉。这件事之所以成为伊斯兰纪年的开端，是因为它不只是一次逃亡，而是一个共同体建成的时刻：Muhammad 在 Medina 不再只是宗教启示的传达者，也成为政治领袖、仲裁者、军事组织者。Rosenwein 说，这种政治与宗教领域的结合，为此后伊斯兰政府设定了模式。

接下来是 Muhammad 如何巩固领导权。书里说他主要处理三组力量：Medina 的犹太氏族、麦加人、游牧民。对 Medina 的犹太氏族，他通过驱逐、有时杀戮的方式排除主要竞争者。对麦加人，他进行了多次战争，其中 $624$ 年 Badr 战役是伊斯兰第一次军事胜利。经过一系列战役，他在 $630$ 年占领麦加，对多数居民采取宽恕政策，而他们转而皈依伊斯兰。对贝都因游牧群体，他与许多部落结盟，把他们的武装纳入自己的军队。于是战争被整合进新宗教中，成为穆斯林为上帝之道而 “strive” 的一部分；jihad 常被译为 holy war，但原意是“努力、奋斗、奋争”。Rosenwein 的表述比较谨慎：Muhammad 通过军事力量、皈依和谈判的组合，在 $632$ 年去世前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许多部落。

然后进入 Out of Arabia。这里就是伊斯兰从阿拉伯半岛走向世界帝国的部分。Rosenwein 把 ummah 称作一种跨越部落忠诚的 “supertribe”，可以理解为“超级部落”：它不是取消部落组织，而是在部落之上建立一个更高的共同体，把不同部落重新组织成一个面向上帝敌人的战斗共同体。Muhammad 死后，穆斯林军队由 caliphs / 哈里发 领导。caliph 这个词最初可能来自 “deputy of God”，后来更通常理解为“上帝使徒 Muhammad 的代理人/继承人”。这说明哈里发既不是普通国王，也不是先知本人，而是在 Muhammad 死后承担共同体政治与宗教领导权的人。

征服速度非常惊人。向东，他们进入萨珊波斯：$637$ 年夺取波斯首都 Ctesiphon，$648$ 年取 Persepolis，$651$ 年取 Nishapur，然后继续向更东方推进，$664$ 年征服 Kabul，$710$ 年征服 Samarqand。向西，他们夺取拜占庭东地中海城市：$635$ 年 Antioch 和 Damascus，$642$ 年 Alexandria，$697$ 年 Carthage。到八世纪初，伊斯兰武装力量从印度方向一直延伸到伊比利亚半岛。Map 2.3 显示的正是这种到 $750$ 年以前的巨大扩张：旧波斯帝国、拜占庭的叙利亚—埃及—北非地带、以及西至伊比利亚的大片地区，都进入伊斯兰统治范围。

为什么他们能赢？Rosenwein 给的答案不是单一的“宗教狂热”或者“军事天才”，而是几个条件叠加。第一，穆斯林军队确实战斗力很强。第二，敌人已经疲惫。拜占庭和萨珊波斯刚刚经历多年大战，财政、军队、城市和地方忠诚都被严重消耗。第三，被征服地区的人口并不一定忠于原有帝国。波斯、叙利亚、埃及的一些犹太人欢迎穆斯林；一些被拜占庭视为异端的基督徒也欢迎穆斯林，因为他们在拜占庭正统统治下本来就受压制。第四，穆斯林征服者并不急于强制皈依，而是常常征税并允许原有宗教共同体继续存在。第五，他们也会使用外交，不总靠战斗。西班牙 Theodemir 的例子就是：穆斯林统治者给予他和部下保护，保证不强迫宗教改变，换取忠诚和税收。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世界”一开始并不等于“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世界”。很多地图会把世界分成穆斯林和基督徒，好像征服后当地人马上全体变成穆斯林。但 Rosenwein 明确说，早期 Islamic world 其实只是 slightly Islamic，穆斯林只是少数。叙利亚、巴勒斯坦、北非、西班牙等地的原居民大体继续生活、工作、娱乐，基督徒和犹太人缴纳沉重税负后仍可按传统方式敬拜。Saint John of Damascus 就能在穆斯林控制下的大马士革反对拜占庭圣像破坏运动；基督徒诗人 al-Akhtal 甚至在哈里发 Abd al-Malik 宫廷中任职并写赞美诗。也就是说，早期伊斯兰统治是一种少数征服者建立的税收—军事—行政秩序，它的宗教影响很深，但人口层面的伊斯兰化是更长期的过程。

与此同时，穆斯林也很快推动城市生活。Rosenwein 特别说，这和伊斯兰的城市起源有关。麦加本来就是商业城市，Medina 也是绿洲聚落；所以穆斯林进入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后，很多士兵定居在已有沿海城市里。另一些地方，他们建立自己的大型军营，起初与本地人口保持距离。有些营地后来消失，有些则发展成新城市，比如 Fustat，也就是后来并入开罗的早期伊斯兰城市中心；巴格达虽然属于稍后的阿拔斯时期，但也是这种军政城市化传统的代表。征服不是简单把城市摧毁，而是把旧城市、新军营、行政中心和税收系统重新组合。

埃及的例子特别能说明伊斯兰统治不是松散部落占领，而是很快形成官僚行政。埃及干燥气候保存了大量纸草文书，让我们能看到穆斯林统治下的地方行政。总督 emir 向地方 pagarchs 发命令，pagarchs 再指挥下属征税、管理水利、解决争端。对农业社会来说，水利非常关键，尼罗河灌溉、用水分配、谷物征收都需要行政协调。书中提到，虽然许多交易是口头的，但书写文字很受重视，抄写员持续写信、下达指示、记录征发。过去供给君士坦丁堡的埃及小麦，现在转而供给伊斯兰军队和海军；还有帆、钉子、羊毛布，以及葡萄、油、豆类、大麦等实物税。这里的结构很清楚：伊斯兰国家继承并重定向了罗马—拜占庭埃及的税收和物资动员能力。

接着是 The Culture of the Umayyads / 倭马亚文化。Muhammad 死后，继承问题立刻变得敏感。最初两位哈里发 Abu Bakr 和 Umar 相对没有严重反对，他们都和 Muhammad 有亲属/婚姻联系，是 Muhammad 妻子的父亲。但第三任哈里发 Uthman 引发怨恨。他是 Umayyad 家族成员，而这个家族较晚皈依伊斯兰，其中一些成员曾经迫害 Muhammad。反对者支持 Ali，也就是 Muhammad 女儿 Fatimah 的丈夫。Uthman 被不满士兵杀死后，内战爆发；Ali 后来也在 $661$ 年被杀。从此，哈里发权位落入倭马亚家族手中，直到 $750$ 年。

这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分裂的早期背景。Shi‘ah 原意就是 Ali 的支持者。他们没有忘记 Ali，把他视为真正合法的领袖，哀悼他的殉难，并期待真正的 imam 从 Ali 家族中出现。后来的 Sunni，也就是“主流”穆斯林，则承认另一路哈里发传统。这里的重点不是马上把后世复杂教派史全部读进去，而是看到：伊斯兰共同体刚刚建立不久，就围绕“谁有资格继承 Muhammad 的政治—宗教权威”产生裂缝。这个裂缝不是单纯政治争位，也不是单纯神学分歧，而是亲属、功绩、早期皈依资格、家族记忆和共同体合法性纠缠在一起。

倭马亚人定都 Damascus。大马士革此前只是一个较小的拜占庭城市，但在倭马亚统治下成为帝国首都。倭马亚人吸收了被征服文化的制度，雇佣前拜占庭官员做行政人员，发行类似拜占庭的钱币；在东方，则采用波斯钱币模式。这说明早期伊斯兰帝国不是凭空发明行政文化，而是在征服后接管、改造、翻译原有的拜占庭和波斯技术。Rosenwein 这里其实延续了全书的大主题：罗马性、波斯性、基督教城市文化都没有简单消失，而是被新政权拿来使用。

Abd al-Malik 尤其重要。他把耶路撒冷也塑造成伊斯兰圣城。耶路撒冷本来已经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神圣，现在又被纳入伊斯兰神圣地理。其继任者 al-Walid I 在 Damascus、Medina、Jerusalem 建造大型清真寺。Plate 2.3 展示的是大马士革大清真寺马赛克：书中特别强调，拜占庭工匠和本地工匠一起参与装饰，绿色、金色、植物纹样、对称构图都和拉文纳 San Vitale 的基督教马赛克有可比之处。但大马士革清真寺不画人像，而用树木、花园、宝石般的宫殿来表现天堂。这个视觉比较很妙：伊斯兰拒绝人物神像，却吸收拜占庭马赛克技术和天堂图像传统；而几乎同时，拜占庭自己又要进入圣像破坏危机，也开始限制宗教人物图像。

最后，阿拉伯语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官方语言。它本来是《古兰经》的语言，因此具有神圣威望；随着希腊语等重要文本被翻译成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也证明自己能容纳复杂行政、文学、科学和哲学表达。新的读写阶层形成了，主要由旧波斯和叙利亚精英构成，他们皈依伊斯兰、学习阿拉伯语，创造新的散文和诗歌形式。穆斯林学者开始整理关于先知言行的虔敬叙事，即 hadith / 圣训。同时，Abd al-Malik 修路、统一度量衡，推动红海贸易，把埃及小麦、油、纺织品运往东非和阿拉伯，换回黄金、铜、象牙，以及从努比亚劫掠来的人口。

所以这一节的真正逻辑是：伊斯兰的兴起并不是“沙漠宗教突然征服文明世界”这么粗糙。它先在阿拉伯半岛内部把部落社会重组为 ummah，把一神论、启示文本、家庭伦理、政治仲裁和军事动员结合起来；随后利用拜占庭和波斯互相消耗后的空隙，以军事、外交和税收安排快速扩张；征服之后，它没有立刻把所有地区变成穆斯林社会，而是作为少数统治集团接管旧城市、旧税制、旧官僚和旧文化精英；最后，倭马亚政权通过阿拉伯语、清真寺、耶路撒冷、大马士革、货币、道路、度量衡和圣训整理，把一个征服共同体逐步转化为帝国文明。

放回全章标题 The Emergence of Sibling Cultures，这一节就是在说：到 $750$ 年前后，后罗马世界已经不是一个罗马帝国分裂后的残骸，而是出现了几个彼此相邻、彼此竞争、又共享许多传统的“兄弟文化”。拜占庭保存罗马帝国名义和基督教皇权；拉丁西方在法兰克、教会、修道院和地方王国中重组；伊斯兰则以 ummah 和哈里发为核心，吸收拜占庭与波斯遗产，建立新的普世共同体想象。它们都在说自己是上帝秩序的承载者，只是每一方对上帝、共同体、图像、权威、法律和帝国的理解不同。

The making of west Europe

这一节 THE MAKING OF WESTERN EUROPE 可以译成 “西欧的形成”，但这个标题有一点反讽：作者一上来就说，如果站在 $750$ 年看，没人会觉得西欧将来会主导世界。和拜占庭、伊斯兰世界相比，西欧当时非常穷、非常碎、非常地方化。拜占庭虽然收缩，但还保留了皇帝、税收、首都、官僚与军事系统；伊斯兰世界则在短时间内扩展成横跨西亚、北非、西班牙的大帝国；而西欧政治分裂，语言分裂，城市像罗马时代剩下的空壳，工具简陋，道路、桥梁、学校等基础设施都在塌。作者真正要解释的是：这么一个看起来贫弱、边缘、没有统一身份的地区，为什么后来能慢慢长出自己的制度、文化和凝聚力。答案不是“西欧天生有优势”，而是一些罗马遗产没有完全断掉，人们又用非常地方化、即兴的办法改造这些遗产，慢慢创造出新东西。

这一节的第一个关键词是 贫困，但不是一片平板的贫困。作者写 Western Europe around 750 时，强调 variety，也就是差异。西欧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不同区域的拼接：高卢已经成为法兰克人的 Francia；南边是西班牙，先由西哥特人统治，约 $715$ 年以后大部分转入穆斯林统治；意大利被教皇、拜占庭人与伦巴第人分割；英吉利海峡以北的英伦诸岛有许多小王国，其中一部分是本地凯尔特政体，一部分是盎格鲁、撒克逊、朱特等日耳曼语群体建立的政体。也就是说，“西欧”不是一个现成单位，而是后来才被历史慢慢整合出来的空间。

南北差异很明显。南部，尤其西班牙、意大利、南高卢，仍保留更多罗马城市遗迹；北部则更木质、更乡村、更分散。作者让我们想象从英格兰去罗马的旅行者：他们可能是自愿朝圣者，例如本笃·比斯科普；也可能是被迫行走的奴隶，多半是战俘；也可能是长途商人，寻找像萨顿胡头盔上那些石榴石一样能吸引本地精英的外来奢侈品。这个旅行者视角很好，因为它把西欧的差异放在路上看：从木屋、农庄、森林、牧场，到破败但仍宏大的罗马城市，再到地中海边仍有城市质感的地区。

英格兰的景观很有代表性。罗马道路有些还在，但政治和生活重心已经不是古典城市，而是木构王室庄园、村落和农庄。Yeavering 这个北英格兰王室中心很典型：它不是石造宫殿，而是木制建筑群，有大厅、有可能借鉴罗马先例的“剧场”式集会空间，有用于牲畜或防御的大围栏。国王一年可能只来一两次，在那里打猎、宴饮、召集贵族、宣布判决。这种政治不是固定首都式的，而是巡行式、庄园式、仪式式的。权力靠国王的人身到场、宴饮、判决、礼物与随从网络来呈现。

普通农庄更小。典型农户有一座较大的房屋、若干附属建筑，也可能有一种半地下建筑，潮湿环境适合纺织。几个农庄组成小村落。农民种大麦、燕麦、小麦、黑麦、豆类和亚麻；大麦尤其重要，因为可以做成浓稠、有营养的 ale。这里还讲了两种犁：重犁适合北方厚重土壤，能切开并翻动土层，所以形成长条形田地；轻犁适合轻土，能纵横交错地划出沟，因此形成较方的田地。这个细节看似很农业史，其实在说明西欧社会的基本底盘：不是城市，不是商业，不是行政，而是农田、牲畜、村落、犁具和地方领主对农民剩余的提取。

北法兰克和英格兰也有贸易点，也就是 emporia，例如 Quentovic 和 Dorestad。南英格兰也有商业聚落。北海商人把英格兰东海岸、北法兰克、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连起来，交换陶器、玻璃器、武器、防具等。萨顿胡头盔和瑞典头盔相似，说明英格兰并不是封闭孤岛，而是和北海—波罗的海世界有关系。与此同时，罗马地中海长距离商业已经衰退，金币逐渐让位于银币；银币更适合小规模交易，例如出售葡萄园剩余的酒。这说明经济不是“完全没钱没贸易”，而是从古典地中海大商业转为更地方、更北方、更小规模的贸易网络。

还有一种经济很重要：gift economy，礼物经济。国王和贵族掠夺战利品、收取贡品、囤积粮食、铸造钱币，然后把金银、首饰、谷物分给朋友、随从、依附者和教会。礼物不是“私人友好”，而是政治关系。你接受我的礼物，就承认我的地位；我能不断给出礼物，就证明我有权力、有财富、有追随者。甚至农民向领主缴纳的实物租，有时候也被语言上说成“礼物”。这种语言很有意思，因为它把剥削关系包进互惠与恩惠的框架里。中世纪早期很多政治权力就是这样运作的：不是现代国家的固定税务机器，而是战利品、仓库、宴会、赠礼、追随者与教会捐赠织成的网络。

接下来作者进入各个政治文化区域。第一个是 Francia，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世界。这是当时西欧最重要的政治实体，范围大致包括今天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德国相当大一部分。七世纪它分成 Neustria、Austrasia、Burgundy 三个相关王国，并牵涉南部 Aquitaine；到 $700$ 年左右，这些区别逐渐融化，Francia 越来越像一个整体。统治者是克洛维后裔，即 Merovingians，墨洛温王朝。这个王朝能持续，不只是靠血统，也靠政治嗅觉：它和高卢的大世俗贵族、教会权威结盟。国王手里有残存的罗马行政装置、王族地产、原罗马国家土地，以及战争领导带来的战利品和声望。

法兰克王权的中心是王廷，但王廷不是固定在一个首都，而是跟着国王在不同王室庄园之间移动。很多年轻贵族在王廷中上升，和国王一起吃饭、狩猎、练武，后来不少人成为主教。最重要的宫廷职位之一是 mayor of the palace，宫相，他控制谁能接近国王，也调停贵族派系之间的交易。这个职位后来会非常关键，因为加洛林家族正是从宫相位置上夺取王权的。现在这里还只是铺垫：墨洛温国王还在，但管理政治网络的人，已经不一定只是国王本人。

王后也不是装饰品。Balthild 是作者特别强调的人物。她可能曾是从英格兰来的被俘者，也可能本来就是贵族，只是传记作者想突出她的谦卑。她成为克洛维二世的妻子后，在丈夫死后为未成年儿子摄政，实际上短暂行使了国王权力。同时，她大量捐助教会和修道院，并在没有正式封圣程序的时代被传记作者视为圣人。这个例子说明，早期中世纪女性，尤其王后和贵族女性，常常通过婚姻、摄政、财产、捐赠和圣德叙事进入权力结构。她们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主体，但绝不是完全被动。

婚姻在法兰克贵族社会里首先是家族延续和财产传递机制。教士对婚姻有很多看法，但婚姻本身并不需要神职人员主持，婚礼也不一定在教堂举行。父母，尤其父亲，安排未成年子女的婚姻；即便成年子女，父母同意也通常很重要。正式婚姻中，未婚夫给未来妻子嫁资，包括衣物、床具、牲畜和土地；婚姻圆房后又给 morning gift，可能是家具甚至房屋钥匙。很富有的男人还可能同时有妻子和一个或多个 concubines，这些女性处于较低形式的婚姻关系中，通常没有正式嫁资，但可能有 morning gift。

不过女性也并非完全没有财产权。妻子对嫁资有相当控制权，能参与家庭土地交易；丈夫死后，寡妇能获得部分家庭财产；父亲也可能把财产留给女儿。Burgundofara 是一个例子：她把父亲给她的土地、奴隶、葡萄园、牧场和森林遗赠给自己的修道院。这里又把贵族、女性财产和教会捐赠连起来了。早期西欧教会的扩张，很大程度依靠王族和贵族男女把土地转移给修道院、教堂和圣徒崇拜中心。

这就引出 Columbanus，哥伦巴努斯。他是来自爱尔兰的修道改革者，约 $590$ 年来到大陆。他强调流亡、虔敬、纪律，对墨洛温贵族产生强烈吸引。贵族们进入他建立的修道院，或在自己的乡村土地上新建修道院。$600$ 到 $700$ 年间，Francia 出现约 $320$ 所新修道院，而且多数在城市外。这一点很重要：修道院不是古典城市教会的附属物，而是乡村贵族土地上的新神圣中心。贵族的土地、家族、灵魂焦虑和修道纪律结合起来，塑造了法兰克社会的新结构。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中世纪的制度：oblation，献子入修道院。父母把年幼子女送进修道院，这被认为对孩子和家族的灵魂都有好处。我们今天会觉得这很残酷，但在当时语境里，这是家族灵性投资、财产安排和宗教虔敬的一部分。爱尔兰和英格兰神职人员还发展出私人忏悔，使用 penitentials，即忏悔手册，列举罪行并规定相应补赎，通常是禁食多少年、喝水吃面包多少年。这样，宗教不再只是公共礼仪和主教权威，也进入个人良心、罪感、身体节制和日常行为管理。

有意思的是，作者说这种虔敬深化当时并没有导致后来那种对异己的大规模迫害，部分因为法兰克人这个时期不太扩张，部分因为王国内部“他者”很少。关于犹太人，Michael Toch 的研究认为，除了地中海沿岸少数城市，Francia 内部几乎没有犹太共同体。许多材料提到 Jews，但这些材料多是教士写的，对他们来说，“犹太人”往往不是现实中的具体邻居，而是一个抽象的神学反面形象，用来凸显基督教优越性。这个点很适合和课程的 race/ethnicity 主题相连：被排斥者有时不必大量现实存在，也可以作为文本和观念中的“他者”发挥作用。

然后是 The British Isles，英伦诸岛。作者先处理一个现代词的问题：post-Roman England 传统上叫 “Anglo-Saxon”，但这个词现在有问题，因为在美国它常被白人种族神话污染，好像有一种纯白、纯正、连续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Rosenwein 很明确地说，早期英格兰不是一个纯种传统，而是种族与族群不断变化的复杂矩阵。没有单一的 Anglo-Saxon 文化，只有多种人群、语言、习俗、艺术和宗教实践的混合。这个地方和你这门课的主题非常直接：中世纪身份不是现代种族意义上的血统事实，而是迁徙、定居、语言、政治和宗教交互作用的结果。

罗马撤出不列颠后，来自萨克森等地的日耳曼语家庭逐渐在东海岸定居为农民；爱尔兰移民进入西部；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保留凯尔特政体。Bede 后来把早期英格兰描绘成异教蛮族社会，但考古材料显示更复杂：罗马时期献给圣徒的圣地在罗马撤退后仍吸引朝圣、埋葬和定居；威尔士已经是基督教地区，五世纪传教士又使爱尔兰和苏格兰皈依。也就是说，英伦诸岛不是“罗马走了、基督教没了、异教人重新开始”的简单故事。基督教在很多地方延续，只是形式更地方化、更分散。

这种基督教和意大利、Francia 的罗马教会不同。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的教会组织相对非等级化，乡村修道院常常兼作主教座、人口中心和定居核心。修道院院长、女院长往往来自强大家族，拥有很高威望。到 $597$ 年，罗马式天主教才由教皇 Gregory the Great 派出的 Augustine 传入英格兰，与当地已经存在的多种基督教形式竞争。注意这里的 Augustine 不是希波的奥古斯丁，而是后来的坎特伯雷奥古斯丁。Gregory 派他去 Kent 王 Ethelbert 宫廷，希望使国王皈依。Ethelbert 起初没有马上皈依，但允许传教士居住、获得支持并公开讲道。

Augustine 的目标不仅是让一个国王信教，而是建立一个罗马模式的 English Church：有主教辖区，有大主教，有和教皇的明确关系。坎特伯雷因此成为中心，形成教堂、修道院和神职学校结合的复合体。英格兰皈依罗马式基督教不是顺滑完成的，因为旧的“凯尔特”基督教传统和罗马传统在教会组织、复活节日期等问题上冲突。复活节日期不是小事，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必须在正确日期纪念基督复活，否则得救秩序会出问题。$664$ 年 Whitby 宗教会议由 Northumbria 王 Oswy 召集，决定采用罗马算法。Oswy 被说服后选择罗马，等于把罗马视为圣彼得声音所在，也就接受了罗马教会的整体权威。

这一节的英国艺术部分很有意思，因为它把政治宗教上的“罗马化”和本地艺术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并置。萨顿胡头盔显示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有密切联系；头盔上有动物纹、交错图案、宝石装饰，整个审美是平面装饰性的、金属工艺式的。罗马艺术传统更重视人物体积、圆雕感和身体重量。后来 Benedict Biscop 等人从意大利带回书籍，不仅带回文本，也带回晚期古典插图传统，于是英伦诸岛的艺术家开始把本地装饰图案和罗马—基督教人物表现结合起来。Book of Durrow 就是这种融合的例子：它用拉丁文写福音书，但页面充满凯尔特卷草、螺旋、交错动物纹和华丽首字母。图像不是简单“画得像现实”，而是让读者慢慢凝视、解码、进入神圣文本。

语言上也是如此。爱尔兰人在拉丁文影响下把本地方言写成古爱尔兰语；英格兰则有 Old English，它不只是口语，也用于政府、娱乐和文学。Bede 虽然是拉丁大师，却称赞民众语言，并记录了 Caedmon 用古英语梦中作诗赞颂创世的故事。这里可以看出西欧和拜占庭、伊斯兰的一个差别：拜占庭有希腊语，伊斯兰世界有阿拉伯语，而西欧没有一个单一帝国语言可以覆盖生活全域。拉丁文仍是教会和学问语言，但地方语言逐渐进入书写文化。西欧的身份形成，从一开始就是拉丁基督教与地方俗语之间的双层结构。

接下来是 The Iberian Peninsula，伊比利亚半岛。作者说英伦诸岛有文化混合，西班牙和意大利更是如此。西班牙南部和东部的罗马城市在西哥特人到来后仍然繁荣。拜占庭商人常去 Mérida，六世纪当地主教建造华丽教堂并组织定期食物发放。西哥特王 Reccared 从阿里乌派转向天主教，把王权和 Hispano-Roman population，也就是西班牙罗马化人口，包括大地主和重要主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589$ 年第三次 Toledo 会议上，大多数阿里乌派主教跟随国王转向天主教，并通过建立统一西班牙教会的法令；其中一条就是维护大公会议和罗马教皇的法令。这里和英格兰类似：罗马和教皇成为基督教正统性的轴心。

西哥特西班牙的罗马遗产不只在宗教，也在法律和知识文化。西欧其他地方很少有这么频繁的教会会议和王室立法，也很少有这么重视古典学习的环境。Isidore of Seville 能写《词源》，用词源解释万物本质，正说明西班牙仍保留强烈拉丁学术传统。但 Isidore 也表现出强烈反犹偏见。作者提醒，西哥特王国有大量反犹文本和法律，但这并不必然证明半岛上有庞大的犹太人口；有可能许多犹太人在压力下皈依，也有可能和 Francia 一样，“犹太人”在很多基督教文本中主要是一种方便攻击的抽象类别。这里再次说明，中世纪宗教身份和族群身份有时是文本制造出来的敌人，不一定等于现实人口比例。

西哥特社会的结构很紧绷。小规模精英掌握私人武装，控制战士和农民。过去学者以为这些农民都是奴隶、贫困、无组织，但考古显示他们生活在稳定、有组织的村庄中，房屋区、耕作区、储藏窖分布清楚。王权则很矛盾：看起来很强，因为国王接受涂油礼，被赋予类似旧约君王的神圣选民地位；他们还征收传统罗马土地税，这在当时西方很少见，几乎只有拜占庭可比；他们也把 Toledo 建成王都。但他们又很弱，因为王朝继承极不稳定，几乎每次王位更替都会引发贵族家族叛乱。$711$ 年 Witiza 死后的内战就为伊斯兰征服打开了门。Tariq ibn Ziyad 率军进入半岛，代表 Ifriqiya 总督 Musa 行动，杀死西哥特竞争者，进军 Toledo；$712$-$715$ 年间，多数半岛通过战争和外交被征服。

这里作者特别强调，西班牙征服与其说是“阿拉伯”或“伊斯兰”，不如说很大程度是 Berber，柏柏尔人 的征服。Musa、他的儿子和高级将领是阿拉伯人，但普通士兵多来自北非柏柏尔人。他们皈依伊斯兰，却不说阿拉伯语，也被阿拉伯人看作粗野山民、穆斯林程度不足。征服后可能有约百万人迁入伊比利亚，阿拉伯人占据南部较肥沃土地，柏柏尔人得到中部和北部较差土地。被征服人口大多数仍是基督徒，也可能有少量犹太人；北部还保留一条基督教小国带。因此西班牙后来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战争与 acculturation，也就是文化适应、混融并行的历史。不是单纯“基督徒 vs 穆斯林”，而是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基督徒、可能的犹太人、旧西哥特贵族、地方农民之间长期重组。

然后是 Italy，意大利。和西哥特西班牙不同，意大利不是一个统一王国，而是被切开。北部是 Lombard 伦巴第国王；中部有一条拜占庭声称拥有的地带，即 Exarchate，西南端由教皇实际支配；罗马以东和以南有 Benevento、Spoleto 两个公国，理论上属于伦巴第王，实际上几乎独立。宗教上也很复杂：许多伦巴第人是天主教徒，但一些重要国王和公爵是阿里乌派；“官方宗教”随统治者变化。伦巴第人皈依天主教不是一个突然的政治事件，而是缓慢过程，直到七世纪末才基本完成。也因为太慢，伦巴第国王始终很难获得某一批教士的全心支持。

伦巴第王也并非没有能力。他们有大地产，也使用意大利残存的罗马制度。城市成为行政基地，公爵从城市统治，Pavia 成为首都。伦巴第王维护城墙和道路，发布法典，这些都让人想起君士坦丁、查士丁尼这样的罗马皇帝。但伦巴第控制下的城市商业活力已经不强，罗马房屋和公寓楼任其倾圮，许多地方被墓地和菜园取代。相较之下，拜占庭意大利那条从 Ravenna 到 Rome 的狭长地带仍有贸易活力。这里又能看到“同一个意大利内部的多重时间”：伦巴第城市在乡村化，拜占庭城市还连着东地中海商业，罗马教皇则在两者之间寻找生存空间。

伦巴第艺术很能说明这个混合世界。Ratchis 王的祭坛来自 Cividale 的 San Giovanni 教堂，雕刻的是三博士向圣母子献礼。人物几乎没有古典人体的体积和重量，更像图案：三博士步伐一致，短衣形成重复三角形，衣褶变成刻线；圣母和圣婴正面朝外，不与人物互动，目光越过观看者。祭坛原本镶嵌宝石、涂有蓝黄红等颜色，背后开口让礼拜者能观看内部圣物。这里的核心不是写实，而是图案、超越性、圣物崇拜和王室捐赠。

旁边的 Cividale Tempietto 风格又不同。女性圣徒有重量和体积，有些彼此转向，好像保留更多古典雕塑感。但即便如此，装饰性仍很强：圣徒上下有花卉边饰，衣袍褶皱用刻线处理。作者借这两个作品说明，伦巴第意大利不是纯“蛮族艺术”，也不是纯罗马艺术，而是古典罗马、罗马行省传统、伦巴第装饰趣味、拜占庭与伊斯兰世界影响一起混合。意大利中部有拜占庭势力，南意和西西里附近又离倭马亚伊斯兰世界不远，艺术家与风格跨界流动并不奇怪。

伦巴第王在北方取得成果后，试图向南压制半独立公国。这就威胁到罗马：如果伦巴第形成统一王国，教皇可能被整个包围。于是教皇向法兰克人求助。这里就进入本节最后一块：The Man in the Middle: The Pope，中间人：教皇。这个标题很好，因为教皇真的夹在中间：他是罗马主教，有城市内部的实际世俗权力，也有更广泛的精神领导权；但名义上又属于拜占庭帝国秩序，被君士坦丁堡皇帝压着；同时北边有伦巴第人，西北有法兰克人，东方还有拜占庭和伊斯兰压力。

Gregory the Great 是关键人物。他已经在前面多次出现。作为教皇，他奠定了后世教皇精神与世俗权力上升的基础。任内教皇成为意大利最大地主，组织罗马防务，支付军队，审理案件，缔结条约，提供福利。他派往英格兰的传教团只是他欧洲活动的一部分。他也是高产作者，把奥古斯丁等教父思想消化、简化，使更广泛读者能理解；《约伯记道德诠释》提供了后来长期模仿的圣经解释模式，《牧灵指南》则配合他在意大利的实际教会改革，例如规范主教选举、禁止神职婚姻等。可是作者也提醒，即便 Gregory 很重要，他仍只是拜占庭帝国众多主教之一。换句话说，六世纪末的教皇还不是后来那个凌驾西欧的教皇。

七世纪以后，拜占庭对罗马的控制开始松动。$691/692$ 年 Quinisext council 制定许多教会纪律规定，皇帝 Justinian II 希望教皇出席并接受，但 Pope Sergius I 拒绝。他特别反对两条：一条允许司铎如果在祝圣前已经结婚则可保留妻子，另一条禁止四旬期星期六禁食，而罗马教会恰恰要求这样禁食。Justinian II 愤怒之下试图逮捕教皇，但意大利的帝国军队反而帮了教皇。这个戏剧性事件说明，君士坦丁堡在罗马的权威已经很薄。距离太远，帝国在意大利力量衰退，教皇实际上成了非伦巴第意大利的领导者。

八世纪早期裂缝更大。Leo III 为了对阿拉伯战争筹款，试图提高教皇地产税，教皇则领导税务反抗。与此同时，Leo III 的圣像破坏政策也和教皇对图像的宽容发生冲突。拜占庭越来越靠不住，伦巴第越来越危险，于是 $752$-$757$ 年的 Pope Stephen II 向法兰克人求援。他不是找已经衰弱的墨洛温王，而是找刚刚夺得王冠的 Pippin III。Pippin 接受教皇请求，率军进入意大利攻打伦巴第人。作者说，新的法兰克—教皇联盟将在接下来几十年改变欧洲地图。这里其实就是通向查理曼加冕的路：教皇从拜占庭转向法兰克，法兰克王权得到教皇加持，西欧的“罗马性”开始从君士坦丁堡—罗马关系，转到罗马—法兰克关系。

所以这一节最后的总结非常关键：所谓罗马帝国的“fall”，其实是它的继承者兴起。在东方，穆斯林从阿拉伯出来，但在征服地吸收大量罗马行政和治理传统；没有被穆斯林夺走的东罗马部分继续自认为真正的罗马，尽管现代史家称它为拜占庭；在西方，贫穷而分裂的王国仍把罗马城视为宗教、语言、文化和灵感来源。后来东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彼此分歧乃至仇恨会越来越深，但它们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它们拥有共同的罗马晚期和亚伯拉罕宗教世界的亲缘。

如果把这节压成一句话：西欧不是从一个统一文明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在贫困、碎片化、乡村化、地方语言、贵族赠礼经济、修道院扩张、罗马教会吸引力、法兰克王权、英伦混合文化、西哥特西班牙、伦巴第意大利和教皇转向法兰克的过程中慢慢被做出来的。 它的“形成”不是胜利者写给自己的起源神话，而是一堆残存制度和地方适应的组合：罗马道路还在，城市空了；拉丁文还在，俗语也开始写出来；教皇还受拜占庭名义约束，但已经在意大利做世俗领袖；蛮族王国使用罗马法和罗马宗教；修道院逃离世界，却成为贵族社会的中心机构。所谓 Western Europe 就是在这些看似不整齐的东西里长出来的。

如果把 $101$-$131$ 也算上后面的 Material Culture: Forging Medieval Swords 插页，那一小节可以顺手这样理解：它不是和正文无关的“刀剑科普”，而是在补充早期中世纪贵族战士世界的物质基础。剑不仅是武器，还是昂贵物、家族传承物、英雄史诗里的命名物，有魔法、神圣甚至道德意义。Sigurd/Siegfried 的 Gram、Arthur 传统里的 Excalibur、Roland 的 Durendal，都说明剑是身份与命运的延伸。技术上，早期剑可用 pattern-welding，即把不同碳含量的铁条和钢条扭合焊接，在高温中锻造成既坚韧又有蛇形纹路的刀身；后来 Ulfberht 一类带拉丁字母铭文的剑显示出品牌、工艺和跨区域流通的可能。最后《乌得勒支诗篇》里“义人”用较先进的旋转磨石磨剑、“恶人”用旧式磨刀石，也把技术进步和道德秩序放到一起。这个插页和正文的关系在于：西欧虽然贫穷，但并不是没有技术、长途交换、贵族物质文化和象征体系；剑这种东西把战争、财富、工艺、史诗和基督教道德图像连在了一起。

Creating new identities (c.750-c.900)

Byzantium: From turning within to cautious expansion

这一节 BYZANTIUM: FROM TURNING WITHIN TO CAUTIOUS EXPANSION，可以译成 “拜占庭：从转向内部到谨慎扩张”。它接在上一章之后，时间大致是 $750$ 到 $900$ 年。上一章讲的是拜占庭怎样在七世纪危机中“活下来”：失去叙利亚、埃及、北非，大量城市衰退，军事转入防御，帝国缩成以安纳托利亚和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中型国家。到了这一节，作者要讲的是：它活下来之后，怎么慢慢从“缩回去保命”转向“重新向外伸手”。

Rosenwein 开头给了一个很清楚的对比：约 $750$ 年时，拜占庭几乎背过身去面对世界。圣像破坏运动让它和其他基督徒隔绝；strategiai 这种地方军事单位让它的军事实践集中于内部防御；古典学习的衰落又使它和自己的希腊—罗马过去拉开距离。但到 $900$ 年，一切都变了：拜占庭重新成为 iconophile，也就是爱圣像、支持圣像的社会；它在军事上更积极；文化上也重新繁荣。

所以这一节的骨架其实是三件事：圣像恢复、军制改革与有限扩张、文化复兴。中间还插入东中欧基督教化，因为拜占庭的“谨慎扩张”不只是军事占地，也包括宗教、文字、礼仪和政治影响力向斯拉夫世界扩展。

先讲圣像。圣像破坏运动在拜占庭内部制造了很深的裂缝。哪怕在迫害和羞辱之下，仍有许多人继续敬礼圣像。转折点出现在 $780$ 年，皇帝 Leo IV 去世，他的遗孀 Irene 以儿子 Constantine VI 的摄政身份掌权，后来甚至在 $797$-$802$ 年成为单独统治者。过去常说 Irene 一直是坚定的圣像派，但 Rosenwein 采用较新的研究，认为她可能一开始对圣像问题并没有那么强烈立场。她在 $787$ 年召开尼西亚会议，谴责圣像破坏，更多是承认政治现实：许多行省民众依然深深依恋圣像，其他牧首，尤其罗马教皇，也支持圣像。

但 $787$ 年会议并不只是“允许圣像回来”。它走得比许多支持圣像的人还远，几乎创建了一种正式的 images cult，也就是圣像崇拜/敬礼制度：基督徒应向圣像俯伏、亲吻圣像，并让圣像前的灯火常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会有反弹。$815$ 到 $843$ 年之间，圣像又遭到部分禁令；直到 $843$ 年，圣像破坏时代才最终结束。这个过程很值得注意：拜占庭不是简单从“反圣像”恢复到“有圣像”，而是经过一场制度化的摇摆，最终把圣像敬礼纳入正统宗教生活。

圣像争端结束后，军队也发生变化。旧的支持圣像破坏的军政集团被替换；更早一点，territorial strategiai 这种地区军事制度也已经被改革。上一章讲过，strategiai 原本是七世纪危机中的防御制度：把帝国剩余领土组织成地方军区，由 strategos 指挥。但问题在于，这种制度让少数大将军在自己的地区拥有太大权力，容易反叛皇帝。于是八世纪皇帝把帝国军队划成更小的 regional units，叫 themes / themata，单数是 thema，仍由 strategoi 指挥，但这些将军权力相对较小。

thema 制度很能说明拜占庭从城市帝国转向乡村国家。每个 thema 的兵源来自当地邻近地区；如果某些士兵付不起装备费用，附近农村共同体要替他们承担。也就是说，军队不是从古典城市公民和国家财政中抽象地长出来，而是扎根在乡村景观、农民共同体和地方税负里。Rosenwein 特别说，这种组织本身说明曾经以城市为基础的罗马东方已经变得多么乡村化。

但新的军制里还有一个不扎根乡村的部分：tagmata。这是 Constantine V 创设的中央机动骑兵团，属于重骑兵，最初主要部署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用来巩固皇帝权力，防止地方军区将领造反。后来，tagmata 被用于谨慎的边境战争。到了九、十世纪，它们成为拜占庭重新扩张的重要工具。

这就引出标题里的 “cautious expansion”。拜占庭没有突然恢复查士丁尼式的大征服，而是在两个方向上慢慢推进。第一个方向是巴尔干和希腊。九世纪时，拜占庭人与保加利亚人争夺希腊和巴尔干的支配权。到十世纪前半，地图上看双方势力大致平分这一地区。和 $700$ 年左右的拜占庭相比，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恢复。它没有回到地中海大帝国状态，但至少不再只是缩在安纳托利亚里挨打。

第二个方向是东方边境，也就是安纳托利亚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地带。九世纪拜占庭发展出一套 skirmish warfare，游击/袭扰式防御策略。当穆斯林袭击队进入安纳托利亚时，strategoi 会撤走人口，烧毁庄稼，派少量部队骚扰敌人，然后让本地人在堡垒中熬过劫掠。这种策略听起来很憋屈，但有效：到 $860$ 年左右，大规模入侵威胁基本过去，尽管穆斯林海军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方向仍然非常危险。

到 $900$ 年，皇帝 Leo VI 已经有信心主动出击，派 tagmata 朝 Tarsus 方向进攻。这次袭击成功后，至少一个亚美尼亚王公家族断开和阿拉伯人的联盟，进入帝国服务，并把自己的公国让给拜占庭。这个地区后来被组织为 Mesopotamia thema，成为 Leo VI 在拜占庭—伊斯兰边界无人地带创建的一系列新 theme 中的第一个。这里的意思不是“拜占庭全面反攻伊斯兰世界”，而是它在边境缝隙处，通过军事压力、地方家族倒向、行政重组，一点点把灰色地带变成帝国边区。

不过 tagmata 的兴起也有意外后果：thema 地方军逐渐被降级。thema 士兵承担的是最苦、最不光荣的“脏活”：撤人、烧粮、守堡、骚扰敌人，可能没有多少荣誉，也没有额外薪酬。tagmata 则是职业化中央部队，逐渐接手主要战斗，尤其当安纳托利亚内部防御压力下降以后。于是 thema 部队越来越闲置，strategoi 从军事指挥官逐渐变成地方总督。由这些新兴 strategoi 和军人形成的阶层，构成一种 military aristocracy，军事贵族。Rosenwein 特别说，这和同时期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出现类似军事阶层的趋势相互呼应。

接下来进入 Christianity and the Rise of East Central Europe，也就是“基督教与东中欧兴起”。拜占庭北方一直到波罗的海之间是一大片复杂区域，斯拉夫语和突厥语来源的群体进入、建立短暂政治体，然后有些消失。有一段时间，阿瓦尔人控制了潘诺尼亚平原，建立强大游牧战士帝国，但 $796$ 年被法兰克人消灭。此后，东中欧政治秩序像地毯从南往北展开：保加利亚最先成为比较持久的国家，立陶宛则很晚才完成类似过程。

这里的重点是，国家形成和基督教化是绑在一起的。对拜占庭和法兰克人来说，传教不仅是灵魂事业，也是政治事业。传播福音意味着把边疆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刚形成的东中欧国家来说，皈依基督教也不是单纯“接受信仰”，而是获得新制度、加强统治阶层、得到罗马继承者之一的承认，并获得经济与军事机会。换句话说，基督教化是一种外交工具、国家建设工具和国际认证机制。你接受哪一种基督教，就等于选择进入哪个“罗马继承体系”：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还是罗马—法兰克的拉丁教会。

Moravia 和 Bulgaria 是这个过程的起点。Moravian Duke Ratislav 想摆脱法兰克霸权，于是向拜占庭请求传教士。拜占庭派出两兄弟 Constantine，也就是后来的 Cyril，和 Methodius。他们来自 Thessalonica，熟悉斯拉夫语言。问题是，Moravia 和 Bulgaria 的斯拉夫语言此前主要是口头语言，没有成熟书写体系。于是 Constantine 设计了一套字母，用希腊字母原则去表示某种斯拉夫方言的声音，这就是 Glagolitic alphabet，格拉哥里字母。他还在斯拉夫语缺乏基督教词汇和表达的地方加入希腊词汇和语法，形成后来所称的 Old Church Slavonic / 古教会斯拉夫语。

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拜占庭教会愿意用地方语言和地方文化传统工作；罗马教会则坚持福音书和礼仪应使用拉丁语。也就是说，拜占庭的传教策略有一种“翻译型普世主义”：不要求所有人先学希腊语，而是把基督教文本和礼仪翻译到新的书写语言里。这既是宗教行动，也是文化创造。一个此前没有书写传统的斯拉夫语共同体，因为传教而获得字母、书面语言、礼仪文本和政治文化工具。尽管如此，Moravia 最终还是选择了罗马形式。

但 Bulgaria 最终进入拜占庭基督教圈。约 $864$ 年，保加尔汗 Boris 在拜占庭影响下皈依基督教，并采用当时拜占庭皇帝 Michael III 的名字，成为 Boris-Michael。为什么保加利亚更容易倒向拜占庭？因为 Bulgar khan 统治的是两个差异很大的群体：一边是 Bulgar warrior-pastoralists，保加尔战士—牧民；另一边是大量讲希腊语、原属拜占庭的基督徒人口。为了统治这些人，Boris 原本就不得不借用拜占庭统治形式：雇佣希腊人行政，使用希腊官员处理文书，用拜占庭式印玺认证文件，采用拜占庭宫廷仪式。

而且九世纪中，拜占庭和保加利亚接触越来越频繁：希腊难民逃入保加利亚，战俘也被强迫迁入。这些人的宗教慢慢影响保加利亚上层。Boris-Michael 后来在 $866$ 年给教皇写信提问，说明保加尔原有异教更像是一套 practices，也就是实践，而不是一套严密 dogma，教义。因此皈依可以表现为用一种仪式替代另一种仪式。比如过去打仗时他们携带马尾作为军旗，现在教皇回答说应该携带十字架。这个例子很细，但很重要：宗教转换不是一个抽象思想替换另一个抽象思想，而是军旗、仪式、战争象征、宫廷实践和统治合法性的逐步替换。

Boris 写信给教皇，也说明他不想完全臣服于拜占庭。他同时安排一位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住在自己首都 Pliska 附近。也就是说，保加利亚接受拜占庭基督教，并不等于愿意成为拜占庭附庸。它想利用基督教、文字、主教制度和罗马继承者的承认来增强自身国家性，同时又保持政治自主。这是东中欧皈依的典型逻辑：小国不是被动被传教，而是在罗马、君士坦丁堡、法兰克之间做制度选择和外交博弈。

最后一部分是 Cultural Flowering at Byzantium，拜占庭文化繁荣。Glagolitic 字母只是九世纪拜占庭学术与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君士坦丁堡一直有学校、书籍和教师，主要服务于培养文官。但八世纪时，官僚数量减少，学校衰落，用纸草写成的旧书也在腐朽。九世纪的信心恢复扭转了这种趋势；财政稳定、国库盈余提供条件；与伊斯兰世界的竞争也刺激了拜占庭，因为阿拔斯世界的统治者和精英正在大规模支持希腊古典文本译为阿拉伯语。皇帝 Theophilus 在宫中开办公共学校，由 Leo the Mathematician 领导，他精通几何、机械、医学和哲学。圣像争端也有副作用：教士为了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权威文本，重新翻检教父著作。$843$ 年圣像破坏结束后，长期支持圣像的修道院声望上升，吸收更多新人。

这种文化活动需要书。埃及纸草不再容易取得，纸又主要掌握在伊斯兰世界，于是拜占庭新书多用 parchment，即羊皮纸或兽皮纸。它比纸草和纸昂贵，但更耐用。书不是印刷的，而是手抄 manuscript。抄写工作很辛苦，一个 manuscript 往往由多个抄写员分工完成。实际需要推动了一种新字体的产生：minuscule。它由小写字母组成，以草写方式连缀，书写更快，比之前正式的大写 uncial 字母更省力；同时，词之间开始用空格分开，阅读也更容易。

这里不要小看字体。minuscule 的意义不是“字变好看了”，而是知识保存和传播效率提升了。旧书腐烂、纸草难得，如果还用大写 uncial 慢慢抄，很多文本可能就消失了。minuscule 让抄书更快、更省空间、更可读。拜占庭后来能保存大量古希腊文本，和这种九世纪书写技术、学校复兴、文官教育、修道院抄写活动密切相关。

到九世纪中期，一场普遍文化复兴已经很明显。Photius 是代表人物。他年轻时已读过数百部书，涵盖历史、文学、哲学；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聚集学者圈，写布道、讲道、神学论文，并教导皇帝 Leo VI。他也教过未来前往斯拉夫世界传教的 Constantine-Cyril。古典希腊文本重新受到重视，也推动艺术复兴。$870$ 年后，马赛克、手抄本插图、象牙雕刻、珐琅等作品大量增加，显出一个新时代；这个时期常被称为 Macedonian Renaissance / 马其顿文艺复兴，因为九、十世纪扶持它的皇朝被称为马其顿王朝。

所谓 Macedonian Renaissance 不是近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简单复制。它的风格来源有两条：一条是前圣像破坏时期很重要的 hierarchical style，等级化、正面性、超越性强；另一条是 classical art 的自然主义传统，重视身体、动作、空间和人际互动。Plate 3.1《十字架上的基督与圣徒》偏向第一条：基督几乎完全扁平、垂直，只有头部低垂；圣徒和天使以圆形珐琅图像出现，镶珍珠；人物彼此孤立，没有相互凝视，艺术家更关心图案、色彩和超越性，而不是身体真实感。它让受难的基督显得不像失败，而像一种凯旋式的永恒现实。

Plate 3.2《纳齐安佐斯的格里高利讲论冰雹灾害》则偏向更古典、更叙事的一面。画面中人物有手势、互动，处在有冰雹天空的景观中。虽然冰雹被画成像点状帷幕，画框也有装饰性卷带，但这正说明拜占庭艺术的混合方式：它不会完全回到古典自然主义，而是把古典的空间、动作、故事性，和基督教对超越、象征、神学意义的需要结合起来。Rosenwein 特别说，画面表现的是 $373$ 年 Cappadocia 地区 Nazianzus 的一次冰雹灾害，格里高利的父亲作为主教因灾难过于沮丧不能讲道，格里高利代替他讲道；画中村民要求解释灾难，格里高利则将灾害解释为上帝对罪人的正当惩戒，并劝人哭泣、祈祷、忏悔。

这个例子也非常适合和前面拜占庭圣像危机连接。拜占庭艺术不只是装饰，不只是“漂亮图像”，而是关于灾难如何被解释、神圣如何被看见、共同体如何被训导的工具。冰雹不是天气现象而已，它被放入神学解释：灾难意味着罪，回应方式是忏悔。图像因此把自然、社会、教会权威、神学解释揉在一起。

同时，建筑也复兴。Theophilus 以在君士坦丁堡郊外建造华丽宫殿闻名，Basil I 则以建造教堂著称。宫廷和教会中的富人模仿皇帝趣味，建造自己的宫殿、教堂和修道院。这说明拜占庭文化复兴不仅是书本和学者，也有建筑、礼仪空间和贵族消费。国家财政好转、皇权稳定、图像争端结束、修道院复兴、古典文本重新被读，最后一起形成九世纪拜占庭的再出发。

所以这一节真正讲的是一个“从内收缩后再组织”的过程。$750$ 年的拜占庭是一个缩小、防御、乡村化、圣像争端撕裂、文化上略显疲惫的帝国；到 $900$ 年，它重新确立圣像正统，改革军队，用 themes 和 tagmata 结合地方防御与中央机动作战，在巴尔干和东方边境谨慎推进；它通过 Cyril 和 Methodius 把文字、礼仪和基督教制度输出到斯拉夫世界；它还通过学校、手抄本、minuscule、Photius 和 Macedonian Renaissance 重新连接希腊古典传统与基督教帝国文化。

一句话说，拜占庭这时并不是“恢复旧罗马帝国”，而是变成了一个更小、更精密、更希腊化、更基督教化、更懂得用军区、外交、文字、礼仪和艺术来扩张影响力的国家。它的扩张谨慎，是因为它已经不可能像查士丁尼那样幻想把地中海重新缝起来；但它的扩张又非常有效，因为它不只是打仗，还会制造字母、翻译礼仪、扶植主教、吸收边境贵族、把新地区变成 theme，并用圣像和古典文化重新包装自己的帝国权威。

The shift to the East in the Islamic world

这一节 THE SHIFT TO THE EAST IN THE ISLAMIC WORLD，可以译成 “伊斯兰世界重心东移”。这里的“东移”不只是把首都从大马士革搬到巴格达这么简单，而是政治重心、文化想象、军事基础、经济网络和知识生产一起向伊拉克、波斯、呼罗珊、中亚、印度洋方向移动。前面倭马亚王朝的中心是叙利亚，是原拜占庭世界的一部分；阿拔斯王朝则把中心放到伊拉克，也就是原萨珊波斯世界的一部分，并且试图继承萨珊“王中之王”的宫廷威严，把哈里发塑造成“上帝在人间的影子”式的统治者。

这一节开头先把阿拔斯和拜占庭做类比：九世纪的拜占庭由皇帝和宫廷决定文化与政策；九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也由哈里发和宫廷构成权力中心。也就是说，Rosenwein 不是把伊斯兰世界写成纯粹宗教共同体，而是写成一个宫廷国家、财政国家、军事国家和文化赞助体系。哈里发不是只在清真寺里解释信仰的人，他也是宫廷、军队、税收、城市建设、诗歌、科学、法学和神学争论的中心。

阿拔斯革命的原因，在书里讲得很清楚：倭马亚的问题不是单纯“统治久了腐败”，而是他们没有处理好早期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多样性。拜占庭经过长期罗马统治后相对同质，至少行政、宗教、城市文化等层面有较强整合；但伊斯兰世界横跨叙利亚、埃及、伊拉克、波斯、北非、中亚等地，地理、语言、政治传统、宗教传统和社会结构都极其复杂。倭马亚的权力基地在叙利亚，他们偏袒自己的核心追随者，把最大的征服利益留给自己，并要求其他地区把税收送到大马士革。地方领袖不满，阿里支持者不满，许多普通阿拉伯战士也不满，因为他们本来期待征服战利品更公平分配；更严重的是，非阿拉伯皈依者也不满，因为他们皈依伊斯兰后仍被要求缴纳过去非穆斯林才缴的旧税。这就直接伤害了《古兰经》中“信徒平等”的共同体想象。

反抗中心出现在 Khurasan / 呼罗珊 和 Iraq / 伊拉克。这两个地方都曾属于波斯帝国，所以阿拔斯革命不是单纯的“阿拉伯内部改朝换代”，而是旧波斯力量和已经“波斯化”的阿拉伯派系合流。呼罗珊的反对派在 $740$ 年代支持阿拔斯家族；阿拔斯家族声称自己和穆罕默德有亲属关系，谱系可以追溯到曾照顾孤儿穆罕默德的叔父。凭借武装支持者、资金和强大的宣传组织，阿拔斯人在呼罗珊组织军队，一路进入伊拉克并获得更多支持。$750$ 年，最后一位倭马亚哈里发 Marwan II 在埃及逃亡途中被杀，al-Saffah 被正式拥立为第一位阿拔斯哈里发。

所以阿拔斯王朝一开始带有一种“革命”意味。它承认伊拉克的核心地位，在那里建立巴格达；它还采用 imam 的称号，甚至一度使用什叶派象征性的绿色。这个动作很精明：倭马亚没有真正取得阿里派/什叶派的认同，而阿拔斯至少在早期试图向这些不满者表示，自己不是旧的叙利亚阿拉伯贵族政权，而是一个更正统、更靠近先知家族、更能代表被压抑群体的新政权。

但 Rosenwein 很快指出，阿拔斯并没有真正消灭精英政治。他们上台后也创造了自己的新精英。八世纪时，很多省长来自阿拔斯家族本身；al-Mansur 建造巴格达时，又把重要地产分给呼罗珊军事领袖。随着巴格达繁荣、地价上涨，这些呼罗珊人逐渐构成新的排他性精英。也就是说，阿拔斯革命一方面反对倭马亚的叙利亚—阿拉伯特权集团，另一方面又在巴格达制造出阿拔斯家族、呼罗珊军人、宫廷官僚和土地利益结合的新特权集团。

阿拔斯比倭马亚更能中央集权，至少前期更能征收各省税收。但这种控制很不均匀。九世纪以前，阿拔斯大体能控制伊拉克、叙利亚、呼罗珊和埃及；但他们没有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也没有真正控制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到约 $800$ 年，他们对 Ifriqiya，也就是今天突尼斯一带，已经失去实际权力，只剩名义上的宗主关系。换句话说，阿拔斯哈里发的世界看起来非常大，但并不是现代国家那种均匀统治的版图，而是核心区、半控制区、名义承认区、独立穆斯林政权并存的层状结构。

军队是阿拔斯统治的关键。这里和拜占庭不同：拜占庭军队主要用于防御外敌、守住缩小后的帝国；阿拔斯军队更多用于在已经征服但控制薄弱的地区收税。哈里发会带兵袭击边境来显示武勇，但主要不是为了扩张领土；真正夺取西西里这样的海战，则来自几乎独立的 Ifriqiya，而不是巴格达中央。九世纪前期，哈里发付军饷，但军队并不完全由哈里发直接编组。将领从自己的家乡、部落、家族和依附者中招募部队；只要将领忠诚，这套制度可以运转，一旦内战爆发，比如 Harun al-Rashid 死后两个儿子争夺哈里发之位，军队就会变成无法控制的政治力量。

然后出现一个后世极重要的制度：Mamluks / 马穆鲁克。九世纪时，来自亚洲草原的突厥战士开始左右哈里发废立。为了获得更可靠的武装力量，阿拔斯哈里发开始捕获或购买草原少年，把他们训练成军事和政治服务人员。这些就是最早的马穆鲁克。最初他们被设计为一种“没有本地家族根基、只忠于统治者”的精锐力量，但书里马上提醒：哈里发没法预见，马穆鲁克后来会形成新的军事精英，甚至反过来压倒哈里发权力。

这一点很适合和拜占庭的 tagmata 比较。拜占庭皇帝用中央骑兵制衡地方将军，阿拔斯哈里发用外来军事奴仆制衡本地军政集团。两者都是中央权力试图制造“只忠于我”的军事机器；但长期看，军事机器本身会形成自己的利益和身份。帝国统治经常就是这样：为了控制旧精英，创造新精英；新精英一旦稳定下来，又变成新的威胁。

接下来是经济。阿拔斯时期伊斯兰世界变得非常富裕。地中海本来就是古老贸易走廊，但九世纪的巴格达利用了更大的网络：印度、中国、可萨汗国、撒哈拉以南非洲都被纳入更广阔的商业联系。书中特别提到，柏柏尔人在倭马亚时期曾经被奴役，到阿拔斯时期已经组织起来，自己成为奴隶贩卖者。Zawila、Sijilmasa 这类撒哈拉贸易中转站，连接着黄金、食物、象牙、兽皮和被奴役人口的流动；从 Timbuktu、Gao、Marandet 等西非城镇出发的柏柏尔商人，经由绿洲，到达突尼斯、的黎波里、科尔多瓦、开罗等城市，再带回纺织品、陶瓷、玻璃、盔甲和其他手工业品。

这说明“伊斯兰世界重心东移”并不等于西方完全消失。巴格达向东看，但它也向南、向西、向北看。真正变化在于，伊斯兰世界不再只是早期阿拉伯征服后围绕叙利亚—埃及—北非—西班牙的地中海世界，而是一个把地中海、印度洋、中亚草原、波斯、撒哈拉、东非和中国方向都连接起来的开放网络。巴格达是中心，但这个中心不是封闭的宫廷中心，而是一个把财政、贸易、书写、科学、奢侈品和奴隶贸易汇聚起来的节点。

艺术和物质文化也体现这种开放性。阿拔斯时期的伊斯兰世界非常 cosmopolitan，也就是世界性、混合性很强。宫廷和城市富裕阶层用装饰华丽的盘碗进餐，用精美水罐倒水，穿着复杂织物，家中有壁挂和地毯，墓葬中也有奢侈品，清真寺也建得宏伟。Plate 3.3 那只带波斯铭文的大碗，就是这种日常奢华的例子；Plate 3.4 的木质嵌饰板则混合了科普特基督徒的镶嵌工艺、萨珊波斯翼形母题、前伊斯兰几何图案、罗马—拜占庭连续拱门。也就是说，阿拔斯艺术不是“纯阿拉伯风格”，而是埃及、波斯、拜占庭、前伊斯兰地方传统一起进入伊斯兰视觉系统。

Ibn Tulun 清真寺是这个世界的建筑证据。Ibn Tulun 是埃及几乎独立的统治者，他在开罗附近建的清真寺非常宽阔，适合容纳大量人群；外庭、内庭都是正方形，中间有喷泉，进入礼拜空间的厚重墩柱上开出尖拱；它的螺旋式宣礼塔让人想起 Samarra，也就是巴格达之外阿拔斯晚九世纪临时首都的形式。清真寺外墙还会排列市场摊位。这个建筑不是孤立宗教空间，而是礼拜、城市市场、统治威望和地区独立性共同交汇的场所。

知识文化是这一节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书在这里特别强调纸张。伊斯兰世界的书相对便宜，因为它们写在纸上；这和拜占庭大量使用昂贵羊皮纸形成对比。纸让书籍更可获得，也让翻译、抄写、私人藏书、学术讨论、法学和文学繁荣获得物质基础。阿拔斯哈里发推动大规模翻译运动，把印度和古典希腊世界的哲学、医学、数学、占星学著作引入伊斯兰文化。

翻译不是出于单纯好奇，而有很现实的用处。占星学可以为政权提供预言和合法性；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科学著作可以在神学辩论中成为“锋利武器”；欧几里得几何能帮助理解桥梁、灌溉、土地测量。al-Khwarizmi 写代数学著作，al-jabr 后来成为 algebra 一词来源；他关于印度计算法的论文也很实用，因为所谓“阿拉伯数字”其实来自印度数字系统，零的使用尤其关键，比如区分 $100$ 和 $1$。Rosenwein 在这里没有把科学写成抽象“黄金时代”口号，而是写成宫廷、工程、行政、宗教论辩和实际计算共同推动出来的知识生产。

文学也受到大力赞助。哈里发 al-Mu‘tasim 在 $838$ 年征服拜占庭城市 Amorium 后，重金奖赏诗人 Abu Tammam 写长诗赞美胜利和胜利者。政治赞美诗显然对阿拔斯宫廷有用，它把军事胜利转化成宇宙秩序：穆斯林上升，异教衰落，天与地都为胜利庆祝。但书也说，其他类型诗歌同样受欢迎，比如酒诗和爱情诗，被视为 adab，即精致、有教养、有“好品味”的文学。adab 原意有“好礼仪/好教养”的意思，所以它不是纯娱乐，而是城市精英修养的一部分。

然后是 hadith / 圣训。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古兰经》是伊斯兰的核心启示文本，但阿拔斯时期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怎样生活才合乎上帝心意？这个问题推动圣训文献发展。圣训不是随便讲一个关于先知的小故事，而是有严格传承链。每条 hadith 开头列出一串口头传述者，从最近的人往前追溯，最后连接到先知穆罕默德或他的亲近同伴，然后才是故事或言行内容。al-Bukhari 在关于斋月禁食的圣训汇编中讨论一个问题：如果禁食者忘记自己在斋戒而吃喝了怎么办？圣训回答说，让他完成斋戒，因为是安拉使他吃喝。这里 Abu Huraira 作为穆罕默德的 Companion，被视为最靠近原始权威的传述者；书也说，他被列为成千上万条圣训的最终权威。

这背后其实是伊斯兰权威结构的变化。早期共同体靠《古兰经》、先知记忆、哈里发权威和地方实践运行；到了阿拔斯时期，越来越需要把“先知如何说、如何做、如何判断”固定下来。圣训学者通过传承链来判断可靠性，这就给 ulama / 乌里玛，宗教学者阶层 的兴起提供了空间。换句话说，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权威不只在哈里发手里，也逐渐在解释《古兰经》、整理圣训、判断法学问题的学者群体手里。

最后是《古兰经》本身的神学争论。书说，有些解释者把《古兰经》按字面理解为上帝之言，因此几乎是上帝自身的一部分；另一些解释者则认为《古兰经》是上帝创造的东西，因此和上帝本身分开。对哈里发 al-Ma’mun 来说，如果《古兰经》被理解为和上帝同在、非被造、具有最高权威，那么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就会被削弱。Rosenwein 把他和拜占庭圣像破坏皇帝 Leo III 做类比：Leo III 想把神性和它的图像表现分开；al-Ma’mun 则想让上帝大于《古兰经》，也就是反对把文本本身提高到接近神性的地位。

这里可以稍微展开一下。这个争论不是“文本学小问题”。如果《古兰经》是非被造的、永恒的上帝之言，那么解释它的人，尤其是圣训学者、法学家、传统主义者，就可以说：哈里发也必须服从这个永恒文本和先知传统，不能随便解释。反过来，如果《古兰经》是上帝创造的，虽然仍然神圣，但它和上帝之间有距离，那么哈里发和理性神学家就更容易主张：国家权威可以参与确定正确教义。al-Ma’mun 后来发动 Mihna，常被译作“审问”或“宗教审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试图迫使学者接受“《古兰经》被造”的立场。书的索引也把 Mihna 标在这一节附近，说明这是阿拔斯时期权威冲突的重要节点。

所以这一节真正讲的不是“阿拔斯王朝很强很有钱”这么简单，而是一个中心转移后出现的新世界。倭马亚时期，伊斯兰世界还很大程度围绕叙利亚、阿拉伯军事贵族、地中海征服遗产运转；阿拔斯时期，中心转到伊拉克和波斯旧地，巴格达成为宫廷、财政、贸易和知识中心。统治集团从叙利亚阿拉伯军事精英，变成阿拔斯家族、呼罗珊军人、波斯行政传统、突厥军事奴仆、各地官僚和城市知识人的复杂组合。

从更大的章节结构看，它和刚才拜占庭那节刚好形成镜像。拜占庭从收缩中恢复，靠圣像、军区、希腊古典复兴和斯拉夫传教重新扩张影响；阿拔斯则从革命中建立新中心，靠巴格达、波斯宫廷传统、税收、贸易、纸张、翻译运动、圣训整理和神学审查来重组伊斯兰世界。两边都在用宫廷制造文化，都在处理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的边界，也都在从晚古典世界继承东西：拜占庭继承罗马和希腊，阿拔斯继承波斯、希腊、印度和前倭马亚伊斯兰传统。

一句话压缩这一节：阿拔斯王朝把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从叙利亚—倭马亚—阿拉伯征服贵族体系，转向伊拉克—巴格达—波斯化宫廷体系；这个新中心更富、更世界化、更依赖税收和军队，也更重视书写、翻译、科学、圣训和教义控制。 但它也埋下了后来的问题：地方控制不均，马穆鲁克军事集团坐大，乌里玛逐渐形成独立宗教权威，西部伊斯兰世界脱离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的普世性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

An empire in spite of itself

这一节 AN EMPIRE IN SPITE OF ITSELF 可以译成 “一个违背自身条件而成的帝国”，或者更顺一点说，“一个本不该成为帝国的帝国”。标题的意思很妙：法兰克/加洛林世界不像拜占庭和阿拔斯那样有成熟的税收制度、发薪官僚、职业军队和强大的首都机器；它没有罗马帝国那种土地税，也没有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那种靠财政养活的官员和士兵。但就是这样一个制度上很“穷”的政权，竟然建立了一个横跨西欧的大帝国，还让自己看起来像罗马帝国的继承人。Rosenwein 开头明确对比说，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政治集中、有复杂税制、有领薪军队和官员，而 Francia 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中央化传统，却没有它的秩序和效率；加洛林人不能征收土地税，也没有领薪官员和士兵，但他们仍然能动员军队、扩张王国、推动学术复兴，并塑造自己作为基督教人民领袖的身份。

所以这节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没有成熟国家机器的王朝，怎样做出帝国效果？ 书中给了三个答案：一是他们利用了所谓 Medieval Warm Period，中世纪温暖期带来的农业和人口条件；二是他们尽可能榨取罗马文化和政治制度残余的价值；三是他们非常会试验新制度、抓住机会。这个框架很重要，因为加洛林帝国不是“罗马国家制度完整复活”，而是一个在低财政能力下靠土地、战争、教会、贵族网络和象征政治拼出来的帝国。

先讲加洛林人的起家。Rosenwein 说，加洛林接管权力本质上是一次 palace coup / 宫廷政变。墨洛温王朝名义上还是国王，但真正掌权的是宫相，也就是 mayor of the palace。$687$ 年 Tertry 战役之后，来自 Austrasia、拥有大量地产的一个强大家族逐渐垄断了 Neustria 和 Austrasia 两边的宫相职位。到八世纪前半，他们已经拿走了国王的大部分权力和责任。换句话说，所谓加洛林王朝不是突然从外部推翻旧王朝，而是先在旧王朝内部长期掌握行政、军事和贵族协调权，等到形式上的王权空壳化以后再换牌子。

Charles Martel 是这个家族的关键人物之一。Carolingian 这个名字就来自 Carolus，也就是 Charles。他最有名的是 $732$ 年在 Poitiers 附近击败来自 al-Andalus 的穆斯林军队，阻止进一步袭扰。后世很喜欢把这场战役写成“基督教欧洲拯救战”，但 Rosenwein 的处理更冷静：这当然重要，但 Charles Martel 的主要精力其实花在法兰克内部。他不断和那些想要割据地方、建立独立领地的法兰克贵族作战；他通过挑动派系、奖赏支持者、击败敌人、控制修道院和主教区，建立起一个紧密的支持网络。修道院和主教区在这里不只是宗教机构，而是土地、捐赠、地方声望和政治控制的节点。

这也是为什么加洛林人和传教士、教皇之间的关系这么重要。Boniface 是英格兰传教士，和罗马关系密切，想去 Frisia 和 Germany 传教。加洛林人支持他，不只是因为虔诚，而是因为这为他们后来的军事扩张铺路。很多地方并不是完全没有基督教，而是当地实践比较地方化，不受罗马控制。Boniface 新任命的主教则不依附地方贵族，而是依靠教皇和加洛林王权的授权。这样，加洛林人的扩张就不只是军队向东推进，也是罗马化教会网络向地方推进。

Pippin III，也就是矮子丕平，是 Charles Martel 的儿子。他在 $751$ 年成为国王，取代墨洛温国王。过去一种说法是，他事先得到了教皇 Zacharias 的批准；但 Rosenwein 说，较新的研究强烈质疑这一点，认为丕平能成为国王，主要是因为法兰克贵族和主教支持他。不过，教皇确实很快进入这套合法性工程。$754$ 年，教皇 Stephen II 亲自到 Francia，为丕平和他的两个儿子涂油，并请求他们出兵对抗包围罗马的伦巴第人。

涂油礼非常关键。它把加洛林国王和旧约中的大卫王联系起来。国王不再只是最强的军事贵族，也不只是成功宫廷政变的受益者，而是被圣油标记、被上帝选中的基督教君王。这个仪式给新王朝补上了墨洛温家族血统无法提供的合法性。很不幸，政权更替这种事情从来不能只靠“我比较能打”解释，必须再来一点神圣涂层，没办法。

丕平出兵意大利后，$756$ 年所谓 Donation of Pippin / 丕平赠土 让伦巴第人把一些城市交给教皇。这个安排承认教皇在意大利中部成为实际统治者，而这些土地原本属于拜占庭。于是一个重大转向发生了：$750$ 年代以前，教皇制仍在拜占庭帝国体系内；到这个十年中期，它已经转入西方。Rosenwein 还说，大概也就在这之后不久，教廷文书机构伪造了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 君士坦丁赠礼，声称四世纪的君士坦丁皇帝曾把西半个罗马帝国交给教皇 Sylvester。这份伪造文件本身就说明教廷在表达一种政治姿态：我们不再只是东方皇帝辖下的罗马主教，我们有自己的西方罗马继承权。

然后进入 Charlemagne，也就是查理曼。Rosenwein 写他时很注意形象制造。Einhard 写《查理曼传》时，把他塑造成罗马皇帝式人物，模仿的是 Suetonius 的《十二凯撒传》；Alcuin 则强调他的宗教性，把他称作 “David”，也就是《诗篇》作者、击败歌利亚的大卫王、以色列君王。甚至君士坦丁堡的女皇 Irene 也曾把查理曼视作适合的婚姻对象，虽然最后没有成。也就是说，查理曼不是只在法兰克贵族圈里有威望，他被包装成罗马皇帝、大卫式基督教君王、甚至能和拜占庭皇室联姻的普世统治者。

查理曼的名声很大程度来自战争。$774$ 年他入侵意大利，夺取伦巴第王冠，吞并北意大利。北边，他和 Saxons 打了三十多年苦战，最终吞并萨克森，并强迫当地人皈依基督教。东南方向，他攻击 Avars，攻破他们的据点，迫使他们臣服，并夺走大量战利品。这里不要把查理曼想象成温和的文化复兴赞助人而已。他首先是一个掠夺、征服、强制皈依和分配战利品的战争君主。加洛林帝国的扩张，靠的是基督教使命语言，也靠非常实在的暴力和财富再分配。

可是，征服以后要治理。查理曼没有罗马式财政机器，不能像拜占庭皇帝或阿拔斯哈里发那样用税收发工资给官员和士兵。于是他使用土地替代货币。他任命 regional governors，即 counts / 伯爵，让他们执行法律、召集军队、征收收入。这些人来自支持他的贵族集团，报酬不是薪水，而是临时授予土地收益。为了防止伯爵坐大和腐败，他又派 missi dominici / 王之使者 巡察地方。这些 missi 通常成对出行，可能是修道院院长、主教、伯爵，反正都是贵族；他们代表国王调查教会和平信徒事务。

这就是标题里 “in spite of itself” 的制度内核。查理曼想模仿罗马帝国，但手里没有罗马帝国的工具。他没有固定薪俸官僚，没有发薪军队，没有普遍土地税。他只能用贵族、土地、教会、巡视使者和书面命令拼接出一个准帝国的管理网络。它确实有效，但也天然脆弱，因为伯爵、主教、修道院长这些人本身就是地方权力者。国家不是压在贵族上面的机器，而是通过贵族身体运转的网络。它越依赖他们，就越难真正控制他们。

$800$ 年圣诞节查理曼加冕为皇帝，是这一节的高潮。事情的直接背景是教皇 Leo III 在罗马被敌对派系控告通奸和伪誓，差点被毁伤身体，于是逃到北方寻求查理曼保护。查理曼护送他回罗马，自己随后也来到罗马。$800$ 年圣诞节，Leo III 把皇帝冠冕戴到查理曼头上，在场神职人员和贵族欢呼他为 “Augustus”。Rosenwein 很清楚地指出，Leo III 这一手非常高明：他既抬高了法兰克国王，又贬低了拜占庭的 Irene，还让自己扮演 “emperor maker / 皇帝制造者” 的角色。

这场加冕的意义不是“西罗马帝国突然复活”这么简单。它制造了一个三方关系：教皇说，我有权加冕皇帝；查理曼说，我是被上帝加冕、治理罗马帝国的皇帝；拜占庭则会觉得，等等，罗马皇帝不是在君士坦丁堡吗？Einhard 后来说，查理曼对这个称号很不高兴，甚至说如果早知道教皇计划，他那天就不会进教堂。但 Rosenwein 也提醒，查理曼后来采用了一个很长的新头衔：他自称“由上帝加冕的奥古斯都，治理罗马帝国的伟大和平皇帝，同时因上帝怜悯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这个头衔说明，在查理曼自己的说法里，他不是“被教皇创造出来的皇帝”，而是“上帝的皇帝”，并且治理罗马帝国只是他的多重职责之一。

查理曼死后，问题马上暴露。他只有一个儿子活着继承，也就是 Louis the Pious，虔诚者路易。路易从 $814$ 到 $840$ 年为皇帝，但这个“帝国”本来就是很多领地拼在一起，没有深层统一。不同地区有不同语言、法律、习俗、传统；伯爵和主教有地方利益；外部还有入侵者。路易最重要的统一工具是基督教。他把自己的帝国模范设定为 Theodosius I，也就是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的皇帝。他请 Benedict of Aniane 帮助改革修道院，要求 Francia 所有修道院遵守本笃会规；他任用修士和修道院院长作顾问，让 missi 调查穷人被剥削的案件，规范王室文书程序，把法兰克主教和修道院纳入控制。

这里的路易并不只是软弱的“虔诚”君主。他的政治想象是：帝国既然没有强财政，那就更要用统一教会、统一修道制度、统一文书程序、统一道德秩序来把它粘住。他不是靠税务官和发薪军队统一帝国，而是靠主教、修道院、忏悔、纪律和神圣王权统一帝国。

可是家庭政治摧毁了这个计划。路易早年安排得很整齐：妻子加冕为皇后；长子 Lothar 为皇帝和共治者；另两个儿子 Pippin 和 Louis the German 作为次级国王服从兄长。但他的第一任妻子死后，他又娶了 Judith，后来生下 Charles the Bald。新儿子的出生打乱了之前的帝国分配。于是家庭争端变成内战，兄弟反父亲，兄弟互相争夺称号和王国。$833$ 年，路易被 Lothar 实际俘虏，被迫公开忏悔。Lothar 希望这个仪式让父亲永远下台，但路易很快利用儿子之间的矛盾复出。Rosenwein 的解释非常妙：这个事件显示，加洛林统治者可以表现为对上帝负责、愿意公开悔罪；但恰恰通过这种臣服上帝的仪式，他们在臣民眼中反而更神圣、更有权威。

路易死后，$840$-$843$ 年三个儿子继续战争。最后 Treaty of Verdun / 凡尔登条约 在 $843$ 年把加洛林帝国分成三块：西部给 Charles the Bald，后来大体发展成 France；东部给 Louis the German，后来大体发展成 Germany；中间部分给 Lothar，从北海一直延伸到北意大利，也包括帝国称号。这个中间王国后来逐渐消失并碎裂，但它留下的边界问题会长期影响欧洲政治。地图 3.4 的说明也指出，$843$ 年分割把帝国分成东法兰克、中部王国和西法兰克，后来中部王国逐渐消失，帝国进一步碎片化。

所以，从政治上看，加洛林帝国很快碎了。但 Rosenwein 并不把它写成纯粹失败。它虽然没能作为统一帝国长期存在，却重新塑造了西欧的政治轮廓、教会结构、王权想象和文化基础。所谓“帝国尽管违背自身条件而成”，不只是说它奇迹般建立起来，也说它本来就不可能像拜占庭或阿拔斯那样稳定。它没有那种财政—官僚—军队核心，只能通过家族、贵族、教会和土地协商维持。查理曼一死，结构性张力就显出来了。

这一节后半部分是所谓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 加洛林文艺复兴。不要把它理解成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那种“人文主义觉醒”。它首先是一个统治工程、宗教工程和文本工程。加洛林人认为自己在复兴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秩序，所以他们特别重视正确的拉丁文、正确的圣经文本、正确的礼仪、正确的歌唱、正确的修道规则。帝国很碎，语言很多，地方习俗很多；如果要把它粘起来，就要让教士读同样的文本、唱同样的圣歌、使用同样的礼仪、接受同样的教育。

一个具体例子是 Gregorian chant / 格里高利圣咏 的推广。加洛林人想让帝国内所有教堂和修道院都唱罗马唱法。问题是，这很难。一个修士或神父需要学会一年中各种礼仪的旋律，靠口耳相传很容易忘。于是加洛林抄写员开始试验音乐记谱：九世纪时，这些符号还只是写在礼仪文字上方的点和短划，用来提醒歌手旋律方向；到中世纪后期，音符才逐渐接近今天乐谱中的样子。这里你能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中世纪制度逻辑：为了统一礼仪，必须改进书写技术；为了改进书写技术，又创造了新的知识工具。

学术和书籍生产也高度依赖宫廷。Alcuin 是最著名的加洛林知识分子之一，查理曼把他从英格兰请到宫廷，后来他成为 Tours 的 Saint-Martin 修道院院长，主持制作权威的拉丁圣经版本，也就是 Vulgate。Charlemagne 的妹妹 Gisela 同样重要。她既是王室顾问，也是 Chelles 女修道院院长；Chelles 是手抄本生产中心，有图书馆，修女受过良好教育，会写学术通信，还编写历史，把加洛林崛起写成父子兄弟之间斗争、又被母亲、姑母、姐妹的智慧调和的故事。这个例子很好，因为它把女性从“中世纪黑暗中不可见”的刻板印象里拉出来：她们确实常常不可见，但在某些修道院和王室网络里，她们参与了知识生产和政治记忆建构。

Rosenwein 还特别说，女性和穷人构成加洛林文艺复兴中很大程度上不可见的一半。查理曼的敕令要求王国内大教堂和修道院教所有能学习的人读写。富人抱怨有些“暴发”的农民子弟进入宫廷，这恰恰说明一些穷人确实通过教育上升。某些教士甚至希望小村庄和聚落也建立儿童学校。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包括女孩，但贵族女性 Dhuoda 明确证明，至少一些 laywomen，即非修道的世俗女性，能获得很高教育。她写给儿子的《手册》显示她熟悉圣经、教父、Gregory the Great 和 Alcuin 等“现代人”，拉丁文也很流利复杂。

Dhuoda 这个例子非常动人，因为它说明文字不仅是国家命令和教会礼仪，也可以是母亲试图跨越分离、教育儿子的方式。她的儿子不在身边，她只能把道德教导、家族记忆和虔敬关怀写成一本书。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宏大叙事里有帝国、有拉丁、有罗马复兴；但落到一个人身上，也可能是一个母亲在政治婚姻和贵族家庭安排中失去对孩子的直接陪伴，于是用书写补回一点关系。

书写技术本身也很重要。Dhuoda 原稿没有留下，但 Rosenwein 说，如果它保存下来，很可能像同时代其他实用文本一样，用 Caroline minuscule / 加洛林小写体 抄写。加洛林小写体清楚、规整、易读，适合抄写大量文本。标题可能用彩色首字母装饰，但不一定有插图；华丽插图通常留给王室、重要礼仪场合或福音书等特别受尊崇的文本。这说明加洛林文艺复兴不只是“思想复兴”，也是字体、页面布局、抄写效率和文本标准化的复兴。

艺术和建筑方面，加洛林人非常有意识地模仿基督教罗马。Rosenwein 说，墨洛温文化虽然丰富，但并不特别强调艺术表达；加洛林人则不同，他们崇拜并模仿 Christian Rome，推动广泛、折衷、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目标的艺术建筑计划。查理曼把罗马和拉文纳的大理石带回 Aachen 建造宫殿建筑群，这种行为本身就像在搬运罗马性。艺术上也是如此：他们尊敬并模仿过去，但同时在改变过去。

Utrecht Psalter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 Reims 大主教 Ebbo 委托制作，包含全部 $150$ 篇诗篇和 $16$ 首 canticles，每首都有活泼插图，把诗歌转化成神与人的连续故事。Plate 3.9 展示的是诗篇第 $8$ 篇相关图像：画家把经文几乎逐句视觉化。诗人向上方的基督祈祷，基督坐在荣耀光环中的圆球上，被天使托举在云上；小孩仰望赞美；敌人被复仇天使赶进地狱；月亮、星辰、牲畜、鸟、鱼都出现在画面中，对应经文说人被上帝赋予管理受造物的地位。

这个手抄本说明加洛林艺术不是简单复制古典写实，也不是纯装饰。它有一种强烈的文本解释冲动：图像为经文服务，甚至逐节把抽象诗句变成可看的故事。这里又和加洛林帝国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他们想要 corrected texts、correct liturgy、correct singing，也想要能解释、组织、视觉化圣经的图像系统。文字、图像、礼仪、王权，都是让一个碎片化帝国看起来“同一”的工具。

所以这一节的总体逻辑可以这样理解：加洛林帝国不是像拜占庭和阿拔斯那样从强税制、首都官僚和职业军队里长出来的帝国，而是一个靠贵族土地网络、教会改革、罗马象征、战争掠夺、地方伯爵、巡察使者、王朝婚姻和文化标准化拼出来的帝国。它的政治统一很脆弱，凡尔登条约之后很快碎裂；但它的文化和制度后果很深。它让教皇转向西方，让法兰克王权得到圣油合法性，让“西方也可以有罗马皇帝”成为可能，让本笃会规、拉丁教育、圣咏、手抄本、加洛林小写体和王室—修道院知识网络成为西欧未来的基础。

一句话说，加洛林帝国不是罗马帝国复活，而是西欧在缺少罗马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借用罗马名号、基督教秩序和贵族土地社会做出的一次帝国实验。 它失败得很快，但失败以后留下了法国、德国、中部边疆、教皇国、西方皇帝观念和拉丁基督教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状。这个“in spite of itself” 正是在这里：它本不该像帝国，却努力表现得像帝国；它无法真正成为罗马，却改变了西欧后来理解罗马的方式。

Political communities reordered(c.900-c.1050)

Byzantium: The strengths and limits of centralization

这一节 BYZANTIUM: THE STRENGTHS AND LIMITS OF CENTRALIZATION 可以译成 “拜占庭：中央集权的力量与限度”。它接在第三章之后，进入第四章 Political Communities Reordered, c.900-c.1050，也就是“政治共同体的重组”。这一章开头的总判断是：九世纪那些大型中央化政府，到十世纪开始分裂；但这种分裂在拜占庭最不明显，因为虽然地方大地主和权势家族变得重要，皇帝的最高地位从未真正被推翻。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出现许多区域王朝，西欧则在加洛林帝国崩溃后变成一批强弱不等的新政治体。

所以这一节的关键词不是“拜占庭很强”这么简单，而是 centralization 的双面性。一方面，到 $1025$ 年巴西尔二世去世时，拜占庭帝国重新扩张到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附近，几乎是中期拜占庭的高峰；君士坦丁堡仍然是帝国象征、行政中心、宫廷中心和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地方 dynatoi，也就是“有权势者”“强人”，正在通过土地、官职、军队关系和地方保护网络侵蚀中央政府对农民、税收和边疆的控制。

先看它的“strengths”，也就是中央集权的强处。最明显的是 皇宫与宫廷。君士坦丁堡大皇宫不是单纯的皇帝住宅，也不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力布景”，而是帝国的指挥中枢。里面住着仆役、奴隶、马夫、高级廷臣、学者型神职人员、皇帝和皇后的亲属、依附者；而更多文官、军人、顾问、学者和其他宫廷人员则努力住在皇宫附近，因为皇帝随时可能召集他们。即使是临时召集，仪式本身也高度编排。Rosenwein 特别强调，这些宫廷仪式本身就是权力工具：皇帝可以通过礼仪的位置、接近程度、出现顺序、荣誉安排，暗示谁受宠、谁失宠。宫廷不断制造一种“完美、稳定、永恒秩序”的形象。

这和前面加洛林世界形成很强对比。查理曼也想制造罗马式皇权，但他缺少一套真正稳定、专业、围绕首都运行的官僚—宫廷机器；拜占庭则不同。它有君士坦丁堡，有大皇宫，有文官系统，有高度成熟的礼仪语言，有专业的行政人员，有围绕皇帝不断旋转的宫廷生态。一个人能不能进入皇宫、离皇帝多近、能不能在仪式中占据某个位置，都是政治。拜占庭中央集权不是只有法律和军队，也靠礼仪制造等级秩序。换句话说，皇帝不只是“发命令的人”，也是一个被舞台、服饰、队列、宫殿、圣像、神学语言包围起来的中心。

但这个宫廷并不是纯男性空间，虽然它主要是男性空间。Rosenwein 讲了 Zoe 的例子。Zoe 是 Constantine VIII 的女儿，因皇室血统而被承认有统治权；她通过婚姻把 Romanus III 和 Michael IV 变成合法皇帝。她甚至和妹妹共同统治了一年，即 $1042$ 年。可是，她的传记作者 Michael Psellus 对女性统治很不舒服，认为国家需要一个有经验、有力量的男人监督。这里的意思不是 Zoe 没有权力，而是她的权力必须不断经过性别观念过滤。她可以“制造”皇帝，可以因血统成为合法性来源，但男性作者仍然倾向于把真正治理想象为男性事务。

然后是拜占庭宫廷里非常特殊的 “third gender”，也就是太监。Rosenwein 用 John the Orphanotrophos 说明这一点。他小时候被父母阉割，因为父母希望他进入宫廷。他后来在 Basil II 时期起步，服务多位皇帝，并且推动自己的兄弟 Michael IV 和侄子 Michael V 登上皇位。Plate 4.1 展示的就是他命令流放 Constantine Dalassenos 的场面：John 坐在权力位置上，伸手发号施令，而被流放者被划船送走。这个图像很重要，因为它把一个“非皇帝”的太监画得像实际掌权者。

太监在拜占庭宫廷里不是边缘人，而是权力机制的一部分。他们被认为不能生育，因此不会建立自己的王朝；他们既是男性，又“不完全”属于通常意义上的男性，所以显得特殊、异国化、可被信任。他们可以担任财政、行政、军事高位，也陪伴皇帝度过最神圣和最脆弱的时刻：皇帝摘下冠冕时、参加宗教仪式时、夜间入睡时。Rosenwein 说，他们像 San Vitale 镶嵌画中基督身边的天使一样围绕皇帝，因为当时人认为没有人比太监更忠诚、更可靠、更灵性纯洁。

这个例子很适合你这门课的 gender 主题。拜占庭中央集权不只是“皇帝—官僚—军队”的制度关系，也是一套身体政治。女性可以通过皇室血统和婚姻制造合法性；太监则通过不能生育、不能建立正常父系家族权力，被皇帝用来制衡贵族男性。换句话说，中央集权依赖一些在普通社会性别秩序里不稳定、但在宫廷权力结构里非常有用的人。皇宫不是一个抽象机器，而是由性别、身体、亲属关系、仪式和职务共同组成的权力生态。

接着进入 Basil II，也就是 “Bulgar-Slayer”，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二世。他在位从 $976$ 到 $1025$ 年，几乎统治半个世纪。Rosenwein 说，他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不知疲倦的战士，他的墓志铭也强调自己一生都没有让长矛停歇，向西、向东不断行军。这里当然有宣传成分，但并不全是吹嘘。巴西尔继承了前任皇帝的成果：拜占庭边界已经向北推到多瑙河，拿下保加利亚帝国的一半；向东越过幼发拉底河；向南控制安条克、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到巴西尔时代，帝国边界相当安全，主要威胁之一是更北方的 Rus，而他后来通过外交与宗教联盟化解了这一威胁。

地图 4.2 的说明也能看出巴西尔统治前后的变化：他即位时，帝国包括今天土耳其大部分、意大利“靴跟”和“靴尖”的一些地方、克里米亚一小部分，以及希腊和东巴尔干大部；到 $1025$ 年他死时，帝国已经增加了整个巴尔干、土耳其以东更多土地、向南到的黎波里一带，以及南意大利更多领土。也就是说，这时的拜占庭不是七世纪那个缩起来保命的国家，而是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重新达到了相当广阔的版图。

但这一节标题里还有 “limits”。巴西尔边境安全，并不等于他内部安全。真正挑战皇帝的是地方权势家族，也就是 dynatoi。这些人包括军政官员、主教、修道院院长、地方精英。他们受益于经济复苏和新城市中心兴起，又趁许多农民仍然贫困时购买土地。Romanus I 早在 $934$ 年的新法中就抱怨富人进入村庄、通过买卖、赠与、继承等方式侵占土地，加重穷人困苦，并损害共同体。Rosenwein 说，这些人之所以叫 dynatoi，就是因为他们是 “powerful men”。

这里的土地问题非常关键。拜占庭国家需要小农，因为小农交税，也可能承担兵役或供养军队。如果地方大户不断吞并农民土地，农民变成依附者，那么税收和兵源都会被地方权势者截流。中央政府表面上仍强，但它和农民之间的直接关系被地方强人隔断。dynatoi 不一定一开始就是反叛者；他们可能是皇帝任命的军官、地方总督、主教、修道院长。但正因为他们有合法身份，他们更容易把国家权力变成地方私人网络。没办法，帝国越扩张，越需要地方代理人；地方代理人越强，越可能成为中央的麻烦。

这些 dynatoi 还会把军事人员变成自己的 clients，即依附者。即便他们本人不一定是军人，也能通过土地、保护、婚姻和职位形成自己的武装政治网络。有些家族甚至能夺取皇位。巴西尔二世的前任中就有来自这种强大家族的人。巴西尔后来之所以显得强，是因为他成功压制了挑战自己统治的这些家族；但这不代表问题消失，只代表他个人在位时把这个问题压住了。

接下来是 “wide embrace and its tensions”，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广泛包容下的张力。帝国扩张后，内部族群和宗教构成非常复杂。东部有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北部有斯拉夫人、已经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人，以及 Pechenegs 这类突厥群体；西部意大利地区有伦巴第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君士坦丁堡内部甚至有穆斯林：八世纪建成的一座清真寺在十一世纪被修复并重新开放。皇帝还雇佣 Rus 作为精锐部队，即 Varangian Guard；到十一世纪中期，雇佣兵里还有“法兰克人”，主要来自诺曼底，也有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

这说明拜占庭的“Roman”身份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式的单一族群身份。它可以吸收亚美尼亚将领、斯拉夫人口、突厥盟友、Rus 精锐卫队、诺曼雇佣兵、意大利和希腊地方精英。帝国的中央集权，恰恰建立在一种多族群、多语言、多地区的组合之上。只要你能服务皇帝、接受帝国礼仪、进入官僚或军事系统，你就可能被纳入 “Romanía” 的政治世界。

但这种包容有清晰边界。Rosenwein 马上说，开放只到一定程度。十一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的犹太人被驱逐，并被重新安置到金角湾对面的 Pera 一个有墙围起来的区域。其他拜占庭城市虽然没有这样戏剧性地驱逐犹太人，却也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混居。大约同一时期，犹太人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被否认；至少在法律上，他们被降到近似奴役的身份，犹太教也被谴责为异端。

这个地方很适合和你们课的 race/ethnicity 要求相连。拜占庭可以吸收很多“外人”，但吸收不是平等多元主义。它对不同群体的态度取决于政治用途、宗教边界、军事价值和社会想象。Rus 可以成为皇帝卫队，诺曼人可以当雇佣兵，亚美尼亚贵族可以升入高位；但犹太人被重新定义为不完整的 Roman，甚至被法律降格。所谓“帝国包容”本身就带有等级：有些差异可以被纳入，有些差异被隔离，有些差异被污名化为异端。

然后是地方政治对中央的进一步威胁。南意大利方面，拜占庭通过 catapan 统治，也就是一种总督式官员。但这里地方势力很复杂，诺曼雇佣兵受雇于伦巴第叛乱者、穆斯林埃米尔和其他地方利益集团。到了十一世纪后半，诺曼人开始自己征服该地区。也就是说，拜占庭在南意大利的统治其实很脆：它依靠地方代理、雇佣兵和复杂联盟维持，一旦雇佣兵自己变成政治主体，帝国边缘就会被撕开。

东部则是 Dalasseni 家族这样的 dynatoi。这个家族的始祖以安纳托利亚 Caesarea 附近的 Dalassa 城为家族名，十世纪末是军队领袖和安条克总督。他的儿子 Theophylact 成为 “Iberia” 的总督，这里的 Iberia 不是西班牙，而是帝国最东边的一个 theme；另一个儿子 Constantine 继承父亲在安条克的位置。这个家族在安纳托利亚各地有地产，又和其他强大家族有关系网，因此有时敢于违抗皇帝，甚至组织叛乱。Constantine Dalassenos 被 John the Orphanotrophos 流放，就是中央打压地方军事贵族的一个图像化例子。

所以，从十世纪末开始，拜占庭皇帝面对的不是“无政府地方割据”，而是一种更隐蔽的中央—地方博弈。地方 dynatoi 往往正是帝国培养出来的人：总督、将军、官僚、边疆防卫者。他们越成功，越有土地，越有婚姻网络，越有军事依附者，就越可能变成皇帝的竞争者。巴西尔二世能压制他们，并在胜利后显得更强；但这个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一个强皇帝而消失。Rosenwein 的判断很清楚：省区 dynatoi 是分权力量，但他们没有推翻皇帝；拜占庭的中央化被挑战，却没有像伊斯兰世界和西欧那样碎裂。

最后，作者把 Rus 的形成 放进这一节，是因为 Rus 和拜占庭中央权力有直接关系。巴西尔二世的强大有一部分来自与 Rus 的联盟。Rus 在西方通常被称为 Vikings，原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他们的地方小王通过武器、住所、农业控制、手工业和长途贸易，让战士随从获得财富。Birka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在瑞典东部，连接波罗的海，是制造和交换中心，生产吊坠、护符、壶、珠子、马具、武器等物品，这些东西后来被 Rus 带到拉多加湖和诺夫哥罗德一带。考古墓葬显示，Birka 是一个国际化、尚武、等级分明的社会；有些墓中有武器、珠子、羽毛床、马匹，甚至发现一座高等级女性墓，随葬大量武器和两匹马。

Rus 向东、向南移动，不只是“维京探险”，更是一条贸易—奴隶—毛皮网络。他们在拉多加湖、诺夫哥罗德、基辅地区活动，捕猎毛皮动物，也俘虏当地斯拉夫人为奴。借助河流和贸易路线，他们把动物和人口货物带向南方，远可通往伊拉克，向西可到奥地利，交换丝绸和白银。Birka 墓中发现阿拉伯风格戒指，斯堪的纳维亚多地有阿拔斯银币窖藏，正说明北方、拜占庭、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真实而密集的联系。

Rus 的国家形成也不是单一路径。北方 Rus 后来南移到 Kiev，但那里已经有斯拉夫人等人口，而且靠近 Khazars。Khazar 精英很特殊，选择了犹太教；Rus 受 Khazar 影响，甚至把自己早期诺夫哥罗德政体的统治者称为 khagan，但没有皈依犹太教。Rus 有时攻击 Khazar 和拜占庭，但他们逐渐发现，与拜占庭保持良好关系最有利，因为拜占庭想要他们的优质毛皮、蜡、蜂蜜，尤其是奴隶。十世纪，在拜占庭默许甚至支持下，Rus 打垮了 Khazar 帝国。

Rus 与拜占庭的关系最后通过宗教转换固定下来。十世纪中期，Rus 中已经有不少基督徒；但官方皈依发生在 Vladimir 统治时期，即 $980$-$1015$ 年。Vladimir 通过征服成为 Rus 统治者，需要争取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精英。他通过战争获得贡赋和战利品，又在 $988$ 年采用拜占庭形式的基督教，取名 Basil，以纪念巴西尔二世，并娶了皇帝的妹妹 Anna。普通人口的基督教化似乎很快跟上。

这个皈依事件在全书的大框架里非常重要。约 $1000$ 年前后，斯堪的纳维亚和东中欧许多政体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皈依基督教，但它们大多走向拉丁天主教王权；Rus 则成为东正教公国。Rosenwein 特别说，Rus 的地理位置使它本来有多种可能：它可能接受西方邻居的罗马形式基督教，也可能在 Khazar 影响下转向犹太教，甚至可能采用伊斯兰，因为伏尔加保加尔人在十世纪早期已经皈依伊斯兰。Vladimir 最终选择拜占庭基督教，很可能是因为巴西尔二世治下拜占庭帝国的威望。

所以这一节可以这样收束：拜占庭在 $900$-$1050$ 年之间显示出非常强的中央化能力。它有君士坦丁堡，有皇宫仪式，有职业官僚，有皇帝权威，有军队，有 Varangian Guard，有能力扩张边界、压制 dynatoi、吸收 Rus、影响基辅皈依。但它的中央化也有边界：地方大族吞并土地，农民被纳入私人保护网络；南意大利依赖地方代理和雇佣兵，最后被诺曼人撕开；东部边疆家族坐大；帝国内部的族群和宗教多样性既提供人力和资源，也制造排斥、隔离和叛乱可能。

一句话说，拜占庭的强处在于它还能把世界各地的人、土地、仪式、军队和信仰重新拴到皇帝与君士坦丁堡周围；它的限度在于，这些被拴住的地方精英、军事贵族、边疆群体和宗教少数，从来不是完全被中央吞掉的材料。 巴西尔二世把这套体系推到高峰，但这个高峰本身已经显出裂纹：帝国越大、越多元、越依赖强人，中央越需要压制那些正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权力中介。

Divis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slamic world

这一节 DIVIS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SLAMIC WORLD 可以译成 “伊斯兰世界的分裂与发展”。标题里两个词都很重要：division 是政治上的分裂，development 是经济、城市、文化、知识和艺术上的发展。Rosenwein 在这一节一开头就把它和拜占庭作对照：拜占庭也有地方强人、军事贵族、边疆压力，但中央集权仍能维持；伊斯兰世界则不同，地方化力量在十、十一世纪“赢了”。过去巴格达或萨迈拉的哈里发还能从喀布尔到班加西征税，到十一世纪时，伊斯兰世界已经被一大堆区域集团和王朝分割了。但这并不等于衰败；相反，这一时期整体上很繁荣，知识生活也开花结果。

这点很容易误读。我们常常会下意识把“帝国分裂”理解成“文明衰落”，但这节正是在反这个直觉。阿拔斯哈里发政治上衰弱了，没法像八、九世纪那样控制整个伊斯兰世界；可是区域政权反而各自经营城市、宫廷、贸易、学术和艺术，形成多个文化中心。也就是说，中央垮下来以后，不是黑暗降临，而是地方政权接管了赞助文化、组织经济、支持学者的功能。政治碎了，文化网络还在，甚至更活跃。

先看分裂原因。Rosenwein 说，穆斯林征服并没有真正消灭地方权力和区域归属，只是在倭马亚、阿拔斯强盛时期用总督和军队把它们盖住了。一旦哈里发权力衰弱，旧的和新的地方利益就会重新浮出来。地图 4.4 展示约 $1000$ 年的伊斯兰世界：东边有萨曼王朝，中间有白益王朝，叙利亚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有哈姆丹王朝，北非和埃及有法蒂玛王朝及其相关的齐里王朝，还有沿波斯湾活动的卡尔马特派；西边的安达卢斯虽然仍由倭马亚哈里发统治，但十一世纪也会碎裂。

阿拔斯为什么会弱？最直接原因是财政。哈里发需要钱来支付军队、官员和宫廷，但各地地主、总督、军事头领不愿再把税送到中央。于是巴格达只能越来越依靠伊拉克本地的富庶农业。偏偏伊拉克也被重创了：$869$ 到 $883$ 年的 Zanj revolt / 赞吉起义，也就是来自撒哈拉以南东非的黑人奴隶发动的长期起义，破坏了伊拉克经济。随后十世纪，阿拉伯半岛的什叶派卡尔马特派又袭击伊拉克。结果是决定性的：哈里发发不出军饷。军队发不出钱，政治权力就会转到那些自己有军队、自己能筹钱的军事首领手里。书里说，这些新军政强人保留了阿拔斯家族名义上的哈里发，但把哈里发的实际政治权力削到几乎没有。

这里和前面拜占庭的对比非常鲜明。拜占庭的问题是地方 dynatoi 变强，但皇帝、君士坦丁堡、宫廷仪式、官僚机器还能压住它们；阿拔斯的问题是中央财政坏掉以后，哈里发已经不能持续支付军队，于是权力不是“被挑战”，而是直接被军事集团接管。中世纪国家很现实，神圣称号、谱系合法性、宗教权威都重要，但军队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所有高级话语都会迅速变薄。没办法，帝国也是要发工资的。

这些新区域政权各有自己的根基。萨曼王朝在东方，中心大致在河中、呼罗珊、布哈拉、撒马尔罕一带。它名义上承认阿拔斯哈里发，是逊尼派，但文化上强烈推动波斯语和波斯宫廷传统复兴。它很适合说明一个现象：伊斯兰世界的统一语言是阿拉伯语，但这不意味着所有高级文化都被“阿拉伯化”吞掉。十世纪以后，新波斯语成为重要文学和宫廷语言，伊斯兰文明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呈现阿拉伯—波斯双重结构。政治上，萨曼人是区域王朝；文化上，他们是波斯伊斯兰文明复兴的重要节点。

白益王朝更有意思，因为他们是什叶派，却控制了以逊尼人口为主的伊拉克，并且控制巴格达。书里特别提到，他们让阿拔斯哈里发继续留在巴格达，但剥夺了哈里发的政治角色；这和某种“十二伊玛目派的静默主义”有关，也就是认为真正的伊玛目权威不在现任政治统治者那里，而在宗教学识深厚者和末日归来的马赫迪那里。这样一来，白益人就可以一边是什叶派，一边不必自己立刻取代所有哈里发秩序。他们让阿拔斯哈里发做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宗教人物，自己掌握实际军政权力。

这一点对理解“哈里发”的变化很重要。早期哈里发既是政治领袖，又有宗教共同体继承人的意义；到了白益控制巴格达以后，哈里发越来越像一个被保留下来的合法性符号。实际政治权力可以在别人手里，哈里发仍然存在。后面塞尔柱人也会延续类似模式：他们是军事统治者，尊奉逊尼哈里发，但真正掌权的是苏丹。也就是说，从十世纪开始，伊斯兰政治开始出现一种“象征性哈里发 + 实权军事王朝”的双层结构。

法蒂玛王朝则是更强烈的挑战，因为他们不只是地方王朝，而是另立哈里发。他们属于伊斯玛仪派什叶派，认为自己继承真正的伊玛目—哈里发合法性。法蒂玛人先在北非兴起，后来夺取埃及，建立开罗，并把埃及变成自己的核心。地图说明里也提到，法蒂玛哈里发国包括埃及和阿拉伯红海沿岸，旁边还有齐里王朝；这说明十一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不只是“巴格达中央衰弱”，而是出现了多个竞争性普世中心。

这里尤其要注意“哈里发”称号的膨胀。安达卢斯倭马亚统治者 $929$ 年自称哈里发，法蒂玛也自称哈里发，巴格达阿拔斯当然也保留哈里发称号。于是同一时期可以有多个“普世共同体领袖”并存。这个情况很吊诡：哈里发本来应该象征 ummah 的统一，结果十世纪以后它反而变成分裂的标志。每个政权都说自己才是真正继承先知共同体的权威，最后共同体在政治上被撕成多个“普世中心”。

哈姆丹王朝控制阿勒颇到摩苏尔一带，处在拜占庭、阿拔斯、法蒂玛、地方阿拉伯部落之间的缝隙里。它的意义不只是地图上一块地方，而是说明边疆地区也能成为文化中心。阿勒颇宫廷后来以诗人、文学赞助、战士贵族文化著称。这样一来，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不是只有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这些大中心，也有边疆军事宫廷在生产文学与身份。

齐里王朝则是在北非和法蒂玛关系密切，后来又逐渐形成自己的地方统治。这个王朝放在这里，是为了说明法蒂玛控制北非、埃及和更西部地区时，常常也必须依赖地方代理人。所谓大王朝不是一张均匀铺开的网，而是一层层委任、效忠、背离、再独立的链条。

但政治碎裂不等于文化碎裂。Rosenwein 后半部分强调的恰恰是：十、十一世纪伊斯兰世界仍然是一个高度整合的文化区。它的“胶水”主要有几个：阿拉伯语、纸张、城市、商人网络、学者流动、宫廷赞助、宗教教育和共同的经典。即使一个学者今天在布哈拉，明天去雷伊、哈马丹、伊斯法罕；一个商人从开罗到亚丁、印度洋；一个书籍抄写员在科尔多瓦工作，他们仍然处于同一个书写和阅读世界中。书中明确说，尽管政治不统一，十、十一世纪伊斯兰世界在许多方面仍是一个整合文化，这部分因为阿拔斯时代塑造的知识生活模式被各地新王朝模仿，也因为阿拉伯语把科尔多瓦的天文学家和开罗的商人连接起来。

贸易尤其重要。政治分裂没有毁掉商业，反而在很多地区促进了城市和区域网络的发展。前面阿拔斯时代已经把印度、中国、可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连接起来；这一节继续展示这种跨区域联系。书里提到，撒哈拉以南的城市、柏柏尔商人、绿洲中转站、黄金、象牙、兽皮、奴隶、纺织品、陶瓷、玻璃、盔甲等商品共同构成一个庞大流动网络。 这说明伊斯兰世界的“世界性”不是抽象文化姿态，而是由商路、货物、信用、书信、港口、绿洲和城市组成的。

开罗和埃及在这套网络里非常重要。Fatimid Egypt 不只是一个政治实体，也是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北非和近东贸易的连接点。书中提到的 Yshu‘a ha-Kohen 写给 Nahray ben Nissim 的信，就是这种商业世界的物质证据之一。它来自十一世纪左右的埃及犹太商人网络，说明穆斯林统治下的经济生活不是只有穆斯林；犹太商人、基督徒、穆斯林、阿拉伯语书写和地中海—印度洋贸易共同构成日常商业世界。书的图版目录也把这封信列为 Plate 4.3，时间是 $1050$ 年。

这里特别值得和拜占庭犹太人对照。拜占庭同一时期对犹太人限制加重，甚至在君士坦丁堡把犹太人迁到隔离区域；而在法蒂玛埃及，犹太商人至少在经济层面高度活跃，留下大量商业文书。当然这不等于法蒂玛世界是现代平等社会，非穆斯林仍有地位限制和税负差异；但它说明伊斯兰城市商业网络为少数群体留下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课程的 race/ethnicity 主题在这里也很明显：宗教差异不是固定地产生同一种社会后果，它会随政权、经济功能和地方制度而改变。

安达卢斯，也就是穆斯林西班牙，是西部最显眼的文化中心。书中说，科尔多瓦是西方最富裕、最炫目的城市之一，除了哈里发私人图书馆可能有约 $400{,}000$ 册书之外，还有七十座公共图书馆；科尔多瓦大清真寺是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学者的中心，城中还设有近三十所免费学校。 这个数字哪怕带一点夸张意味，也足以说明作者要表达的重点：政治上，安达卢斯后来也会碎裂；文化上，它是十世纪伊斯兰世界最闪亮的知识城市之一。

Rosenwein 还特别强调科尔多瓦女性在文化生活中的角色。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当然也有少数杰出女性参与学术和文化，但科尔多瓦似乎更普遍：女性可以做医生、教师、图书管理员，也可以作为抄写员参与庞大的书籍需求。 这个点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前面讲阿拔斯文化时作者说那个社会“relentlessly male-dominated”，极度男性主导；但在安达卢斯，至少在某些城市文化环境里，女性读写劳动和专业知识更可见。不是说那里突然平等了，而是书籍经济、城市教育和宫廷文化创造了某些女性进入公共知识生产的缝隙。

再看学者流动。Ibn Sina，也就是拉丁世界称为 Avicenna 的伊本·西那，是典型例子。他起初服务于布哈拉统治者，后来向西流动，到古尔甘杰、雷伊、哈马丹，最后在伊斯法罕宫廷待了十三年。他时而受地方总督宠信，时而失宠，甚至短暂入狱，但仍然研究医学、自然科学、哲学，写了大量著作，并系统整理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后来的逻辑学和哲学思想奠定基础。

伊本·西那的故事非常能说明这一节的“division and development”。如果伊斯兰世界还是一个强中央帝国，他也许只会围绕一个首都运转；但政治碎裂后，多个宫廷都需要学者、医生、秘书、哲学家、占星家和诗人，学者可以在不同赞助人之间移动。政治分裂制造了风险，也制造了机会。一个学者可能被关进监狱，也可能换一个宫廷继续写书。世界碎了，但知识路线反而多了。

纸张是这一切的物质基础。Rosenwein 明确说，纸发明于中国，八世纪传入伊斯兰世界；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成为生产中心，把破布制成纸张，销往伊斯兰地区和更远地方。纸让笔记、书信、抄本、文学、法律、商业账目和学术作品大量流通。欧洲当时还不熟悉纸，拜占庭则轻视纸而偏好羊皮纸；伊斯兰世界却因为纸而形成巨大书写爆发。书中说，精美手稿和书籍通过分工生产，抄写员、插画者、裁纸者、装订者各司其职。

这个地方和之前拜占庭的 minuscule 可以对照。拜占庭通过更有效的小写字体和羊皮纸抄本保存古典传统；伊斯兰世界通过纸张、城市工坊和专业分工扩大书籍生产。两边都在处理“如何让知识可复制”，但材料和制度不同。拜占庭的书更贵，更偏宫廷、教会、修道院；伊斯兰的纸本书更容易进入城市市场，形成更大的阅读公众。于是知识不只是宫廷里几个人聊天，而能成为城市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一部分。

教育也被制度化。儿童学习《古兰经》，在初等学校里学习听、诵、读、写，同时学习礼仪、品行和宗教义务。这里又和伊斯兰共同体的结构有关：没有基督教那种以司祭和圣礼为核心的神职中介，但有以文本、诵读、法律和学者为核心的知识中介。一个好穆斯林不只是服从统治者，而要能进入《古兰经》、圣训、礼法和阿拉伯语书写构成的世界。

艺术上，这一时期也不是“因为政治分裂所以粗糙化”。相反，区域宫廷和富裕城市推动了非常世界性的艺术风格。书中讲到伊斯兰世界对多种工艺传统开放：波斯、阿拉伯、基督徒、犹太人，各种手工业者都参与其中。上层和中产阶层使用精美陶碗、壶，穿华丽织物，家中有挂毯和地毯，墓葬和清真寺也极其讲究。Plate 3.3 的波斯铭文大碗、Plate 3.4 的木质镶嵌板，都体现了多传统混合：科普特基督徒的镶嵌技术、萨珊波斯翼形母题、前伊斯兰几何图案、罗马—拜占庭拱廊序列，被放进一个伊斯兰视觉环境里。

这说明“伊斯兰艺术”不是一种从阿拉伯半岛直接扩散出来的单一风格。它从一开始就很混杂：埃及的基督徒工匠、波斯帝国遗产、拜占庭建筑形式、阿拉伯文字、几何图案、宫廷品味、墓葬习俗，都被重新组合。政治上碎成许多王朝，艺术上反而更容易吸收地方传统。所谓 cosmopolitanism，在这里不是现代都市宣传词，而是实实在在的材料、工匠、图案、铭文和贸易网络混在一起。

法蒂玛埃及的墓地和手工业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图版目录中有 Fatimid Cemetery at Aswan，说明法蒂玛时期墓地、墓碑、文字、身份和地方艺术也进入了作者视野。墓葬不只是死人躺着的地方，而是宗教身份、家庭身份、城市工艺和政治文化的物质呈现。伊斯兰世界的繁荣不是只在宫殿和清真寺里，也在墓碑、织物、陶器、商业信件和学校里。

这一节还有一个隐含的宗教政治线索：十、十一世纪伊斯兰世界不仅政治分裂，也发生了逊尼与什叶权威的重组。法蒂玛、白益、卡尔马特等都与什叶派有关，说明阿拔斯中央衰落后，什叶政治想象一度大幅上升。不同团体会利用不同的宗教合法性：法蒂玛自称真正哈里发，白益利用伊玛目派静默主义让自己实际掌权，卡尔马特派则作为激进什叶运动袭扰伊拉克。Rosenwein 在后面章节也说，法蒂玛时期伊斯兰世界曾倾向什叶，而十一世纪塞尔柱和穆拉比特等会带来逊尼复兴。

所以这一节其实在铺垫后面的塞尔柱。阿拔斯被削弱、白益控制巴格达、法蒂玛强盛、地方王朝林立，这些都是塞尔柱后来以“逊尼恢复者”身份进入伊斯兰政治的前提。换句话说，十世纪的分裂不是结束，而是下一轮重组的前奏。伊斯兰世界会在十一世纪以后再次被突厥军事力量、逊尼复兴、马德拉萨、苏丹制度等重新组织。

如果把这一节和本章前面的拜占庭对照，差别很清楚。拜占庭的中央化仍能支撑扩张；伊斯兰世界的中央化则崩成多个区域政权。但两边都不是简单“强/弱”。拜占庭强在国家和皇帝，弱在地方强人与边疆压力；伊斯兰世界弱在统一哈里发政治，强在城市、贸易、纸张、学术、语言和区域宫廷。拜占庭像一个仍然围绕君士坦丁堡旋转的体系；伊斯兰世界则像一个多中心网络，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布哈拉、伊斯法罕、阿勒颇，各自发光，但仍用阿拉伯语、贸易、书籍、宗教学术和商人网络互相连着。

一句话说，这一节讲的是阿拔斯政治帝国的瓦解，以及伊斯兰文明网络的成熟。 哈里发不再能从喀布尔到班加西有效征税，地方王朝纷纷出现，白益、法蒂玛、萨曼、哈姆丹、齐里、安达卢斯倭马亚等各自掌权；但正是在这种分裂中，纸张、阿拉伯语、城市学校、商人书信、图书馆、医学哲学、陶器织物、清真寺和宫廷文学把伊斯兰世界维持成一个高度连通的文化空间。政治上不再一统，文明上反而更密集。

The West: Fragmentation and resilience

这一节接在“伊斯兰世界的分裂与发展”之后，形成一个很清楚的三方比较：拜占庭仍然围绕君士坦丁堡保持较强中央集权；伊斯兰世界政治上分裂但城市、贸易、知识文化繁荣；西欧则既没有拜占庭那种皇帝—官僚—财政机器，也没有伊斯兰世界那种跨区域城市商业网络，却在非常地方化、碎片化的环境里长出了新王国、封臣关系、村庄社会、骑士文化、主教权力和新的基督教国家。

这节标题里的两个词要一起看。fragmentation 是权力碎裂：所谓 France、Germany、Italy 在这个时候都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只是历史学家为了方便指称的一些大区域。很多地方甚至小到几平方英里的区域都由不同领主实际统治。可是 resilience 是韧性：这种碎裂没有导致西欧彻底瓦解，反而在压力中形成新秩序。北方出现英格兰、苏格兰、丹麦、挪威；东方出现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中欧则有奥托王朝，从萨克森出发建立横跨北海到罗马的帝国。也就是说，西欧不像拜占庭那样靠一个中心活着，也不像阿拔斯那样靠旧帝国中心复制出多个宫廷，而是在小领主、王权、教会、农民、战士和边境新民族的碰撞中重新组合。

这一节先讲九、十世纪进入西欧的三类“新人群”：Vikings 维京人、Muslims 穆斯林、Magyars/Hungarians 马扎尔人/匈牙利人。Rosenwein 的重点不是说他们只是破坏者。短期看，他们确实打乱土地、人口和政治安排；长期看，他们被吸收进欧洲人口，甚至成为后来更富裕、更有进攻性的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这里和之前讲“蛮族”很像：外来者不是永远停留在外部，他们进入、劫掠、定居、皈依、通婚、建国，最后变成欧洲自身的一部分。

先说维京人。Rosenwein 没有把维京人写成单纯“北方海盗”。有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向东去诺夫哥罗德，成为 Rus 的一部分；有些向西，沿法国、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海岸和河流袭击；有些为外国国王作战，分享胜利果实；还有些拖家带口，寻找土地和定居地。他们的船又长又窄又浅，可以靠桨、风和帆行动，既能走海岸也能进入河流，所以西欧各地很难防御。地图 4.5 展示的正是九到十一世纪维京、穆斯林和匈牙利人的移动路线，而 Plate 4.5 的 Oseberg 船也说明维京船不只是军事工具，还是高度复杂的手工艺品和身份象征。

维京活动的后果因地区不同而不同。在爱尔兰，他们主要在东部和南部定居，给一个本来就由多个王朝竞争的岛屿又加上一层新统治者。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的北欧人定居反而促使本地人凝聚起来。Kenneth MacAlpin 建立世袭王朝，到约 $900$ 年，Alba，也就是未来苏格兰的核心地区，已经出现一种共同的苏格兰身份。这里很重要：外来压力不一定只造成分裂，有时也会促成本地政治整合。

英格兰也是这样。起初英格兰由多个小王国组成，很容易成为维京目标。到九世纪末，维京人在英格兰东北部耕田、定居，并按自己的法律生活，这一区域被称为 Danelaw。南部的 Wessex 王 Alfred the Great 一开始通过缴纳贡金争取时间，这种税后来叫 Danegeld，最终反而成为英格兰较有收益的税收制度基础。之后 Alfred 重组军队、修建 burhs，也就是防御据点网络，并创建舰队，最后让英格兰西南和中部稳住。也就是说，维京压力逼出了英格兰更强的军事和行政制度。

在大陆，维京人最重要的定居地是 Normandy 诺曼底。$911$ 年，维京首领 Rollo 皈依基督教，并从法兰克国王 Charles the Simple 那里得到诺曼底作为公国。Normandy 这个名字本身就来自 Northmen，也就是北方人。许多诺曼人逐渐定居、基督教化、法语化，但他们的军事冒险传统没有消失。十一世纪早期，一些诺曼后裔进入地中海，在南意大利建立小公国，后来从 $1061$ 年开始征服西西里。这里为后面诺曼人在南意、英格兰、十字军世界里的角色埋伏笔。

然后是穆斯林。这里的穆斯林不是讲伊比利亚半岛，因为安达卢斯前面已经讲过，而是讲西欧其他地方。西西里原本属于拜占庭，是九、十世纪穆斯林征服中最富庶的果实。伊夫里基亚，也就是北非突尼斯一带的穆斯林政权发展出新海军，夺取西西里；后来西西里一度归法蒂玛，之后由独立伊斯兰王公控制，穆斯林移民也增加了岛上人口。西西里因此成为地中海中部的伊斯兰—拜占庭—拉丁交汇点。

在西欧大陆，穆斯林存在更短暂。他们袭击南法、北意和阿尔卑斯山口，主要攻击教堂和修道院。有些穆斯林在 Provence 的 La Garde-Freinet 建立据点，成为土地所有者，统治基督徒农奴，甚至被当地基督教贵族雇佣参加他们之间的战争。这个细节很值得注意：所谓“基督徒对穆斯林”的边界，在实际地方政治中可以很弹性。基督教贵族为了打另一个基督教贵族，可以雇穆斯林战士。最后他们犯了一个政治错误：绑架了当时最神圣的人物之一，Cluny 的院长 Majolus。这个事件激怒地方贵族，促使他们联合起来驱逐穆斯林。这里就能看出圣人威望如何变成地方政治动员的核心。

第三类是 Magyars，也就是匈牙利人。他们自称 Magyar，西欧人称他们 Hungarians。进入多瑙河地区以前，他们来自乌拉尔方向，兼有定居农业和需要季节性迁徙的畜牧。他们按氏族组织，放牧牛、羊、山羊、猪、马；同时是出色骑兵，擅长弓箭、军刀和战斧，所以常被欧洲和拜占庭统治者雇佣打仗。$885$ 到 $902$ 年间，他们征服了喀尔巴阡盆地大部。此后五十多年，他们从那里袭击德国、意大利甚至南法。

但他们也不是永远流动作战。Rosenwein 强调，他们逐渐放弃畜牧迁徙，转向定居农业，并最终凝结成 Kingdom of Hungary。他们袭击终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正是他们自己国家化、农业化了。当然，西欧传统常把袭击停止归功于德国国王 Otto I 在 $955$ 年 Lechfeld 战役中的胜利。这里两种解释并不完全矛盾：Otto 的军事胜利确实很有象征意义，但匈牙利人自身的定居和国家形成，才是长期变化的结构性原因。

接下来进入这一节的核心社会政治部分：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elationships / 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这部分特别重要，因为它解释为什么西欧和拜占庭、伊斯兰世界不同。拜占庭有皇帝、财政、官僚、职业军队；阿拔斯和区域伊斯兰政权有税收、城市、军队和宫廷；西欧国王和领主没有这样的工具。他们没有雇佣军和领薪官员，只能通过个人忠诚来指挥别人。加洛林国王有 fideles，即忠诚者；十世纪统治者则更依赖 homines 和 vassalli，也就是“我的人”和“封臣”。

这里就出现了传统上常说的 feudalism / 封建制度。但 Rosenwein 很谨慎，她说近几十年来这个词引起巨大争议，因为它被用得太泛、太乱。有的人用它指领主剥削农奴的经济制度；有的人用它指无政府、法治崩溃；有的人用它指从国王往下层层分封的政治等级。时间也有争议：到底是约 $1000$ 年出现，还是十二世纪才真正成熟？所以这本书尽量避免使用 feudalism 这个大词，但它不能回避那些被后世归入“封建”的具体制度：领主、封臣、采邑、个人依附、军事服务、农奴化、地方司法权。这里的处理很稳，不是说“没有封建制度”，而是说我们不要把很多地区、很多时代、很多关系粗暴塞进一个整齐模型。

lords and vassals，领主与封臣，是这种私人依附中最有声望的一种。九到十一世纪的作者常说社会有三种人：祈祷者 oratores、作战者 bellatores、劳动者 laboratores。前两类是自由的，而且他们的服从关系带有荣誉。修士、主教、贵族、骑士都可能在不同层级中既是别人的封臣，又是别人的领主。一个典型战士可能有自己的几个封臣，同时又是更大领主的封臣。修道院也不是和平地躲在战争之外：修道院通常有封臣为它作战，院长本身也可能是国王或其他领主的封臣。Plate 4.6 用十一世纪加泰罗尼亚手抄本中对马加比战争的想象图，说明修道院也参与战士世界；画中的古代犹太战士被画成了中世纪骑士的样子。

封臣关系理论上是自愿、公开、带有仪式性的。一个人成为封臣，会跪下，把合起的双手放进领主手中，说“我承诺成为你的人”，这叫 homage / 臣服礼。随后他起身，在圣物或圣经上宣誓 fealty / 忠诚，承诺信任、忠诚和服务；然后双方亲吻。在一个很多人不识字的时代，这个公开仪式本身就是一种视觉和语言契约。问题是，这些义务常常没有明确写清；一个领主可能有很多封臣，一个封臣也可能有多个领主，于是各种义务容易冲突。Hugh of Lusignan 抱怨自己的领主 William of Aquitaine，说自己正是因为忠于他才成了输家，这就说明封臣忠诚并不一定带来满意回报。

然后是 lords and peasants，领主与农民。这部分把“荣誉依附”和“沉重依附”区分得很清楚。封臣依附有尊严，农民依附则沉重得多。十世纪以后，许多地区自由农民和不自由农民之间界线模糊，越来越多人变成 serfs / 农奴。农奴身份通常是世袭的，不是自愿的；农奴不会像封臣那样行臣服礼，不会和领主亲吻。上层社会几乎只在需要劳役、租税和收入时才注意到农民。

但农民不是静止的。十世纪三圃制更普遍，重型翻土犁在北方湿重黏土地区更广泛使用。这种犁难转弯，不能绕过围栏，于是形成中世纪农业典型景观：开阔大田中的长条垄沟。农民清楚知道哪一条属于自己，哪一条属于邻居。Plate 4.7 画了十一世纪英格兰农民耕种和播种，四头牛拉着带轮、带犁刀、带犁壁的先进犁。农业技术改善带来了更多粮食和更高生活水平。

有些领主为了开发新土地，暂时减轻农民的租税和劳役，让他们排干沼泽、砍伐森林。有些领主则把劳役和实物义务改成货币租金，自己获得现金，农民也因为固定租金免受通胀侵蚀。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一些农民可以把鸡、蛋等拿到地方市场出售，成为小规模经营者。这里的叙述很重要：农奴化并不等于所有农民都被压成毫无能动性的奴隶。很多农民确实受压迫，但农业增长、市场出现和固定租金也给一部分农民创造了空间。

十一、十二世纪，农民聚落开始更清楚地成为真正的村庄。村庄可能以领主的城堡为核心，这里的城堡不是后世豪华 château，而是土木防御结构；也可能以教堂和它宣布的保护区为核心，保护区包括墓地、民居、谷仓、牲畜和工具。边界石或防御设施标示村庄的物理边界，也标示共同体身份。农民之间彼此依赖：他们要共用牛或马拉犁，需要工匠修犁轮、给役畜钉掌。也就是说，村庄不是自然存在的“乡下”，而是十一世纪逐渐成形的社会单位。

欧洲农民状况也因地区而异。萨克森和德国部分地区自由农民较多；法国和英格兰多数是农奴；意大利则从小独立土地所有者到租佃者都有，很多人同时自有一点地、又租一点附近土地。在王权弱的地方，农民义务会被纳入地方统治体系。领主不仅收租和劳役，还收磨坊、烤炉、酿酒设施使用费。在法国部分地区和加泰罗尼亚，领主建城堡并行使 ban，即征税、审案、罚款、征召防御人员的权力。这样的领主叫 castellans / 城堡领主。这就是公共权力私有化：原来接近国王或国家的权力，转到地方城堡领主手中。

然后是 warriors and bishops，战士与主教。西欧最终被一种地主—军事阶层支配。他们和武装随从共同生活，在领主大厅吃饭，听吟游诗人唱军事功绩，狩猎娱乐，参加军事游戏，骑马作战。战争季节通常从五月开始，因为草足够高，马可以吃草。强大的封臣可能住在自己的采邑上，一年只为领主服役约四十天；但他们自己也有未婚骑士封臣，这些骑士和他们一起住、吃、打猎、作战。

贵族家庭结构也发生变化。七八世纪贵族家庭比较松散，财产分散，子女都可能分到一些土地。加洛林时期，家族关系被政治化，强者开始有意识地缩小“家族圈”，更重视男性血统。到十一世纪，家庭定义进一步收紧，一个儿子，往往是长子，压倒其他继承人，继承核心财产，这叫 primogeniture / 长子继承制，虽然各地有例外。这个变化很深：它把贵族身份从一个宽泛亲族网络，变成沿父系向前、向后追溯的 lineage。其他儿子怎么办？有的成骑士，有的成修士，有的成主教。

主教和世俗贵族的利益往往相似。主教有土地，是封臣的领主，忠于任命或支持他的国王、贵族保护人；有些主教还行使伯爵或公爵权力，甚至统治城市。但主教又是牧者，要照看教区内的平信徒、司铎和修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南法一些主教和上层贵族推动 Peace of God / 上帝和平运动。他们试图控制低级骑士的暴力，保护教会财产、修士、修女、神职人员和弱者。$989$ 年以后，这个运动在地区教会会议上展开，骑士宣誓遵守和平。到 $1040$ 年代，又出现 Truce of God / 上帝休战，限制武装人员在四旬期到复活节之间作战，且每周四、五、六、日都不得作战，因为这些日子分别与圣周、受难、安息和主日有关。

这个运动表面上是“反暴力”，但更准确地说，是把暴力分类：有罪的暴力和正义的暴力。主教不是完全否定战士阶层，而是试图定义哪些战争不合基督教秩序，哪些战争可以被圣化。后来强大世俗领主也会利用这个运动，为自己的战争披上神圣外衣，同时约束别人的战争。这里已经隐约通向后来的十字军逻辑：教会不是简单禁止战士打仗，而是越来越试图规定何时、为何、对谁打仗才是正当的。

然后是 cities and merchants，城市与商人。虽然西欧大部分仍是乡村，但城市生活开始重新变得重要。意大利是最明显的例外：城市人口和规模比罗马时代小很多，但城市仍然存在。北法大领主常把城堡建在乡间，意大利贵族则常把家族据点建在罗马时代保留下来的城市墙内，并控制周围 contado，即城市腹地。意大利农民多是租户或佃户，向城市地主缴现金租，依赖城市市场出售剩余农产品；城市里有主教、贵族、中产店主、工匠和商人。米兰一些商人甚至富到在城市中心和乡村腹地都有房子。

罗马也是类似但又特殊的城市。强大家族在城内建城堡，控制附近教堂和修道院。人口依赖本地生产者供食，商人也在城内销售货物。但罗马还是教皇的主教座。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早期，教皇并没有真正控制整个西方教会，但教皇位格有巨大声望，所以罗马强大家族争相把自己的儿子推上教皇之位。这里可以看到教皇制一度非常地方化、家族化：它当然有普世声望，但实际操作常常被罗马本地贵族控制。

意大利之外，城市较少，但商人阶层在边缘地区兴起。北方的英格兰、北德、丹麦、低地国家流通大量银币，Haithabu 等商业中心在十世纪中期达到高峰。商人在那里买卖奴隶、蜂蜜、毛皮、蜡和海盗掠夺品。Haithabu 是木城，但很富。南方的加泰罗尼亚则以另一种方式商业化：它模仿邻近的安达卢斯伊斯兰世界，巴塞罗那伯爵铸造类似科尔多瓦的金币。巴塞罗那周边村民习惯用货币卖货，有些变得富裕，和贵族通婚，搬进巴塞罗那成为城市领袖，还借钱赎回南方战争中的俘虏。这里说明西欧经济复兴有多个来源：北方靠银币和北海贸易，南方靠与伊斯兰世界接触和金币经济。

然后进入 Western Kingship in an Age of Fragmentation / 碎片化时代的西方王权。这一节后半部分逐个讲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德国、法国、东中欧。核心问题是：在这么碎的世界里，国王到底还能做什么？最低限度，国王代表传统和合法性；最高限度，国王能统一王国、维持一定法律秩序。地图 4.6 展示约 $1050$ 年的欧洲，正好可以看到碎裂和整合并存：英格兰相对统一，德国/帝国较强，法国王权小而弱，东中欧新国家正在成形。

英格兰是王权成功强化的例子。Alfred 的军事改革前面已经讲过：burhs 防御网络和海军。这里 Rosenwein 强调，他的防御和教育改革在他心里是连在一起的。他认为英格兰遭灾是因为人民无知而犯罪，所以他想教育所有自由出生的男子。他把学者带到宫廷，推动把关键宗教作品从拉丁文翻译成古英语。古英语是民众口语，但也有文学和行政用途；Alfred 想扩大它的书面使用。和大陆欧洲相比，英伦诸岛更重视俗语书写，大陆则几乎全部用拉丁文。

Alfred 还颁布法典，这是大约两个世纪以来第一部英格兰国王法典。和以前各小王国各自立法不同，Alfred 的法典包含所有英格兰共同法律。他以圣经中的摩西律法为灵感，把自己塑造成类似摩西的人物：上帝和战胜维京人的英格兰人建立新约，而国王作为人民领袖颁布共同法律。这个政治想象非常重要：英格兰统一不是只靠军事，也是靠共同法律、基督教历史解释和古英语文本。

Alfred 的后继者继续推回维京统治。许多维京人返回斯堪的纳维亚，也有许多留下，皈依基督教，进入国王宫廷。整个王国被分成 shires 和 hundreds，每个 shire 由 king’s reeve，即 sheriff，监督王室行政。Alfred 的孙子 Æthelstan 是第一个统一所有英格兰王国的国王。他不断巡行王国，身边有主教、贵族、thegns、学者、外国使节和仆人；他接受不列颠其他统治者的效忠誓言，任命主教，颁布法律，要求 ealdormen 和 sheriffs 执行。

但英格兰王权仍不能和拜占庭相比。Basil II 有 Varangian Guard 和职业文官系统；英格兰国王靠的更多是共识。大地主支持国王，是因为这符合他们利益；一旦他们不支持，王国就容易陷入内战。新的维京攻击也加剧分裂。丹麦王 Cnut 曾在 $1016$ 到 $1035$ 年成为英格兰国王，但他基本保留英格兰既有行政、教会和军事制度。到 Cnut 时，斯堪的纳维亚已经大体基督教化，其传统也和欧洲其他部分合流。

斯堪的纳维亚是另一个“外来者变成欧洲国家”的例子。约 $1000$ 年，丹麦和挪威形成欧洲式王国，瑞典稍晚。维京人不只带回抢来的财富，也带回基督教以及它对王权和国家建设的含义。南方传教士，如法兰克修士 Ansgar，以及德国主教，从外部推动皈依；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也发现，和基督教代表结盟有助于增强自己的地位。Harald Bluetooth 皈依后，把父亲从异教坟丘迁入新建教堂，又在坟丘旁立巨型符文石，上面有基督图像，并宣称自己赢得丹麦、挪威，使丹麦人成为基督徒。这个动作把异教地点转化为基督教地点，也把王权扩张、宗教转换和纪念政治绑在一起。

挪威皈依更难追踪，但 Olav Haraldsson 受洗后组织挪威教会，立法规定基督教节日、禁止异教崇拜、派教士去瑞典传教，并通过战争和联盟统治挪威大部。他死后被承认为圣人，成为统一王国的神圣凝聚点。瑞典则更慢，基督教化更多能从自由平民立的符文石中追踪出来。Rosenwein 特别说，瑞典统一可能不是一个强王从上往下强加，而是自由精英认为联合成邦联符合自身利益。这里说明国家形成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丹麦、挪威更像国王借基督教集中权力，瑞典则更像地方精英逐步达成共识。

德国，也就是东法兰克王国，是强王权的例子。加洛林衰落时，德国似乎要分裂成五个公国，每个公国由拥有准王权的军事领袖掌握。但因为内斗和外敌威胁，公爵们需要一个强国王。$911$ 年 Louis the Child 死后，他们选出自己人当王；匈牙利袭击加剧后，他们又把王位给萨克森公爵 Henry I。Henry 建防御工事、重组军队，并在 $933$ 年重创匈牙利人。

Henry 的儿子 Otto I 更进一步。他击败内部竞争者，也击败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通过婚姻和政治任命让自己家族掌握各公国。$951$ 年他进入意大利，取得伦巴第王冠；$955$ 年在 Lechfeld 击败匈牙利人，同年又击败 Elbe 和 Oder 之间的 Obodrites。征服带来贡赋、职位和可分配土地，保证了他在大贵族中的追随者。$962$ 年，他在罗马从教皇那里接受皇帝冠冕，这承认了他的广阔权力，也把他塑造成新查理曼。

奥托王朝的核心制度是主教。Otto I 和后继者把支持者任命为公爵、伯爵和主教，但主教职位尤其有用，因为它不能世袭。Otto 在东部边疆建立一串新主教区，给予大量土地，使当地农民受主教统治。德国各地的主教有征收收入和召集武装人员的权力。Rosenwein 说，主教和大主教构成奥托统治的骨干。比如 Cologne 大主教 Bruno 是 Otto 的弟弟，既是大主教，又被任命为 Lotharingia 公爵，去镇压叛乱。主教不是单纯牧灵人员，而是行政官、军事领袖、王权代理人。

这带来一个紧张点：主教怎么能打仗？Bruno 的传记作者 Ruotger 努力辩护，说主教承担公共职务、参与战争，是为了带来和平。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人觉得 warrior-bishop 很可疑，但在奥托政治中，它非常实用。德国国王在主教那里找到最忠诚的战士和行政人员，因为主教没有合法子嗣，不能把职位世袭化，比世俗公爵更容易控制。

奥托时代还出现文化繁荣。银矿、意大利联系、东部贡赋带来财富，宫廷、主教座学校和女修道院成为文化中心。Trier、Cologne、Magdeburg、Worms、Hildesheim 的主教座学校培养年轻精英；他们学习拉丁文、古典作者、西塞罗、贺拉斯、圣经，未来成为宫廷人员、行政官、主教。Worms 主教 Burchard 编订《教令集》，整理教会法规和忏悔规则，特别强调性罪，并给出补赎期限。这有点像伊斯兰世界前一世纪整理 hadith：都是把分散权威材料系统化，用于规范共同体生活。

艺术上，Egbert Codex 的《拉撒路复活》展示所谓奥托风格：开放空间、非现实的柔和背景、人物像舞台演员一样用手势表达惊奇、哀悼、神迹。Plate 4.8 里，使徒在左侧举手，基督使拉撒路复活，犹太人捂鼻，马利亚和马大伏在基督脚下。这种艺术既有古典体积感和互动性，也有强烈戏剧性和道德说明。Ottonian noblewomen，奥托贵族女性，也在女修道院中写书、赞助学者和艺术家；国王本人也很懂图像的宣传价值。

法国则是弱王权例子。和英格兰不同，法国国王继承的是半个加洛林帝国，要防守的范围太大；和奥托不同，法国国王很少能通过决定性战役显示军事权威。许多地方受到攻击时，是当地人承受攻击、获得保卫者声望，国王反而失去权威。法国国王也没有德国银矿、意大利联系或贡赋收入。因此像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一样，法国国王权力衰落。十世纪大部分时间，加洛林人和后来所谓 Capetians 的家族交替为王；$987$ 年，强人们为避免内战，选 Hugh Capet 为王，卡佩王朝从此延续到十四世纪。

卡佩王权很弱，但不等于无意义。卡佩家族的土地在巴黎周围的 Île-de-France，周边被独立城堡领主包围。Hugh Capet 在军事力量上像一个地方强人，但他有王号的威望。被圣油涂抹的国王代表从查理曼继承来的统一观念和神授统治。北法许多伯爵和公爵至少会向国王行臣服礼和宣誓忠诚，虽然这种支持很弱。和德国国王依靠主教不同，法国国王可以依靠封臣关系把大人物名义上绑到自己身边。这个弱连接，后来会慢慢变强。

最后是东中欧新国家：Bohemia 波希米亚、Poland 波兰、Hungary 匈牙利。它们大体和德国贵族通婚，形成一个彼此联系的区域。波希米亚已经在德国主教影响下基督教化，十世纪统一。Wenceslas，也就是圣诞颂歌里的 Good King Wenceslas，后来成为民族圣人。波希米亚公爵理论上是德意志皇帝的封臣。Bretislav I 试图向波兰扩张、洗劫到 Gniezno，并带走圣 Adalbert 遗体，皇帝 Henry III 便出兵迫使他归还土地和人质。波希米亚内部自治，但半依附于帝国。

波兰的形成则和 Mieszko I 与其子 Boleslaw the Brave 有关。Mieszko 约 $960$-$992$ 年统治，像丹麦 Harald Bluetooth 同时代皈依基督教，并在 $990/991$ 年把自己的领域置于教皇保护下，把波兰与圣彼得权力联系起来。他修建防御网络，控制周边乡村，向各方向扩张。Boleslaw 继续扩张，并把基督教作为统治核心。$1000$ 年，Gniezno 被设为大主教区；Boleslaw 还发行硬币，一面把自己画得像罗马皇帝，另一面展示十字架。这样，波兰王权把罗马帝国形象、基督教符号和本地国家形成结合起来。

匈牙利则从马扎尔人的定居和皈依中形成。进入西欧时他们是多神信仰，多数是农民，最初侧重畜牧，很快开始种葡萄园、果园、谷物。社会上有战士阶层，上层精英墓葬显示腰带、武器和马对身份很重要。十世纪中期以前由首领统治，后来承认 Géza 家族。Géza 像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一样，通过受洗给自己的权力增加新支撑。他的儿子 Stephen I 巩固基督教化，建教堂和修道院，要求所有人周日上教堂，并在 $1000$ 或 $1001$ 年加冕为国王，颁布法律，使匈牙利与其他欧洲基督教王国接轨。

这一节最后的总结很重要：政治碎片化不等于混乱，而是新秩序。 拜占庭的离心力量仍然指向中心，地方强人想当皇帝，而不是想建立独立区域国家。伊斯兰世界的碎片化更多是复制阿拔斯模式：法蒂玛和其他地方统治者建立自己的宫廷、城市、学术和财政体系。西欧则通过封臣关系、农奴制度、地方领主、城堡、村庄、主教、修道院和新王国形成秩序。王权看似受损，但国王也能利用这些制度，比如卡佩王依靠封臣关系和神圣王权，慢慢在弱小开局中保存合法性。

而且，教会是西欧国家形成最可靠的制度伙伴。这就是为什么 Rus、斯堪的纳维亚、东中欧国家形成几乎都和基督教化同步。王权需要主教、教堂、修道院、法律、圣人、涂油礼、拉丁书写和教会承认；教会也需要国王保护、土地、捐赠和制度推广。到 $1050$ 年左右，罗马帝国的几个继承者之间真正的断裂开始显现：它们说不同语言，宗教上越来越疏远，也越来越不了解彼此。后面几个世纪，这些裂缝会继续扩大。

所以一句话压缩这节：西欧在九到十一世纪不是从碎片化中失败，而是在碎片化中长出了一套新制度。 维京人、穆斯林、匈牙利人带来冲击，也被吸收；国王没有强财政和官僚，就依靠个人忠诚、封臣、主教和地方精英；农民在农奴化和农业增长中被重新组织成村庄；战士阶层用骑士、采邑、城堡和家族父系继承塑造身份；教会用和平运动、忏悔制度、主教权力和基督教化把暴力和国家形成纳入宗教秩序。它看起来比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落后、散乱，但正是在这种散乱里，英格兰、法国、德国、丹麦、挪威、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这些后来的欧洲政治单位开始成形。

New configurations (c.1050-c.1150)

The Seljuks and the Almoravids

这一节 THE SELJUKS AND THE ALMORAVIDS，可以译成 “塞尔柱人与穆拉比特人”。它是第五章 New Configurations, c.1050-c.1150 的开头部分，位置很关键：上一章讲 $900$-$1050$ 年左右，拜占庭、伊斯兰世界和西欧都在碎片化中重新组织；这一章则进入 $1050$-$1150$ 年的新局面。这里出现三股新的外来或边缘力量：从东方进入伊斯兰世界的塞尔柱突厥人，从西非和撒哈拉进入伊斯兰西方的穆拉比特人，以及从欧洲进入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边缘的十字军。Rosenwein 先讲前两者，是因为它们都属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再整合力量”：它们从边缘来，带着强烈逊尼派改革姿态，反过来重组了伊斯兰世界的东西两端。

这节的总论点可以先压成一句话：十一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不是简单继续阿拔斯衰落后的碎片化，而是被两个边缘军事—宗教集团重新搅动；东方是塞尔柱突厥人，西方是穆拉比特柏柏尔人。 他们都不是传统伊斯兰城市中心的产物。塞尔柱人来自哈萨克草原，是牧民和雇佣兵；穆拉比特人来自撒哈拉，是柏柏尔牧民和商路保护者。但两者进入伊斯兰世界以后，都迅速从移动群体转成国家建设者，从军事集团转成宗教正统的保护者，从边缘人转成帝国统治者。

先说 Seljuk Turks / 塞尔柱突厥人。他们最初是哈萨克草原上的牧民和雇佣兵。十世纪末，一些塞尔柱人进入里海和咸海附近，被相互竞争的穆斯林统治者雇用。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中世纪政治机制：中心政权为了打自己的战争，雇佣边缘武装；这些边缘武装一开始是工具，后来发现自己也可以成为主人。塞尔柱人就是这样从雇佣兵变成征服者的。十一世纪上半叶，他们开始自己的扩张。原本最可能挡住他们的是伽色尼王朝，伽色尼人自己也是突厥人，此前已经取代白益和萨曼势力。但伽色尼苏丹马苏德一世在 $1040$ 年的 Dandanqan 战役 中惨败，塞尔柱人由此打开局面。

这场战役的意义不只是一个王朝打输仗，而是标志着中东进入一个很长的“草原出身军事集团主导时代”。Rosenwein 甚至说，从约 $1000$ 年到 $1900$ 年，中东长期由草原起源的人群支配。这个判断很重。它把塞尔柱人放进一个更长的历史链条里：塞尔柱、后来的蒙古、马穆鲁克、奥斯曼等，都可以放在这种草原军事力量进入定居文明中心、掌握军政权力、再逐渐定居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中看。

塞尔柱人后来形成两个主要国家。一个是 Great Seljuk Sultanate / 大塞尔柱苏丹国，大约 $1040$-$1194$，控制东方，从咸海到波斯湾，包括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伊朗一带。另一个是 Seljuk Sultanate of Rum / 罗姆苏丹国，大约 $1081$-$1308$，在安纳托利亚，也就是原本拜占庭的核心地带。这里的 Rum 就是 Rome，罗马。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塞尔柱人在拜占庭的土地上建立国家，反而用“罗马”来命名自己征服来的地区。它说明“罗马”在十一世纪仍然是一种地理、政治和文明标签，不只是古代遗迹。

西方基督徒最震惊的是两个事件。一个是 $1071$ 年 Manzikert 战役，塞尔柱军队羞辱性地击败拜占庭皇帝，这在西方看来像是安纳托利亚陷落的标志。另一个是约 $1075$ 年塞尔柱占据耶路撒冷，这后来成为第一次十字军的导火索之一。不过 Rosenwein 很谨慎，她说塞尔柱对原拜占庭地区更持久的胜利，不是靠一次大战，而是靠更安静的方法：塞尔柱家庭迁入，寻找牧场，带着牲畜和家庭慢慢定居。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历史记忆喜欢记住 Manzikert，因为战役有戏剧性；但真正改变安纳托利亚人口和文化结构的，是日常迁徙、放牧、定居、通婚和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

这又和前面维京人很像。维京人不是只有海盗袭击，他们也拖家带口定居，最后成为诺曼人、Rus、英格兰 Danelaw 居民。塞尔柱人也是这样，不只是骑兵军队，而是家庭、牲畜、牧场需求和新生活方式一起进入安纳托利亚。战役打开门，迁徙改变地貌。

塞尔柱人的宗教立场非常明确：他们是坚定的 Sunni / 逊尼派。这点要放在上一节“伊斯兰世界分裂与发展”的背景里看。十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一度出现强烈什叶派上升：法蒂玛王朝是伊斯玛仪派什叶，白益王朝也是什叶派背景，卡尔马特派更激进。阿拔斯哈里发虽然还在巴格达，但政治权力已经被削弱。塞尔柱人进入以后，等于带来一轮 Sunni revival / 逊尼复兴。他们没有废掉阿拔斯哈里发，而是保留哈里发的宗教象征地位，自己掌握实际政治和军事权力。于是出现一种新结构：哈里发仍是宗教合法性的来源，苏丹才是实际统治者。

这里最重要的人物是 Nizam al-Mulk / 尼扎姆·穆勒克。他是 Alp Arslan 和 Malikshah I 的维齐尔，也就是宰相，实际上在生命最后二十年很大程度上是帝国真正的管理者。Rosenwein 说他把什叶派描述成一种由伪哲学、自然哲学家言论和神秘术语混成的欺骗性异端，并认为什叶派追随者对国家危险。这里不是单纯神学分歧，而是国家安全问题：对塞尔柱统治者来说，什叶派不只是“教义不对”，还是可能瓦解逊尼政治秩序的竞争性忠诚。

尼扎姆·穆勒克应对的方式不是只靠杀戮，而是建立教育制度。他资助一整套 madrasas / 经学院，并以他的名字称为 Nizamiya / 尼扎米亚。此前伊斯兰世界已有初等学校，但 madrasa 现在成为高级学术中心，通常附属于清真寺，教授宗教、法律、文学。《古兰经》和其他文本被系统研读，教师与学生有稳定课程，有时还有外来学者公开辩论。这个制度的意义很大：逊尼复兴不是靠喊口号完成，而是靠培养法学家、教师、宗教学者和行政文化人员来完成。国家要重建正统，就必须建学校。

这里可以和基督教世界的学校、修道院做比较。加洛林人通过修道院、大教堂学校、拉丁文和正确礼仪统一西欧；塞尔柱人通过 madrasa、逊尼法学和清真寺网络重建伊斯兰正统。两者都说明，中世纪的“改革”不是只有政治和军事，而是文本、学校、教师、仪式和日常训练的制度化。一个政权要稳，它需要会打仗的人，也需要会解释世界的人。

塞尔柱人还通过建筑表达自己的逊尼身份。书里特别讲伊朗伊斯法罕的 Friday Mosque / 聚礼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最初建于十世纪，后来在尼扎姆·穆勒克手中大规模改造。他重点改造庭院，在四面墙各加一个 iwan / 伊旺，也就是开向庭院的拱顶大厅。最重要的是南侧伊旺，因为南墙是 qibla wall / 朝向麦加的墙，伊旺通向一个方形大厅，里面有 mihrab / 壁龛，上方覆盖高大的穹顶。另一个竞争者 Taj al-Mulk 又在庭院北侧同一轴线上建了另一个穹顶房间，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建筑在这里不是纯宗教空间，而是政治竞争的可见形式。

有一点很讽刺，也很典型：塞尔柱人原本是习惯移动的草原牧民，但掌权以后却开始投入巨资修建宏伟建筑。Malikshah 把伊斯法罕定为首都，远离塞尔柱早期中心 Merv；尼扎姆·穆勒克则通过分配金钱和 iqta 来巩固自己的权力。iqta 大致可以理解为一种土地收益授予制度，可以给军队领袖、官僚、王朝成员作为报酬。理论上，iqta 是统治者可收回的，但像西欧的 fief 一样，很多持有人会设法让它世袭化。这又是一个中世纪常见机制：统治者为了奖赏和控制下属，把土地收益临时授予出去；可是一旦地方持有人扎根，临时授予就会变成事实上的家族财产，中央控制随之变弱。

这一点连接到整个第五码的大主题：新配置。塞尔柱人一方面恢复逊尼正统、保护阿拔斯哈里发、建 madrasa、修清真寺，似乎让伊斯兰世界重新凝聚；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 iqta、地方军政贵族和王朝分裂，为新的碎片化埋下种子。Rosenwein 说，塞尔柱人很快自己也分裂了，伊斯兰世界又重新在许多统治者之间碎开。也就是说，塞尔柱的“复兴”不是恢复一个统一阿拔斯帝国，而是建立一种新的多中心军事—宗教秩序。

塞尔柱人在安纳托利亚的适应也很重要。他们进入 Rum 后，面对的不是空地，而是犹太人、基督教朝圣者、当地世代居住的基督徒、拜占庭农民和地方精英。Rosenwein 说，他们并没有到处拆毁教堂，而是把许多教堂改成清真寺；许多人采纳当地农民的耕作方法；精英至少会纳入拜占庭女性作为妻子或妾室。这样的子女会说希腊语，也可能说波斯语、突厥语、阿拉伯语。更有意思的是，Rum 的穆斯林孩子常常由东正教司祭施洗，因为人们认为洗礼能驱魔。这说明边疆社会远比“基督教 vs 伊斯兰”的战争叙事混杂。身份在战场上可能很硬，在家庭、育儿、农耕和地方习俗里又很软。

接下来是 Almoravids / 穆拉比特人。如果塞尔柱代表伊斯兰世界东方的草原力量，那么穆拉比特代表伊斯兰世界西方的撒哈拉力量。Rosenwein 把他们称为从牧民到国家建设者。原本他们是柏柏尔牧民，在撒哈拉水源之间带着牲畜和帐篷移动。他们通过穆斯林商人接触伊斯兰，因为这些商人需要向导和保护者穿越撒哈拉。前面第三章讲跨撒哈拉贸易时已经出现这些群体：他们连接北非和西非，保护商路，参与黄金、盐、奴隶、象牙等贸易。

十一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受到 Yahya ibn Ibrahim 及其同伴影响，开始信奉严格的逊尼正统。他们不仅严守《古兰经》命令，还有一个很显眼的习俗：男人和女人一样，用面纱遮住下半张脸。早期材料并不把这个习俗直接解释为伊斯兰要求，后来的叙述则把它神圣化，说他们原本住在也门，为了实践一神信仰被迫逃到撒哈拉，男人伪装成女人，所以面纱象征他们对伊斯兰的献身。这类传说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它说明穆拉比特人如何把自己的部落习俗解释成宗教身份的一部分。

Murabitun 这个名字就是穆拉比特人的原称，西方语言里 Almoravids 从这里来。他们是一组柏柏尔群体组成的联盟，带着宗教热情，也带着经济目标，开始征服北方那些在他们看来偏离正统、很多地方带什叶色彩的地区。他们和当地逊尼法学家、部落显贵结盟，先在 $1050$ 年代控制撒哈拉边缘城市，然后盯上更北的 Maghreb / 马格里布。约 $1070$ 年，他们建立 Marrakesh / 马拉喀什，这是他们从牧民走向定居国家的标志。后来在 Yusuf ibn Tashfin / 优素福·伊本·塔什芬 领导下，他们征服马格里布大部，约 $1078$ 年取 Tangier，$1080$ 年代取 Ceuta。

他们最初并不特别关心 al-Andalus，也就是穆斯林西班牙。原因很现实：他们主要目标是控制非洲盐和黄金贸易。可是伊比利亚半岛的 taifa 小王国不断请求他们帮助抵抗北方基督教军队。这里的背景是安达卢斯倭马亚哈里发国已经碎裂成许多 taifa 小国，相互争斗，难以抵御 León 和 Castile 等基督教王国扩张。最大的威胁是 Alfonso VI of León and Castile。$1085$ 年，Alfonso 夺取 Toledo，这是 reconquista 中极重要的胜利，也震动了穆斯林世界西部。

于是 Yusuf ibn Tashfin 出兵，在 $1086$ 年 Badajoz 附近大败 Alfonso。这个胜利一开始像是“来帮忙”，但穆拉比特人很快看不惯 taifa 统治者的内斗和他们眼中松弛、不严格的伊斯兰，于是干脆开始为自己征服半岛。到约 $1115$ 年，al-Andalus 中还没有被基督教王国夺走的地区，基本都在穆拉比特控制下。这样，穆拉比特帝国横跨直布罗陀海峡，一头在撒哈拉和西非商路，一头在西班牙城市与农业世界。

穆拉比特帝国很大，Rosenwein 说它从加纳王国北端一直延伸到西班牙半岛一半，超过两千英里。它的财富不是只有掠夺，而是建立在繁荣城市和农村经济之上。农民生产谷物，用复杂水利系统灌溉园地，养牲畜；南西班牙桑树上的蚕提供丝绸，亚麻、棉花、丝绸支撑城镇纺织业。Almería / 阿尔梅里亚 的丝绸尤其著名。后来 Castile 和 León 的 Alfonso VII 在 $1147$ 年短暂夺取 Almería 时，掠走丝绸，把它们裁开用来包裹 Sigüenza 主教座堂的珍贵圣物。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伊斯兰工坊织出的奢华丝绸，在基督教世界被拿来包圣物。宗教边界很硬，物品流动却很顺。美丽和昂贵常常比教义边界更能穿越世界，当然穿越方式常常是抢来的。

Plate 5.3 的 Almería silk 就说明这种跨宗教物质文化。它是穆拉比特阿尔梅里亚工坊生产的丝织品，有独角兽、孔雀、棕榈树，还有阿拉伯铭文。它来自伊斯兰工坊，却被基督徒珍视，用来包裹圣物。这里和前面圣遗物、织物文化完全连起来了：活人穿衣，死人裹尸，圣物也要被珍贵织物包裹。物质文化会越过政治和宗教边界，进入另一套神圣用途。

穆拉比特人还控制矿产和长途商业。他们开采大理石、银、铜、铁，用于本地和出口。Rosenwein 特别讲 Plate 5.4 的大理石墓碑：石料在伊比利亚开采，在 Almería 切割、抛光、刻上带《古兰经》色彩的诗句，然后跨撒哈拉运到今天 Mali 的 Gao 附近，供富有客户使用。这个物品几乎可以作为穆拉比特帝国的缩影：伊比利亚材料，安达卢斯工艺，伊斯兰文字，撒哈拉路线，西非精英消费。帝国不是地图上的颜色，而是一块石头经过矿山、工坊、商队、沙漠和墓地形成的路径。

这一部分后面的小节 West African Connections / 西非联系 很重要，因为它把穆拉比特人的政治扩张和伊斯兰化、贸易、奴隶制、种族想象联系起来。Saney 的精英愿意以穆斯林身份安葬，并不奇怪，因为穆拉比特人既热衷宗教，也追求霸权。Sijilmasa 到 Awdaghust 的路线不只是贸易走廊，也是伊斯兰化通道。al-Bakri 记载 Awdaghust 有一座大清真寺和许多小清真寺，清真寺里有《古兰经》教师。madrasa 在这里就不只是城市教育制度，也是传教工具，甚至和强制皈依一起构成穆拉比特宗教扩张的一部分。

不过 Rosenwein 也提醒，Gao 和撒哈拉地区实践的伊斯兰不只是照抄穆拉比特形式，而会吸收本地习俗和感觉。比如从 Almería 运到 Gao Saney 的墓碑，如果是在 Almería 本地，可能不会被放在墓上，因为墓碑写上死者名字被认为可能削弱上帝荣耀；但在 Gao，它被用于具体纪念死者。这说明伊斯兰化从来不是一个纯粹复制过程。宗教文本和法学规范从中心传来，但地方社会会用自己的死亡仪式、纪念方式、身份习惯来重新安排它。

最后，al-Bakri 关于 Awdaghust 的记载引出一个更不舒服但很重要的问题：奴隶制和早期种族思维。他说那里交易用黄金，没有白银，有漂亮建筑和好房子；居民中有来自 Ifriqiya 的外来商人，也有“Sudan women”，他说她们善于烹调，有的卖到很高价格；又说有肤色白皙的漂亮女奴。Rosenwein 没有把这段轻轻放过，而是问：这是不是十一世纪的基于肤色的种族主义？阿拉伯作者把撒哈拉以南地区称为 Bilad al-Sudan，即“黑人之地”，说明皮肤颜色确实可能被用作区域和人口分类。

但她也提出不同解释。Michael A. Gomez 认为，al-Bakri 的话可能更多是在性化，而不是种族化：他区分的是工作的黑人女仆和提供男性性慰藉的“白”女奴。他提到肤色，是和臀部、腰身等身体吸引力一起列出的。但 Geraldine Heng 则认为，中世纪确实已经有种族思维：人们会抓住某个任意标识，比如肤色、宗教、食物，把它妖魔化，并套到来源、语言、传统、自我理解都不同的人身上。Rosenwein 说，后面讲十字军时还会看到这种毒果。

这段放在课程里特别重要，因为你们这门课满足 Race & Ethnicity 要求。这里不是简单说“现代种族主义在中世纪已经完全成型”，也不是说“中世纪没有种族”。作者采取的是比较谨慎的立场：中世纪人已经可能用肤色、宗教、生活习惯等标记把复杂的人群压成某种类别，并赋予等级和欲望意义；但这些类别的运作方式和现代生物种族主义不完全相同。al-Bakri 的例子正好卡在这个边界上：它可以读成性化奴隶市场语言，也可以读成早期种族化凝视。真正要抓住的是：贸易、奴隶制、性别、肤色和宗教扩张在撒哈拉世界里是纠缠在一起的。

把塞尔柱人和穆拉比特人放在一起看，会发现 Rosenwein 不是随便并列他们。两者有很多相似点。第一，他们都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塞尔柱来自草原，穆拉比特来自撒哈拉。第二，他们都本来是移动社会：一个是草原牧民，一个是沙漠牧民。第三，他们都通过军事服务、贸易保护或宗教运动进入更大的伊斯兰政治世界。第四，他们都把自己塑造成逊尼正统的捍卫者，对抗什叶派或他们眼中松弛不正的伊斯兰。第五，他们都在掌权后迅速定居化、城市化、国家化：塞尔柱建伊斯法罕清真寺和 madrasa，穆拉比特建马拉喀什、控制 Almería 和跨撒哈拉贸易。第六，他们都不是单纯破坏者，而是把贸易、建筑、教育、法学、农业和物质文化重新组织起来。

但两者也有差别。塞尔柱人的重心在东方，面对的是阿拔斯哈里发、波斯城市文化、拜占庭安纳托利亚和耶路撒冷问题。他们的关键词是 sultanate、madrasa、iqta、Manzikert、Rum。穆拉比特人的重心在西方，面对的是撒哈拉商路、马格里布、加纳王国、安达卢斯 taifa 和基督教 reconquista。他们的关键词是 Murabitun、Marrakesh、gold and salt trade、Almería silk、Gao Saney、Toledo。一个把伊斯兰东方从什叶派潮流中拉向逊尼苏丹秩序；一个把伊斯兰西方从撒哈拉到西班牙串成一个逊尼柏柏尔帝国。

这一节和下一节 “Byzantium: Bloodied but Unbowed” 也衔接得很紧。塞尔柱在 Manzikert 打败拜占庭，占据安纳托利亚；同时诺曼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攻击拜占庭；穆拉比特则在伊比利亚阻止基督教王国继续南下。也就是说，到十一世纪末，地中海周围旧秩序都被挤压：拜占庭丢失安纳托利亚和南意大利，伊斯兰世界东西两端出现新的逊尼军事国家，西欧基督教力量也开始向外推进。第一次十字军不是凭空从宗教狂热里冒出来，而是在这些新配置里发生的。

所以一句话总结这一节：塞尔柱人和穆拉比特人都是从边缘进入伊斯兰世界中心的逊尼军事—宗教改革力量；他们一边恢复或宣称恢复正统，一边建立新帝国，一边又通过迁徙、定居、建筑、学校、贸易和物质文化改变了欧亚非交界地带的政治格局。 塞尔柱改变了伊朗、伊拉克、安纳托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局势；穆拉比特改变了撒哈拉、马格里布、西非和安达卢斯的局势。两者都说明，十一世纪的“新配置”不是旧帝国自然延续，而是边缘力量进入中心以后重新发明中心。

Byzantium: Bloodied but unbowed

标题本身就是整节的判断：拜占庭在十一世纪后半遭到严重打击，边疆塌陷，军队失灵，安纳托利亚、南意大利、巴尔干都出问题；但它没有像西罗马那样彻底消散，而是通过外交、婚姻联盟、宫廷改组、土地授予、经济繁荣和意大利商人网络继续活下来。它被打得很惨，但还没倒。

这一节承接前面 Basil II 的高峰。巴西尔二世死于 $1025$ 年，他死时拜占庭看上去很强：保加利亚被征服，巴尔干恢复控制，东方边界推进，帝国版图扩张。但 Rosenwein 在这里说，这种早十一世纪的领土成功没能维持下去。问题不只是某一场战役失败，而是多条战线同时出血。东方有塞尔柱突厥人在安纳托利亚取得胜利；巴尔干有突厥语的 Pechenegs 轻易袭扰；西边和南意大利有诺曼人步步推进。尤其 $1071$ 年几乎是一个象征性灾年：诺曼人攻下拜占庭在南意大利最后据点 Bari，同一年塞尔柱人在 Manzikert 击败拜占庭。

这两个地方都很关键。Bari 的丢失意味着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的直接统治基本结束。此前拜占庭在意大利已经只剩一些边缘据点，Bari 是最后强点之一。它被诺曼人拿走以后，拜占庭在西方的旧罗马遗产又少了一块。与此同时，Manzikert 影响的是东方根基。安纳托利亚本来是拜占庭的兵源、税源和战略腹地。塞尔柱胜利以后，安纳托利亚不再是稳固的帝国内地，而逐渐变成突厥人迁入、牧民定居、地方势力混杂的边疆。这比一次战败更严重，因为它动摇的是拜占庭生存的地理基础。

诺曼人也不是只在南意大利活动。他们从 $1060$ 年进入穆斯林西西里，到 $1093$ 年完成征服。这样，原本伊斯兰控制的西西里被诺曼人拿下，而南意大利也在他们手里。到 Roger II，罗杰二世，$1130$-$1154$ 年统治时，他建立的 Kingdom of Sicily / 西西里王国 横跨南意大利和巴勒莫。这个王国对拜占庭来说非常麻烦，因为它正好卡在地中海中部，既能威胁拜占庭在亚得里亚海、巴尔干、意大利方向的利益，又能吸收拉丁、西西里伊斯兰和拜占庭传统，成为一个很有活力的竞争者。

这里还可以注意一个结构反转。上一节讲塞尔柱和穆拉比特，都是伊斯兰世界边缘力量进入中心；这里的诺曼人则是西欧边缘力量进入地中海中心。诺曼人原本是维京后裔，在诺曼底法语化、基督教化以后，又南下做雇佣兵、冒险者、征服者。他们打拜占庭，也打穆斯林；他们从拜占庭那里夺南意大利，从穆斯林那里夺西西里。十一世纪的地中海不是简单“基督教世界 vs 伊斯兰世界”，而是一堆新军事集团在旧帝国边缘抢地盘。诺曼人尤其像一种流动的战争企业：他们在哪里有机会，就在哪里变成公爵、国王、雇佣兵或征服者。

拜占庭为什么会被打得这么狼狈？Rosenwein 指出，军队已经不如以前有效。早期的 themes / 军区 原本依靠地方 citizen-soldiers，也就是某种地方军人—农民结构。但到了这时，很多军区不再真正由本地兵组成。皇帝军队越来越依赖雇佣兵：突厥人、Rus 人早已如此，后来又越来越多使用诺曼人和法兰克人。这个变化很重要，因为它说明拜占庭国家和农民兵源之间的直接联系变弱了。过去皇帝通过军区、税收、小农和地方军事义务维持边防；现在他更多用钱、职位和短期利益雇佣外来战士。

雇佣兵不是一定不好，拜占庭长期都能使用外族战士，比如 Varangian Guard 里就有 Rus 和后来的北欧人、英格兰人。但问题在于，当帝国的核心防御越来越靠外来军事市场时，军队就更贵、更不稳定，也更容易被敌我关系转换困扰。今天你雇诺曼人打别人，明天诺曼人可能自己来打你。今天你用突厥人对付某个地方强人，明天突厥人可能占下你的土地。拜占庭不是不知道这个风险，只是它在十一世纪的政治和财政条件下已经很难完全依靠旧式本地军队。

但 Rosenwein 并没有把拜占庭写成只会被打。她马上强调，拜占庭不完全依赖武力，很多时候它靠 diplomacy / 外交 活下来。这是拜占庭政治的老本行。比如 Constantine IX，君士坦丁九世，无法阻止 Pechenegs 进入巴尔干时，他不是单纯继续打，而是改变政策：欢迎他们，给他们施洗，授予头衔，把他们安置到人口稀少地区。也就是说，敌人进来了，不一定只能赶出去；也可以把他们变成帝国边疆社会的一部分。

这种策略听起来像失败后的妥协，但它其实是帝国治理的一种传统手段。拜占庭长期面对多族群边疆，不可能把所有外来者都挡在墙外。它更擅长的是把外来首领纳入头衔体系、婚姻体系、洗礼体系、土地安置体系，让他们从敌人变成臣属、盟友或缓冲带。Pechenegs 进入巴尔干以后，帝国边境当然变得不清楚了；但只要这些人能被授职、受洗、定居，拜占庭就还有办法把混乱转化为秩序。

安纳托利亚也类似。皇帝有时欢迎突厥人进入，是为了帮自己对付 rival dynatoi，也就是地方强大家族或竞争性权贵。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它说明外敌进入往往和内斗相连。拜占庭皇帝面对的不只是塞尔柱，还有本国的地方强人；为了压制地方强人，他可能借用突厥武力。结果就是帝国边疆越来越模糊，突厥人不仅是外部入侵者，也成了拜占庭内部斗争的参与者。

有些当地基督徒甚至欢迎突厥统治。比如亚美尼亚的一性论/非拜占庭正统基督徒，对君士坦丁堡正统教会并不亲近，反而觉得突厥新主人可能比拜占庭中央更可接受。这里又把“宗教边界”复杂化了。我们不能简单想成“基督徒天然支持拜占庭，穆斯林突厥天然是外敌”。拜占庭内部也有宗教少数；对这些人来说，拜占庭正统国家可能是压迫者。突厥人来了，未必更糟，甚至可能意味着从拜占庭教会压力下解脱。

所以这节前半部分的真正结论是：拜占庭的领土控制确实松了，边界确实雾化了，但帝国仍然站着。它不再像巴西尔二世时代那样能以强军和中央权威压住四方，却仍然能用洗礼、头衔、土地、婚姻、外交和地方妥协维持某种存在。它的“unbowed” 不是说它没有受伤，而是说它的政治技术还没有失效。

接着 Rosenwein 转入宫廷制度变化。这部分很重要，因为它解释拜占庭如何在军事压力和领土收缩中改造自身政府。过去理想中的拜占庭皇帝，是一个 public emperor：皇帝作为公共国家权力的中心，依靠 civil service，也就是文官体系，统治整个帝国。可是十一世纪后期，这种模式太贵、太难维持，也不适应 dynatoi 家族已经坐大的现实。于是它慢慢转向一种更便宜、更“familial”的政府模式，也就是家族化宫廷。

这不是说拜占庭突然变成私人家庭小王国，而是说皇帝越来越依靠亲属、姻亲和大族联盟来治理。以前皇帝试图站在所有家族之上，用官僚体系压住他们；现在皇帝不得不把这些家族编进自己的家族网络里。几大 dynatoi 家族一度轮流夺取皇位，说明皇权已经被大族竞争卷入。后来 Alexius I Comnenus / 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 成功上台，他母系属于 Dalassenus 家族，自己又通过一系列婚姻联盟把主要家族团结起来。科穆宁王朝之后在位约一个世纪，这说明这种家族化重组短期内很有效。

阿莱克修斯的母亲 Anna Dalassena / 安娜·达拉塞娜 是这一段的关键人物之一。Rosenwein 说，在她约 $1102$ 年去世以前，她实际掌握政府缰绳，而阿莱克修斯主要忙于军事事务。这个细节很好，因为它再次提醒我们，拜占庭宫廷权力不能只按“皇帝一个男性统治者”理解。前面有 Zoe，有太监 John the Orphanotrophos；这里有 Anna Dalassena。皇族女性可以通过母亲、妻子、姐妹、姑母、联姻组织者的身份实际管理政治。她们不一定被正式写成“皇帝”，但她们能安排婚姻、控制宫廷、协调家族、处理行政。

阿莱克修斯还把宫廷重心转移到 Blachernai palace / 布拉赫奈宫，位于君士坦丁堡西北角。这个移动本身可以视为政治风格变化：大皇宫代表旧式公共皇权和传统官僚礼仪，Blachernai 更适合科穆宁式家族宫廷。阿莱克修斯的亲属占据最高职位，帝国权力不再主要通过抽象官僚层级运行，而是通过皇帝家族和姻亲网络运行。

这种转变在土地制度上表现为 pronoia / 普罗尼亚。pronoiai 是临时授予帝国土地的管理和收益权，接受者可以从中获利。Rosenwein 明确把它和塞尔柱的 iqta、西欧的 fief 对比：三者都说明，十一世纪很多政权面对同一个问题——没有足够现金支付军人和官员，于是用土地收益替代薪水。拜占庭不是孤例。塞尔柱给 iqta，欧洲领主给 fief，拜占庭给 pronoia。帝国和王国越来越通过土地收益来购买服务、绑定精英、替代财政工资。

这个对比很重要，因为它说明欧亚地中海世界在制度上有某种同步变化。拜占庭、伊斯兰世界、西欧看起来宗教不同、语言不同、政治传统不同，但都遇到类似压力：军队昂贵，现金财政有限，地方精英强大，中央需要用土地来换取忠诚。于是土地授予制度在不同地区都变得重要。不同的是，拜占庭的 pronoia 理论上仍然是皇帝的临时恩赐，受赠者不是土地所有者；但和其他地区一样，临时利益很容易被家族化、世袭化，最后变成地方强人的权力基础。

不过，Rosenwein 没有把这节写成纯粹衰落论。非常有意思的是，她说尽管领土收缩，拜占庭帝国在某些方面从未如此繁荣。经济由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支撑。它的制造品需求很高，包括丝绸、油、染料、陶器、青铜器、象牙制品、玻璃制品。这些商品从 Rus 到西班牙都有市场，而意大利商人在中间充当中介。

这就解释了标题里的悖论：军事上拜占庭被打得满身是血，经济上却仍然很有活力。它丢了很多地，边疆不稳，军队变弱，但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制造业仍然是一个高级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心。拜占庭丝绸、染料、玻璃、象牙不只是奢侈品，它们代表一种继续存在的城市工艺、技术、品味和商业联系。帝国不再是巴西尔二世那样的军事强权，但它仍然是地中海经济中的核心生产者之一。

意大利商人在这里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阿马尔菲这些城市逐渐成为拜占庭和更广阔世界之间的中介。对拜占庭来说，意大利商人有用，因为他们能把拜占庭商品带到西方，也能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商品带进来；但他们也危险，因为他们会逐渐在拜占庭经济中取得特权，后来甚至侵蚀拜占庭商业自主权。Rosenwein 在这一节只是点到为止，但后面你会看到，意大利海商城市的上升会成为拜占庭未来更大问题的一部分，尤其到第四次十字军时，威尼斯人对拜占庭的介入会非常致命。

所以这一节可以分成三层来读。第一层是军事和领土：塞尔柱、Pechenegs、诺曼人同时施压，Manzikert 和 Bari 让拜占庭失去安纳托利亚稳定性和南意大利据点，西西里王国成为长期威胁。第二层是政治制度：旧式公共皇权和文官政府让位于科穆宁家族式统治，皇帝通过婚姻联盟、亲属任官、Anna Dalassena 的摄政式管理、Blachernai 宫廷和 pronoia 制度重组政权。第三层是经济：尽管流血，拜占庭农业、人口和制造业仍然繁荣，并通过意大利商人连接更广阔贸易网络。

这节最容易误解的是把它读成“拜占庭开始衰落”。这当然有一部分对，因为它确实失地、失军、失边界。但 Rosenwein 更想说的是：拜占庭不是线性坠落。它在军事上衰退，在外交上仍灵活；在领土上收缩，在经济上仍繁荣；在官僚公共国家上变弱，在家族宫廷上重组成功；在边疆控制上模糊，在帝国身份上仍然顽强。它不像巴西尔二世时代那么强，但它也没有被诺曼、塞尔柱、Pechenegs 撕碎。

放回本章 New Configurations 的大框架里，这节说明十一世纪后半的新世界不是某一方单独崛起，而是相互挤压。塞尔柱人进入安纳托利亚，让拜占庭向西方求援，这会引向十字军；诺曼人控制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让拜占庭在西方受到拉丁基督徒威胁；意大利商人参与拜占庭经济，让欧洲商业网络和东方帝国更紧密地接在一起；科穆宁王朝的家族化政府，则是拜占庭对这个危险世界的内部适应。

一句话说，这一节讲的是拜占庭从巴西尔二世的强势帝国，变成一个受伤但仍高度适应的科穆宁帝国。 它失去一些旧优势：军区兵源、南意大利、安纳托利亚安全边疆、公共文官帝国理想；但它发展出一些新办法：吸纳入侵者、利用外交、家族联姻、亲属宫廷、pronoia 土地授予、意大利贸易中介。拜占庭的确 bloodied，但它 unbowed，因为它还会变形。

Economic networks in Europe and beyond

这一节 ECONOMIC NETWORKS IN EUROPE AND BEYOND 可以译成 “欧洲及其外部的经济网络”。它接在拜占庭那节后面，逻辑很顺：上一节最后说，拜占庭虽然失地，但经济仍然繁荣，丝绸、油、染料、陶器、青铜器、象牙、玻璃等制造品从 Rus 到西班牙都有市场，而意大利商人是重要中介。于是这一节就把镜头从拜占庭转到整个欧洲经济：十一、十二世纪的欧洲不再只是一个地方化、乡村化、贫弱的世界，它正在通过农业扩张、村庄形成、市场、城市、意大利海商、工商业行会和自治公社，越来越紧密地接入地中海、北非、中东乃至更远的印度洋贸易网络。

这一节的第一句话很关键：意大利商人在拜占庭世界中角色增强，只是欧洲经济与更大世界“咬合”得更紧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作者不是把经济复兴写成欧洲内部自生自足的奇迹。欧洲确实有农业增长、人口增长、城市复兴，但它的繁荣很快就和拜占庭、马格里布、埃及、红海、南亚香料贸易、跨撒哈拉黄金和奴隶贸易接上了。所谓 Europe and beyond，重点正在这个 beyond：欧洲经济的扩张不是关门长大的，而是在地中海和更广阔半球网络里长大的。

最底层的变化发生在乡村。人们排干沼泽、砍伐森林、修堤坝，把原本不能耕种或难以耕种的土地变成农田。这是非常辛苦的体力劳动，不是“商业革命”那种看起来很光鲜的词能直接包含的。真正的经济增长先来自泥土、树根、水渠、牛马和犁。重型翻土犁更广泛地使用，而且现在常常由马来牵引，比牛更快；三圃制也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让农民能种更多种作物。粮食产出上升以后，人口增长、村庄稳定、市场交易才有基础。

这里作者没有把贵族地主写成纯粹寄生虫。前面讲 Peace of God 时，这些地主是教会批评的“压迫者”，因为他们剥削农民、发动暴力、侵夺弱者。但在经济扩张中，他们也变成很精明的经营者。比如他们修建磨坊，让佃户必须使用领主的磨坊磨粮，然后收取费用。这个细节很重要：磨坊不是中性的技术进步，它也是领主收入机器。水力和机械提高了效率，但领主通过垄断设施，把技术收益转化成自己的租费。

有些地主还会给愿意开垦荒地的人特殊待遇。比如汉堡主教为了吸引来自荷兰的人去开发沼泽、荒芜、无用的土地，愿意给他们较宽厚的条件。这说明十一世纪经济增长不只是人口自然增殖，也依赖制度激励。人们愿意冒险迁移、排水、垦荒，是因为领主或主教给他们更好的法律、租税或身份条件。中世纪的“开发边疆”常常就是这样：困难土地需要劳动者，劳动者需要特权，领主需要长期收益，于是形成一种谈判关系。

人口增长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村庄形成。此前很多地方可能只是农庄、零散聚落、领主地产附属人口；现在更常出现具有共同身份的村庄共同体。它们有自己的代表，有共同结构，围绕教堂、墓地、广场、田地、树林、荒地和铁匠铺组织起来。这个“铁匠铺”很值得注意，因为农具、犁件、马具都需要维护。农业增长不是只有农民弯腰种田，也需要手工业支持。村庄共同体不是自然风景，而是一个有宗教中心、生产工具、共同资源和身份边界的社会单位。

有了剩余，村庄之间开始交易。道路改善以后，装货的马车可以往来；靠近河流的地方则用平底船运输。每周市场上，村民买卖鸡蛋、家禽、毯子、羊毛包、兽皮等东西。以物易物越来越让位于现金。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货币化会改变乡村社会。只要村民开始用钱，他们就不再只处在领主庄园的实物义务体系里，而可以接触更大范围的商业网络。现金让农民、村庄、城镇、长途商人之间出现新的连接。

从乡村往外，城市网络开始成形。欧洲城市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在某些地带特别密集。书里讲到一条“城市带”：从英吉利海峡两岸开始，英格兰和佛兰德之间有贸易；然后沿北海南岸弯过去，再沿莱茵河南下，包括科隆、美因茨、沃尔姆斯、施派尔等城市；再继续进入意大利，包括波河流域、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以及南方的那不勒斯、阿马尔菲。这条线很重要，因为它把北海、莱茵、阿尔卑斯通道、意大利城市和地中海海贸接在一起。

意大利海港尤其关键。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阿马尔菲这些城市，不只是欧洲内部贸易点，而是进入拜占庭和马格里布的接口。它们使欧洲经济参与一个越来越接近“半球范围”的商品流通。这个说法并不夸张：香料从南亚经红海到亚历山大，跨撒哈拉黄金和奴隶经北非港口进入地中海，安达卢斯的木材、油、果品、黄金和丝绸流向外部，拜占庭制造品又通过意大利人进入西欧。欧洲经济开始成为亚非欧交通网络的一部分。

然后作者讲城镇怎样形成。许多城镇不是从罗马时代完整延续下来的，而是在城堡、修道院、古城墙外面逐渐长起来。商人带货来，手工业者设摊，有的地方先是季节性集市，比如伦巴第的集市十世纪已经开始；有的地方商人与工匠后来干脆留下，形成永久居民区。这里城市不是现代意义上由国家规划出来，而是在安全、宗教、市场和交通交叉处慢慢堆出来的。

Tours 的对比是这一节最好的例子。前面第一章讲过，约 $600$ 年的图尔，古城墙内主要是孤立的主教座堂，而城外圣马丁墓附近有朝圣者和半永久聚落。到十二世纪，圣马丁已经成为修道院，并成了一个小城镇中心：周围有十一个堂区教堂，有商人和工匠店铺，有私人住宅，有两个市场。东边原本孤单的主教建筑群也不再孤单，旧城墙外出现市场，通往桥梁的街道两边有房屋，城镇已经富到需要修建新城墙保护自己。这个变化很漂亮：早期中世纪的圣徒墓地先吸引虔敬与朝圣，后来吸引人口和市场，最后变成真正城市核心。

中世纪城市一般都有几个共同特征：城墙、市场、一个或多个防御设施、大量教堂。街道多由夯土或砂砾铺成，狭窄、肮脏、黑暗、有臭味、弯弯曲曲。多数城市靠近水道，并修桥连接陆路交通。人口规模不大但在增长：小城可能不到五千人，大些的可能两万人以上；伦敦从约 $1100$ 年的两万人，到一个世纪后增长到约四万人。这个增长幅度说明城市已经不是古典遗迹里的残余，而是重新吸人、吸货、吸钱的地方。

住房也显示城市经济的变化。早期城市住房材料便宜，多是木头、未烧制黏土、编枝夹泥结构，两三层，底层常作店铺或仓库。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和房产价格上涨，一些家庭通过出租和房地产市场发财。十一世纪后期起，越来越多房屋用石头和砖建造。这又反过来说明采石、运输和建筑产业活跃起来。大规模建筑工程——堂区教堂、主教座堂、城堡、防御塔、宫殿——带动了石材、木材、金属、运输、雕刻等一整套行业。

不过城市并没有完全脱离乡村。即便是漂亮房屋后面，也常有牲畜圈和菜园。城市居民仍然自己生产一部分食物。也就是说，中世纪城市不是现代城市那种完全消费型空间，它和乡村生活仍然混在一起。城墙里面有市场、教堂、工坊，也有鸡、猪、菜园和粪臭。城市复兴不是突然出现干净漂亮的商业区，而是在泥、牲畜、货物、房租、教堂钟声和手工业噪音中形成的。

接下来是所谓 commercial revolution / 商业革命。这个词指的是城市生活复兴和贸易扩张结合起来。十二世纪前半，商人获得在外地城市交易的权利，许多通行税被取消；在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沿岸港口，外来商人还获得专门地区，用作仓库和临时住所。君士坦丁堡金角湾沿岸就有热那亚、比萨、阿马尔菲、威尼斯商人的区域，像一串珠子一样排列。这说明商业权利正在制度化：商人不再只是带货乱跑的人，而成为有特许、有仓库、有居留区、有法律身份的群体。

跨地中海贸易特别活跃。亚历山大是重要港口，因为南亚香料经红海到那里；安达卢斯重要港口中，阿尔梅里亚尤其突出，出口木材、油、水果、黄金和奢华丝绸。西西里和突尼斯的凯鲁万则是重要中转点，尤其凯鲁万连接跨撒哈拉黄金与奴隶贸易。这也再次提醒我们：中世纪经济繁荣有阴影。贸易网络既带来香料、丝绸、金银、工艺品，也带来奴隶买卖、海盗、勒索和赎金。前面讲埃及犹太商人被拜占庭海盗俘虏、卖给阿马尔菲中间人、再赎回亚历山大的例子，就是这种活跃但掠夺性的经济世界。

作者还用了一个有现代味道的词：proto-capitalists / 原始资本家。这不是说十一世纪已经有资本主义，而是说一些商人和经营者开始发明新的生意方式，合资筹集资源，资助大项目。比如他们投资由水磨驱动的纺织工业，推动深层采矿技术，开采过去未充分利用的金属资源。冶铁和锻造技术改善以后，铁开始更常用于农具、犁和武器。北欧重要营养来源啤酒，也从家庭炉边和修道院庄园转移到城市生产中，酿酒者获得特权，从事专业酿造。

这一段的关键是：城市经济不是只有买卖奢侈品，也有基础生产技术的升级。水磨、矿山、铁器、纺织、啤酒，这些都在改变普通生活。更好的铁器改善农业，更好的矿业支持建筑和武器，纺织业连接羊毛、染料、城市劳动力和远方市场。所谓商业革命，不是几艘船跑来跑去，而是生产、运输、金融、法律、城市自治和劳动组织一起改变。

Plate 5.5 的 Modena Cathedral 雕刻就放在这个背景里。图中雕塑家正在工作，手持凿子雕刻柱头。作者强调，摩德纳主教座堂的工匠很清楚手工劳动的尊严，也意识到自己技艺的重要性。这个图像不是随便插一张“工人照片”，而是在说明手工业者的自我意识正在上升。黑smith、音乐家、收割者、雕刻家被刻在教堂门口，说明劳动和技艺进入了公共、宗教、城市空间的自我表达。工匠不只是无名劳力，也开始作为城市社会里的身份群体出现。

经济组织上，最重要的是 guilds / 行会。行会既是社会组织、宗教组织，也是经济组织。成员为彼此祈祷，死后互相安葬，同时规范行业。手工业行会规定产品质量、工作时间、材料、价格；商人行会规定交易安排、度量衡、价格。行会通常以男性为主，少数行业可能有女性参与。它们给成员市场位置、身份保护和共同体归属。作者把行会比作城市墙的社会经济对应物，这个比喻很准确：城墙保护城市，行会保护成员；城墙划定城市身份，行会划定职业身份。

城市政治上的对应物则是 commune / 公社，也就是城市自治。城市居民非常清楚自己不同于骑士和农民。他们需要可靠货币，需要有利于商业的法律，需要摆脱农奴式劳役和杂税，需要市场中买卖的自由。于是他们向统治自己的主教、国王、伯爵、城堡领主、公爵请愿，或者直接反叛，争取自我治理权。

这类运动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尤其常见。意大利的城市政治本来就比较强，所以公社在十一世纪后半已经出现。米兰就是典型：城市居民不满实际统治城市的大主教，发生多次武装冲突，到 $1097$ 年权力从大主教转给城市中 leading men，也就是城市头面人物组成的政府。这里可以看出，城市自治并不等于现代民主。它常常是富商、法律人、手工业上层和城市精英夺取治理权，而不是所有居民平等参政。但相较于主教或封建领主单方面统治，这已经是新的政治形态。

意大利之外，城市自治有时更温和，也常在更大的王权框架里发生。比如约 $1130$ 年，英格兰国王 Henry I 收了一大笔钱，免除伦敦市民许多传统税负，并允许他们从自己人中任命 sheriff 和 justice，负责执行王室案件。这里国王法律仍然存在，但由伦敦人自己的官员执行。这个例子很好，因为它说明城市自治和王权不必完全对立。国王可以用特许权换钱，城市可以用钱换自治，双方都获利。王权保留最高法律名义，城市获得实际管理空间。

所以这一节的真正逻辑是从下往上、从近到远展开的。最底层是农业扩张：排沼、伐林、修堤、重犁、三圃制、马匹牵引。然后是村庄形成：共同身份、教堂、墓地、田地、铁匠铺。再往上是地方市场和货币化：鸡蛋、家禽、羊毛、兽皮、毯子，现金替代易物。然后是城镇复兴：Tours、伦敦、意大利城市、莱茵城市，城墙、市场、桥梁、教堂和房产。再往外是地中海与半球贸易：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阿马尔菲、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阿尔梅里亚、凯鲁万、跨撒哈拉黄金和奴隶贸易、南亚香料。最后是制度组织：行会、公社、商人特权、仓库区、城市自治。

这一节也为下一节 Church Reform and Its Aftermath 做铺垫。因为商业和城市增长不仅改变经济，也改变人们对金钱、纯洁、权力和腐败的敏感度。接下来教会改革者会攻击 simony，也就是买卖教职；他们之所以如此厌恶“用钱买圣物、圣职、圣礼”，和这一时期新利润经济、新金钱流通、新城市商业文化的扩张有很大关系。钱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圣事能不能被金钱污染”也变得越来越尖锐。

一句话说，这一节讲的是欧洲经济从乡村剩余走向城市网络，再通过意大利商人和地中海港口接入更大世界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单纯“欧洲内部复兴”的故事，而是农业技术、人口增长、领主经营、村庄共同体、每周市场、现金使用、城市形成、海商特权、行会、公社和跨地中海贸易一起构成的新经济秩序。欧洲在这里开始不再只是罗马之后贫弱的西部边缘，而逐渐变成一个能生产、交换、组织城市、输出商人、吸入东方与非洲商品的活跃区域。

Rulers with clout

Rosenwein 的总论点是：在教皇权力逐渐变得像一种君主制的同时，欧洲和地中海周边的一些世俗统治者也开始把自己的领地变成更像“国家”的政治体。他们不一定都很强大，不一定都有大帝国，但他们开始发现一些共同工具：意识形态、官员、封臣、教会支持、税收、法律记录、战争声望、圣性话语。

这里说的 state / 国家 当然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它更像是：统治者的权力不再只是“我是某个地方最强的领主”，而逐渐变成“我有一套可持续的统治结构”。比如他能分封土地，要求军事服务；能征税或收取费用；能任命教会职位；能用书记员、法官、地方官员处理事务；能让修道院长、主教、编年史作者、传记作者替他制造正当性；能在战争中把征服地变成自己的财产系统。标题里的 clout，就是这种“能把事情办成”的统治力。

第一组例子是 Crusader States / 十字军国家。第一次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以后，欧洲人在黎凡特建立了四个小国家：的黎波里和埃德萨是伯国，安条克是亲王国，耶路撒冷是王国。这些国家本质上是欧洲人在东方建立的殖民政体，非常小、非常脆弱，又长期处在穆斯林势力包围中。除了埃德萨较早失陷外，其余几个勉强维持到十三世纪末，最后据点在 $1291$ 年陷落。它们之所以能存在那么久，并不是因为它们人口多、经济独立、军事稳固，而是靠不断从欧洲获得骑士、金钱、修道军事团体和新的十字军支援。

十字军国家的社会结构很复杂。当地本来就是多族群、多宗教地区，有穆斯林、犹太人、希腊正教徒、一性论基督徒以及其他东方基督徒。欧洲来的拉丁基督徒只是统治精英，不可能把所有原住民赶走，也不可能完全替换当地生产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坚持自己是“西方人”，通过封臣制、臣服礼、效忠誓言、拉丁基督教来保持身份边界；另一方面又必须容忍当地人继续耕作、交易、祈祷。这里的“宽容”不是现代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平等尊重，而是非常实际的统治需要：没有本地农民，土地不能生产；没有穆斯林、犹太人、拜占庭和意大利商人，港口贸易就做不起来。

所以十字军国家很能说明中世纪统治的混合性。它在意识形态上是圣战成果，是基督徒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但在实际治理上，它必须像一个多宗教贸易国家那样运转。欧洲统治者把土地划成地产，分给自己的封臣；封臣再把部分土地分给自己的下属。原住民农民继续工作，沿海港口贸易兴旺，热那亚、比萨、威尼斯商人非常活跃，拜占庭和穆斯林商人也参与其中。政治语言是西欧封建式的，经济生活却是地中海多族群贸易式的。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制度创新：军事修会。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都是修道生活和战争生活的结合体。他们发贫穷、贞洁等修道誓愿，却又专门从事战争。这个组合看起来矛盾，但在十字军国家里很合理：圣地需要持续防御，而传统修道主义已经被十字军思想改造，战争可以被解释为保护信仰、保护朝圣者、保护基督教领土的神圣工作。骑士修士不仅守城、打仗，也把欧洲来的钱运到圣地，还修筑城堡。

Crac des Chevaliers / 骑士堡 就是这种军事化统治的物质象征。它原本是穆斯林为抵抗十字军而建的简单堡垒，后来被的黎波里伯爵交给医院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把它改造成兼具防御和行政功能的大型堡垒。它能容纳大约两千人，有多重城墙、塔楼、礼拜堂、住宅、蓄水系统和壕沟。城堡不是单纯军事建筑，也是统治乡村、收取资源、保护交通、展示权力的中心。可是再坚固的城堡也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1144$ 年，塞尔柱埃米尔 Zangi 攻下埃德萨，十字军国家开始长期收缩。随后第二次十字军试图补救，却因为领导人不和、围攻大马士革四天后失败撤退，成了灾难性的失败。

第二组例子是 Norman England / 诺曼统治下的英格兰。这个征服比十字军国家更持久，也更深地改造了国家结构。$1066$ 年，诺曼底公爵 William 横渡英吉利海峡，声称无嗣而死的英格兰国王 Edward the Confessor 曾发誓把王位留给他。与此同时，还有挪威王 Harald Hardrada 和已经被加冕为英格兰王的 Harold Godwineson 竞争王位。Harold 先在英格兰北部的 Stamford Bridge 击败挪威王，然后急忙南下，在 Hastings 面对 William。Hastings 一战决定了王位，William 成为英格兰第一位诺曼国王。

William 的统治非常像“把征服当战利品处理”。他自己保留大约五分之一土地，其余分给少数诺曼贵族、亲属、教会人士以及一些较低等级的追随者和士兵。这些土地不是集中给一块完整地盘，而常常是分散的封地，这样有利于防止任何一个贵族在地方坐大。受封者欠国王军事服务，也要带一定数量的下级封臣服役，还要缴纳一些费用，比如继承封地时的 relief，重大事件时的 aid。这里和十字军国家相似：征服之后，土地被重新分配，封臣关系成为统治骨架。

但英格兰比十字军国家强得多，因为它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王权的税收传统。William 没有只靠封臣服务，而是继续征收土地税。为了知道谁欠他什么，$1086$ 年他下令做全国土地调查，这就是著名的 Domesday Book / 末日审判书。官员查阅旧税册，询问当地宣誓作证的人，用标准化术语记录每个庄园的土地、耕犁、农民、草地、林地、税额和价值变化。书中举 Diddington 庄园为例，里面提到 hides、ploughs、villans、TRE 等术语。hide 是税收评估单位，plough 和 acre 与土地面积和耕作能力有关，villans / villeins 是农民等级之一，TRE 是 “in the time of King Edward”，即忏悔者爱德华时代。这样的调查使国王对土地、人口、牲畜、税收有了极其详细的掌握。Rosenwein 说，它是当时欧洲最广泛的土地、牲畜、税收和人口清册。

这就是英格兰王权的特殊强度：它既有封建分封，又有国王税收；既有诺曼军事贵族，又保留英格兰原有行政能力；既是征服政权，又继承了被征服王国的国家机器。许多欧洲领主有封臣，却没有 Domesday Book；有些国王有神圣声望，却没有这么细的税务记录。William 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征服的暴力和行政的冷静结合起来。战场上靠 Hastings，统治上靠土地清册。一个是刀，一个是账本。

诺曼征服还把英格兰牢牢拉入大陆欧洲。新贵族说法语，保留诺曼底和大陆领地，与大陆政治、制度、文化相连。英格兰羊毛送到佛兰德制成布匹；意大利出生、在诺曼修道院 Bec 做院长的 Anselm 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英格兰贵族少年被送到巴黎和沙特尔学习；英格兰国王常常在大陆待得比在岛上还久。到 Henry I 死后没有男性继承人时，王位争端也由大陆贵族通过女性继承关系来争夺：Geoffrey of Anjou 和 Stephen of Blois 分别通过 Matilda 和 Adela 争权。也就是说，诺曼征服并不只是“法国人占领英格兰”，而是使英格兰从一个北海—斯堪的纳维亚联系很强的王国，转向大陆封建和法语贵族世界。

第三组例子是 Christian Spain and Portugal / 基督教西班牙与葡萄牙。这里的关键词是 reconquista / 再征服，但 Rosenwein 处理得很谨慎。英格兰是“一日征服”，Hastings 一战决定王位；伊比利亚则是几百年的长期推进，而且伊比利亚面积比英格兰大得多。基督教北部诸国，包括 León、Castile、Navarre、Aragon，一开始能扩张，是因为 al-Andalus 分裂成互相竞争的 taifa 小国。这些基督教王国发动掠夺性远征，夺取土地和城市，也向 taifa 统治者收取黄金贡赋，直到穆拉比特人进入西班牙后才遏制这种局面。

这里不要把 reconquista 想成单纯的“基督徒一致对穆斯林”。书中特别举 El Cid / 熙德 的例子。Rodrigo Díaz de Vivar 和自己的领主 Alfonso VI 失和后，带着追随者去为 Zaragoza 的穆斯林统治者 al-Mutamin 服务，帮助他抵御基督徒和穆斯林敌人。后来 El Cid 自立，$1094$ 年征服 Valencia，并在那里统治到 $1099$ 年去世。这个例子说明，边疆战争既有宗教话语，也有雇佣、机会主义、个人武功、地方权力经营。一个基督教战士可以为穆斯林统治者作战；一个穆斯林统治者可以雇基督徒军人对付其他穆斯林或基督徒。真正的边疆政治比后来的民族宗教史诗混乱得多。

不过，十一世纪的基督教西班牙确实越来越“欧洲化”。起初北部王国像是保留西哥特传统的孤岛，但从十世纪起，来自法国、英格兰、德国、意大利的朝圣者沿道路前往 Santiago de Compostela /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拜圣雅各墓。十一世纪，法国 Cluny 修道院的修士进入西班牙修道院。Alfonso VI 也主动越过比利牛斯，与 Cluny 和教皇改革派建立关系。他把父亲 Fernando I 给 Cluny 的年度一千金币捐赠加倍，以换取修士为自己的灵魂祈祷；他又向 Pope Gregory VII 寻求承认为“西班牙之王”，并在回报中推行罗马礼仪，压制传统西哥特音乐和文本。

这个过程很重要。西班牙基督教王国不是单纯“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土地”，也是从地方西哥特传统转向拉丁西欧主流教会。罗马礼仪、Cluny 修道院、圣地亚哥朝圣路、法国骑士、教皇承认，一起把西班牙北部纳入更大的欧洲拉丁基督教世界。所谓 reconquista 不只是军事边界南移，也是文化和教会制度北接欧洲。

$1085$ 年，Alfonso VI 征服 Toledo，证明自己不只是 Castile 和 León 的国王，也试图成为更广泛的“西班牙”统治者。这正是穆拉比特人进入西班牙的原因。Alfonso 死后，他的女儿 Queen Urraca 以自己的权利统治一个比英格兰还大的王国。她的力量来自几个常见工具：土地控制，虽然土地授给伯爵和其他人但理论上可收回；教会任命权；由大人物组成的宫廷，用来提供建议和同意；以及一年一次可征召所有人的军队，甚至包括持武器的奴隶。这个例子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和前面提到的 Matilda of Canossa、拜占庭 Zoe、Anna Dalassena 都能放在一起看：中世纪女性不一定常能继承和统治，但在特定王朝条件下，她们可以拥有真实统治权。

不过 Castile-León 的优势受到挑战。穆拉比特胜利以后，Aragon-Catalonia 和 Portugal 开始挑战它的霸权。Aragon 原本就是独立实体；Portugal 则是 Alfonso VI 自己政治安排的产物。他把葡萄牙伯国授给自己的私生女 Teresa 和她的丈夫 Henry of Burgundy，他们作为 Alfonso 的封臣成为葡萄牙第一对伯爵夫妇。后来他们的儿子 Afonso Henriques 不愿再受 León 支配，$1129$ 年称葡萄牙亲王，向南侵入伊斯兰领土，$1139$ 年在 Ourique 击败穆拉比特人后称葡萄牙国王 Afonso I。这里说明，边疆扩张不仅创造对穆斯林的新战争线，也创造基督教诸国之间的新竞争。一个原本作为封地的葡萄牙，正是在 reconquista 和贵族独立过程中变成王国。

第四组例子是 France / 法国，尤其是 Louis VI the Fat / 胖子路易。这一部分和前三组很不一样。十字军国家有海外征服，诺曼英格兰有一次性征服，基督教西班牙有边疆扩张；法国卡佩王朝一开始几乎没有宏大征服机会。它的实际控制区域很小，主要在 Île-de-France 附近，甚至要和周边几个城堡领主反复斗争。可是 Rosenwein 把法国放进 “rulers with clout” 这一节，正是因为她想说明：有分量的统治者不一定一开始就有大版图。有时先有的是话语、声望、财政、城市收入和小范围的实际治理，然后才慢慢扩张。

Louis VI 虽然胖到要用起重装置吊上马，却被描写为不知疲倦的王权捍卫者。这个形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传记作者 Suger / 叙热，也就是巴黎附近 Saint-Denis 修道院院长。Suger 是国王亲密同伴，也是编年史作者和宣传者。他把 Louis 描绘成正义英雄：国王不仅是法国贵族的领主，可以按封臣关系要求他们服从；他还是上帝赋予使命的和平维护者，有责任打击无法无天的地方强人。Suger 很小心，没有说法国国王是教会首脑，因为这会激怒教皇改革派；但他强调国王是信仰保护者，王室尊严有神圣意义。

这部分最有意思的是：Suger 的说法在 $1137$ 年 Louis 去世时，现实基础其实很小。法国国王的实际权力范围有限，许多大贵族不一定听他的。但这个话语为后来王权扩张打下基础。国王作为封臣的领主，可以在战争中召唤他们，虽然大封臣可能拒绝；国王作为地主和王，可以通过官员收取费用和税收；巴黎作为正在繁荣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给王室提供收入。Louis 用钱和土地雇佣文官，施恩、赠礼，增强自己的声望和权力。这里的国家建设不是通过一次征服完成，而是通过小规模、持续、象征与财政并行的方式发生。

所以这一节四组例子，其实在展示四种不同的“有力统治”。

十字军国家是殖民式、军事化、多宗教环境中的统治。它们依赖封地、港口贸易、意大利商人、军事修会和城堡。它们的统治力强在军事组织和地中海贸易，但弱在本地根基薄、人口少、依赖外援。

诺曼英格兰是征服式中央集权。William 把土地当战利品重新分配，却继承并强化英格兰税收和行政传统。Domesday Book 让国王对土地和人口有欧洲罕见的掌握。它的统治力强在征服后的土地重组、税收、调查、王权和大陆贵族网络结合。

基督教西班牙和葡萄牙是边疆扩张式统治。王权通过战争、贡金、夺城、教会改革、罗马礼仪、朝圣网络、Cluny 修道院、教皇承认和对外婚姻增强自己。它的统治力强在边疆机会和军事收益，但政治上多中心，Castile-León、Aragon-Catalonia、Portugal 彼此竞争。

法国卡佩王权则是低起点的象征—财政型统治。它版图小，军事机会有限，但国王通过封臣关系、巴黎收入、官员、宗教声望和 Suger 的宣传，把自己塑造成正义与和平的中心。它的统治力一开始更多是潜在的、话语性的，但后来会变成真正扩张的基础。

这也是本节放在 Economic Networks 后面的原因。十一、十二世纪的统治者已经不能只靠古老贵族身份和武力。他们需要钱。十字军国家需要港口贸易和意大利商人；英格兰国王需要土地税和清册；西班牙国王需要 taifa 贡金、土地收益和教会财富；法国国王需要巴黎商业收入。经济网络、城市收入、税务记录和商业增长，让统治者有了比早期中世纪更强的财政手段。

同时，本节也接着前面的教会改革与十字军背景。统治者需要教会。十字军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圣地与圣战；英格兰国王任命并利用主教、修道院和大陆教士；西班牙国王通过 Cluny、教皇、罗马礼仪把自己纳入拉丁基督教正统；法国国王通过 Saint-Denis 的 Suger 获得神圣王权宣传。教会不是王权的外部装饰，而是统治机器的一部分。

一句话说，RULERS WITH CLOUT 讲的是十一、十二世纪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统治者如何从“强人”变成“国家建造者”。 他们不一定都有一样的制度，不一定都成功到同一程度，但他们都在学习同一套东西：把征服变成土地制度，把土地变成封臣服务，把贸易变成收入，把教会变成合法性，把文字记录变成行政工具，把传记和圣性话语变成王权宣传。所谓有分量的统治者，就是能把这些分散资源拧成可用力量的人。

New forms of learning and religious expression

它是在前面几节的基础上收束十一、十二世纪欧洲的变化：商业革命、城市兴起、教会改革、与伊斯兰世界的密切接触、王权和城市政体的复兴，一起制造出一个新环境。人在城市里可以挣钱，可以求学，可以谋职业；但也正因为钱、城市、学校、仕途都变得诱人，一些人反而更强烈地厌恶这些东西，退到贫穷、孤独和禁欲里去。Rosenwein 这一节的核心不是“理性兴起、宗教衰退”，而是说：新学问和新虔敬是一起长出来的。城市学校、逻辑学、法律、神学辩论在扩张；与此同时，隐修、贫穷、简朴、情感化的基督虔敬也在扩张。

先说学校。加洛林时代以来，学校大多附属于修道院和主教座堂，主要训练未来的修士和神父。到十一世纪末，最有名的学校通常在大城市的主教座堂附近，比如兰斯、巴黎、博洛尼亚、蒙彼利埃。这个转变很重要：知识的重心开始从比较封闭的修道院，移向城市。城市有学生，有钱，有职业机会，有主教座堂，有书籍流通，也有可以靠授课谋生的教师。像 Peter Abelard / 彼得·阿伯拉尔 这样有魅力、有才华的教师，甚至可以自己租一个房间开课，学生就会蜂拥而至。这里已经接近后来大学的前身了，不过此时还不是现代大学那种固定制度，而更像教师、学生、城市、教会之间逐渐形成的学习市场。

学生首先学习的是 seven liberal arts / 七艺。七艺分两组。第一组是 trivium / 三艺：grammar 文法，rhetoric 修辞，logic 或 dialectic 逻辑/辩证法。文法和修辞主要关乎文字、文学和写作；逻辑则是分析文本、组织论证、处理矛盾的工具。第二组是 quadrivium / 四艺：arithmetic 算术，geometry 几何，music 音乐理论，astronomy 天文学。这里的音乐不是学弹琴唱歌，而是研究比例、和谐、数理秩序；天文学也不是现代实验科学，而是宇宙结构和天体运动的理论知识。Rosenwein 特别说，在新学校里地位最高的是逻辑。也就是说，十二世纪的新学问最关心的不是“知道更多事实”，而是如何把权威文本读通、把矛盾说清、把信仰和理性关系重新组织起来。

这就引出 Anselm / 安瑟伦。他前面作为诺曼世界的重要知识人物出现过，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的名句可以概括为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 信仰寻求理解。他不是因为怀疑上帝才思考，而是因为相信上帝，所以想用理性更深地理解自己相信的东西。他在《独白》中用逻辑证明上帝存在。这里的关键是：信仰不再只是继承来的权威，也不只是礼仪实践；它开始要求被理性澄清。不是理性取代信仰，而是理性进入信仰内部，成为信仰自我理解的工具。

阿伯拉尔比安瑟伦更激进。他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在被理解以前被相信。”这句话在当时很锋利，因为它把“理解”放在“相信”的门槛上。阿伯拉尔的 Sic et Non /《是与否》 更典型。他把关于一百五十八个问题的权威文本并列起来，而且故意保留矛盾，不直接给答案。比如“上帝是一”以及相反说法，“杀人是否被允许”以及相反说法。然后他在序言里告诉学生怎样读这些矛盾：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承认不同作者使用同一个词时可能含义不同。这个方法看起来朴素，其实非常现代：文本不是一块死板权威，而需要语境、概念、词义、作者意图和论证结构的分析。

这对中世纪神学影响极大。阿伯拉尔不是在教学生背答案，而是在教他们处理矛盾。后来 Peter Lombard / 彼得·隆巴德 接受了这种把不同权威意见并列的方法，但他比阿伯拉尔更愿意给出解决方案，于是写成 Four Books of Sentences /《四部箴言集》。这本书后来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神学教材之一。你可以把这条线理解成：安瑟伦代表“信仰要求理解”，阿伯拉尔代表“权威文本必须经过逻辑审问”，彼得·隆巴德代表“把这种审问制度化为神学教材”。这就是后来 scholasticism，经院哲学/经院神学的基础。

不过西欧一开始缺少一个关键工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用希腊文写作，而西欧拉丁基督徒多数不懂希腊文。相反，在伊斯兰世界，亚里士多德已经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由 Ibn Sina / Avicenna / 伊本·西那、Ibn Rushd / Averroes / 伊本·鲁世德 等学者注释。于是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西方学者前往托莱多、西西里巴勒莫等伊斯兰或曾经伊斯兰统治的城市，借助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译者，把亚里士多德翻译成可用的拉丁文。这里非常重要：西欧学术复兴不是从欧洲内部凭空长出来的，而是通过伊斯兰世界保存、发展、注释过的希腊哲学重新接上古典传统。

这种学校学问有很现实的用途。它不只是几个聪明人在巴黎争辩上帝存在，最后写几本没人看的书。它训练神父如何讲道，训练学生如何读文本，训练未来官员如何写文书，也训练统治者身边的法律专家。尤其是 Bologna / 博洛尼亚，它成为法学中心。Gratian / 格拉提安 在那里整理教会法，其他学者则研究罗马法，尤其是查士丁尼法典。到十二世纪中叶，博洛尼亚学者已经能相当系统地理解罗马法。毕业出来的法律人会服务教皇、主教、国王、诸侯和城市公社。这样，新学校就和前面那节 Rulers with Clout 接上了：有分量的统治者需要会写、会辩、懂教会法、懂罗马法、能管理案件和财产的人。学校不是象牙塔，而是新国家、新教会、新城市的技术部门。

然后作者转向修道院。学校吸引大量年轻男人进入城市，但修道院仍然有强烈吸引力，而且十二世纪修道院形态变得更多样。旧式本笃会修道院仍然繁荣，Cluny / 克吕尼 是最典型的例子。克吕尼不是小房子里几个苦修士，而像一座有墙围起来的微型城市。它有食堂、宿舍、读本笃会规的 chapter room、病房，还有围绕 cloister 回廊庭院组织起来的各种建筑。回廊中的绿色空间被理解为一点天堂的预尝。克吕尼修士的生活目标，是进行华丽、艰苦、几乎连续不断的祈祷。每一个空间都装饰得庄严，每一件器物都尽量华美，因为他们认为上帝配得最好的荣耀。

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华丽。十一世纪末商业经济和利润动机变得越来越明显，许多虔敬者开始把财富本身视为危险。他们不只是批评城市商人贪婪，也批评修道院富得过分。于是出现一批追求贫穷、孤独、简朴的新修道运动。这里的宗教心理很有意思：经济越繁荣，反财富的虔敬越强烈；城市越有吸引力，逃离城市的修道理想越鲜明。不是因为世界贫穷所以人追求贫穷，而是因为世界正在变富，贫穷才变成一种激烈的宗教选择。

Carthusians / 加尔都西会 是一种极端形式。它由 Bruno of Cologne / 科隆的布鲁诺 创立，主院 La Grande Chartreuse 建在阿尔卑斯山谷，孤僻、难到达。每个修士发沉默誓，像隐修士一样住在自己的小屋里。只有偶尔，他们才共同到祈祷堂祈祷。平时除祈祷和默想外，他们抄写手稿；在他们看来，抄书就是“用手而不是用嘴传播上帝的话”。这个说法很美，也很准确地说明中世纪书写的宗教意义：抄写不是机械复制，而是沉默中的传道。加尔都西会每所修道院限制十二名修士，对应基督的十二使徒。这是一种极小、极冷、极静的修道理想。

另一种新修道运动是 Cistercians / 西多会。第一座西多会修道院是 Cîteaux / 西托，$1098$ 年由 Robert of Molesme / 莫莱姆的罗伯特 和几位追求更严苛生活的修士创立。真正让西多会迅速扩张的是 Saint Bernard / 圣伯尔纳。他 $1112$ 年带着约三十位朋友和亲属来到西托，后来成为 Clairvaux / 明谷 院长。到十二世纪中叶，西多会已有三百多所修道院，分布在法国、意大利、德国、英格兰、奥地利、西班牙等地。它们逐渐形成一个 order，即制度化修会：各成员院服从总会议决定，礼仪和内部组织标准化。许多女修院也采用西多会习惯，一些后来成为正式成员。

西多会自称遵循本笃会规，但它实际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它把修道院工作分成两类：体力劳动交给不识字的 lay brothers / 平信徒弟兄，祈祷这种 “work of God / 上帝之工” 则由 choir monks，即唱经修士完成。这样，西多会修道院内部实际上分成两半。西边是平信徒弟兄的空间，东边是唱经修士的空间。两边各有食堂、厕所、宿舍、病房，甚至在教堂里也被 rood screen 隔开，看不见对方。这个细节很刺眼：一个宣称简朴贫穷的修道运动，内部仍然复制了文化与身份等级。识字、祈祷、礼仪属于一类人；劳动、生产、沉默服务属于另一类人。

西多会的简朴也体现在礼仪和建筑上。他们所有教堂都献给圣母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是完美爱的典范。他们简化每日礼仪，去掉克吕尼那种不断累积的附加祈祷和弥撒。理想是：每天一场弥撒，只做会规要求的祈祷。他们拒绝染色袍服，所以被称为 “white monks / 白衣修士”。建筑上也力求朴素。比如 Sénanque / 塞南克 修道院教堂内部很平，没有华丽装饰，但柱子、拱券和石制线脚形成一种克制、清冷、严肃的美感。西多会不是不要美，而是要一种反奢华的美。它反对克吕尼式的金碧辉煌，却发展出另一种同样强烈的审美秩序。

不过 Rosenwein 很快提醒，西多会的精神生活并不简单。外在风格追求简朴，内在情感却非常丰富。历史学家称这种虔敬为 affective piety / 情感化虔敬。修士默想基督的一生，会欢喜，会哭泣，会把自己想象为进入主的婚房的新娘。他们也会用母性意象描写耶稣，说耶稣像母亲一样滋养、照顾人类。这里很重要，因为它预示了后面中世纪虔敬的一大方向：信徒不只是服从上帝、理解教义、参加礼仪，还要在情感上贴近基督，感受他的爱、痛苦、身体、母性、亲密性。宗教表达开始变得更内向、更身体化、更情感化。

所以这一节其实有两个看似相反、实则并行的运动。一个是城市学校的兴起：学生进入城市，学习逻辑、法律、神学、亚里士多德、教会法、罗马法，把学问变成职业和统治工具。另一个是新修道贫穷运动：一些人逃离城市、金钱和学问的喧嚣，追求沉默、简朴、禁欲、贫穷和对基督的情感化亲近。前者看起来更“理性”，后者看起来更“反世界”；但两者都来自同一个十一、十二世纪社会。正因为城市、金钱、学校、职业机会扩张，才同时产生了对逻辑和法律的热情，以及对贫穷和孤独的向往。

如果和前面章节连起来看，这一节非常关键。早期中世纪的学习主要是保存文本、训练神职人员、维护礼仪；现在学习开始变成一种城市职业和政治技术。早期中世纪的修道院主要是稳定地祈祷、拥有土地、服务贵族灵魂；现在修道院内部也开始反省财富本身是否污染宗教生活。也就是说，十二世纪不是单纯“世俗化”，而是知识更世俗可用、宗教更激烈自觉，两件事同时发生。

一句话说，这一节讲的是十二世纪欧洲如何同时发明新的理性训练和新的虔敬形式：城市学校用逻辑处理权威矛盾，用法律服务国家和教会，用翻译接通伊斯兰世界保存的亚里士多德；修道运动则在商业繁荣中重新发现贫穷、沉默、简朴和情感化的基督之爱。它们看似方向相反，但共同说明欧洲已经进入一个更密集、更有钱、更城市化、更会写、更会辩论、也更焦虑于灵魂纯洁的新阶段。

Ambitions realized and thwarted(c.1150-c.1250)

The Islamic world reshaped

标题里的 reshaped 很重要，不是简单说“伊斯兰世界继续发展”，而是说 $1150$ 到 $1250$ 前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格局被重新捏了一遍：西边是 Almohads / 穆瓦希德王朝 取代穆拉比特人，统治马格里布和安达卢斯；中东是 Ayyubids / 阿尤布王朝，也就是萨拉丁家族，取代法蒂玛王朝，重新把埃及拉回逊尼派阵营，并夺回耶路撒冷；更远的东方，则出现了一个最初和伊斯兰世界并不直接相干、后来却彻底改变欧亚大陆命运的新力量：Mongols / 蒙古人。

这一节的开头其实是在接第六章总论。第六章标题是 Ambitions Realized and Thwarted，大意是“实现了又受挫的雄心”。这章一开始列出一串大事：穆瓦希德人开始取代穆拉比特人；萨拉丁统治并在哈丁战役后夺取耶路撒冷；第四次十字军没有收复圣地，反而攻占君士坦丁堡；教皇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英格兰约翰王试图用王权工具筹钱和夺回法国领地；德国皇帝试图结束内战、重建帝国权威；蒙古人开始向东西两面扩张。看起来各方雄心都很强，似乎都快成功了。但作者马上说，到大约五十年后，穆瓦希德帝国消失，阿尤布王朝被马穆鲁克取代，拜占庭虽然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但已经虚弱，英格兰约翰失去法国大片领地，德国皇帝的帝国计划受挫，教会也碰到控制的极限。只有蒙古人的雄心还没有暗下去。

所以这一节其实是第六章的伊斯兰世界版本：伊斯兰世界看似被穆瓦希德和阿尤布两大逊尼政权重新稳定下来，但这种稳定很快又被内部脆弱性和蒙古扩张打破。

先看西边：The Maghreb and West Africa / 马格里布与西非。

穆瓦希德人也是柏柏尔人，和前面的穆拉比特人一样来自北非/撒哈拉边缘，而且也把自己看成宗教改革者。但他们和穆拉比特人的区别在于：穆拉比特人更强调严格遵守文本、遵守法学和外在实践；穆瓦希德人则更强调解释、教义纯化和神学统一。Almohad 这个名字来自阿拉伯语 al-muwaḥḥidūn，意思大概是“宣认上帝独一者”。所以他们的自我定位不是“我们只是更虔诚”，而是“我们才真正理解一神论，其他穆斯林的信仰和道德都被污染了”。

他们最初躲在马格里布山区，因为那是穆拉比特人控制较弱的地方。这个细节很有典型性：新宗教政治运动常常从边缘山区、沙漠、草原、边疆、被中央忽视的地方积蓄力量。穆瓦希德人煽动部落不满，逐渐聚合势力。$1146$ 年，他们征服 Tlemcen / 特莱姆森 和 Fez / 非斯，并进入安达卢斯。最后他们建立了一个大帝国，最盛时从今天西班牙的 Cuenca / 昆卡 一直到 Tunis / 突尼斯。不过他们没有像穆拉比特人那样深入西非南方，也就是说他们在北非和安达卢斯更强，在跨撒哈拉南端的控制力反而不如前任。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政治反应：穆瓦希德人进入安达卢斯以后，一些穆斯林统治者居然转而向北方基督教统治者求联盟。乍看很反常：穆斯林面对穆斯林改革者，为什么要找基督徒？但前面我们已经反复看到，中世纪边疆政治从来不是“同宗教天然一队”。地方统治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能不能保住。穆瓦希德人如果带着“净化你们”的姿态进来，对当地 taifa 或其他穆斯林精英来说可能比北方基督教王更危险。于是有的人投靠穆瓦希德，有的人和基督徒结盟。这和 El Cid 为穆斯林统治者作战、基督徒和穆斯林互相雇佣一样，都说明宗教身份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逻辑。

穆瓦希德人自认为是宗教净化者，所以他们的统治也更严厉。教材特别说，他们限制犹太人，迫害穆斯林字面主义者，也就是那些坚持文本字面解释、不接受他们神学解释路线的人。他们还通过建筑宣示胜利。最典型的是 Kutubiyya Mosque / 库图比亚清真寺。在马拉喀什，他们拆掉穆拉比特宫殿，建起一座宏伟清真寺；后来又因为不满意，也许是觉得 qibla wall / 朝向麦加的墙 不够准确，就大约在 $1158$ 年把它整个重建，到世纪末又加上醒目的宣礼塔。

这个建筑细节不是旅游介绍，而是政治神学。穆瓦希德人不仅推翻穆拉比特人，还要改写城市空间：旧王朝的宫殿被拆掉，新王朝的清真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意 qibla 的准确性。朝向麦加的方向不是小事，它关系到礼拜是否正确，也象征他们自称的“纯正”。一个政权如果连清真寺朝向都要重新校准，等于在说：过去的人连方向都错了，我们才是把世界重新对准上帝的人。这个动作非常穆瓦希德。

穆瓦希德胜利还影响了西非。此前穆拉比特人和跨撒哈拉贸易、加纳王国之间有很深联系。到这一节，作者说加纳已经完全伊斯兰化。穆瓦希德在马格里布胜利以后，加纳重新调整自己。它的统治者拒绝穆瓦希德宗主权，而是名义上承认遥远的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这个动作很聪明：巴格达很远，实际管不到；承认巴格达可以获得逊尼合法性，又不必屈从近在北方、很可能实际干预贸易和政治的穆瓦希德。于是加纳通过重新组织商业、扶持新的贸易中心，继续满足撒哈拉以南人口对盐的需求，以及北方精英对黄金和奴隶的需求。

这段把西非写进伊斯兰世界的大格局里，而不是当成边缘附录。盐、黄金、奴隶、伊斯兰合法性、北非政权、巴格达哈里发名义权威，全都连在一起。只是到大约 $1200$ 年以后，加纳虽然仍很有力量，却很快开始衰落，因为新的区域政治体 Mali / 马里 正在形成。作者在这里先埋伏笔，后面第七章会讲马里。

然后转到中东：The Rise of Saladin / 萨拉丁的崛起。

上一章讲塞尔柱人时，伊斯兰东方似乎经历了逊尼复兴。但到十二世纪，塞尔柱世界本身已经碎裂。十字军的到来又让这个碎裂局面更加复杂。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不同类型的土库曼人、马穆鲁克、柏柏尔人，都在许多地方取代苏丹或地方统治者。换句话说，中东不是一个整齐的“塞尔柱帝国 vs 十字军国家”，而是一堆军事家族、地方城邦、部族力量和奴隶军人之间的竞争场。

在这种碎裂中，Jazira / 贾齐拉 变成一个重要中心。Jazira 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之间的区域，教材形容它像沙漏的上半部分。商队和军队经过这里，财富流动，地方精英变得富有。有些精英开始一点点蚕食十字军国家。这里出现了 Zangi / 赞吉。他年轻时在摩苏尔统治者手下接受军事训练，后来自己成为摩苏尔之主，统治 $1127$ 到 $1146$。他最著名的成就是 $1144$ 年攻下 Edessa / 埃德萨。

埃德萨陷落非常重要。它是第一个被穆斯林夺回的十字军国家核心领地，也直接触发了第二次十字军。前面讲十字军国家时已经看到，埃德萨比较靠内陆，防御压力很大，不像沿海港口那样容易得到欧洲援助。赞吉攻下埃德萨，象征穆斯林方面开始能主动反击十字军国家，而不只是被动应对。

赞吉死后，他的儿子 Nur al-Din / 努尔丁 继续扩张，统治 $1146$ 到 $1174$。他占据 Orontes 河以东地区，吞并整个埃德萨伯国，并在 $1154$ 年夺取 Damascus / 大马士革，开始整合整个叙利亚。这里的历史意义很大：第一次十字军能成功，部分原因正是穆斯林世界碎裂，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安纳托利亚各有各的权力中心。努尔丁开始把叙利亚重新整合起来，这为萨拉丁后来统一埃及和叙利亚、反攻十字军奠定基础。

然后出现 Ayyubids / 阿尤布家族。这个家族是库尔德战士家族，以族长 Ayyub 得名。Ayyub、他的兄弟 Shirkuh / 希尔库赫，以及他的儿子 Saladin / 萨拉丁，都在赞吉和努尔丁体系中服务。后来埃及法蒂玛王朝内部围绕维齐尔职位发生争端，努尔丁抓住机会，派希尔库赫和萨拉丁率军进入埃及。

这一步极其关键。埃及是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有尼罗河农业、红海和地中海贸易、开罗和亚历山大城市网络。谁控制埃及，谁就有财力、粮食和战略纵深。而且埃及由什叶派法蒂玛哈里发统治。如果一个逊尼军事集团控制埃及，就等于把伊斯兰世界中最重要的什叶政治中心之一重新拉回逊尼派。

$1169$ 年，希尔库赫没有正式废黜法蒂玛哈里发，但以努尔丁名义掌握了埃及维齐尔这个强势职位。希尔库赫很快死去，萨拉丁继任。他开始把埃及重新带入逊尼阵营。这个过程在 $1171$ 年完成：什叶派法蒂玛哈里发去世后，萨拉丁在星期五聚礼的讲道中用逊尼阿拔斯哈里发的名字取代法蒂玛哈里发的名字。

这个动作看似只是换一个名字，其实是政权转向的核心仪式。Friday sermon / khutba / 聚礼讲道 中提谁的名字，就是公开承认谁拥有合法最高宗教政治权威。萨拉丁没有马上说“我自己是哈里发”，而是提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的名字，说明他把埃及从法蒂玛什叶合法性中抽出来，重新放入逊尼秩序。这里和塞尔柱人很像：实际掌权者是苏丹/军事统治者，但他们承认阿拔斯哈里发作为象征性宗教中心。阿拔斯政治上弱，但名义合法性仍然很有用。

名义上，萨拉丁一开始还是代表努尔丁。但事实上，到这时他已经是埃及实际统治者。$1174$ 年努尔丁死后，萨拉丁接过 jihad / 吉哈德 的旗帜，进入叙利亚，最终建立一个横跨埃及、叙利亚并伸入伊拉克的政权。$1187$ 年，他在 Battle of Hattin / 哈丁战役 中击败十字军，夺取耶路撒冷，把十字军国家压缩到少数沿海港口。

这里要注意 Rosenwein 的处理：她当然承认萨拉丁重要，但没有把他写成单纯英雄传。萨拉丁的崛起是多重结构的结果：塞尔柱碎裂、贾齐拉财富、赞吉和努尔丁的军事整合、阿尤布家族服务网络、埃及法蒂玛内部危机、逊尼复兴、十字军压力。萨拉丁本人厉害，但他不是凭空出现的“救世主”。他是在一个已经被重塑到某个程度的世界里，完成了进一步整合。

阿尤布王朝大约维持了萨拉丁征服地半个世纪，但它本身也很脆。萨拉丁死后，主要城市和地区由家族成员分治。这种家族分治在中世纪很常见：它能暂时照顾亲属利益，却也容易造成内斗。更严重的是，军队内部的 Mamluks / 马穆鲁克 开始和阿尤布家族争夺苏丹权力。到 $1260$ 年，马穆鲁克在 Ain Jalut / 艾因贾鲁特 击败看似不可阻挡的蒙古人以后，正式成为埃及和叙利亚统治者。这个转折也很有象征意义：萨拉丁家族靠军事服务兴起，后来又被自己军队中的奴隶军人集团取代。中世纪政权经常是这样，军事工具坐大以后会变成新主人。

然后作者把镜头一下子拉到更远的东方：The Ever-Expanding Empire of the Mongols / 不断扩张的蒙古帝国。

教材用一个问题过渡得很好：蒙古人怎么会跑到耶路撒冷附近？在 $1200$ 年，这几乎是荒唐幻想。那时蒙古人还在东边金朝、西边喀喇契丹、南边西夏之间的草原上放牧。他们是 warrior-pastoralists，战士—牧民。这个生活方式要求男人和女人都会骑马、射箭、放牧、狩猎。军事活动和经济活动不是分开的：一个会放牧、迁徙、骑射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潜在军队。

蒙古部落不是固定民族单位，而是流动的政治组织。教材说它们有模糊的共同祖先感，但不断分裂、合并、重组。突厥人和蒙古人都可能包含在这些部落组合中。在首领继承等危机时刻，胜利者会由贵族大会确认；失败者可能另组新部落。这里和前面讲哥特人、法兰克人、维京人、突厥人时的 ethnogenesis / 族群生成 逻辑是一致的：族群不是天然封闭血缘共同体，而是战争、联盟、首领、记忆和利益不断重组出来的政治共同体。

Temüjin / 铁木真，也就是后来的 Chinggis Khan / 成吉思汗，出身并不显赫，名字也很朴素，意为“铁匠”。他能崛起，是因为他不只依靠传统血缘部落，而是依靠忠诚的 nökers / 那可儿，亲信伙伴。这些亲信不看出身，只看个人忠诚和能力。这一点很关键：成吉思汗打破旧部落贵族结构，把个人忠诚、军事才能和赏赐关系放到血缘之上。到 $1206$ 年，他通过残酷、慷慨、联盟、运气和个人魅力，压服各部，被授予新的称号：成吉思汗。

他的国家建设非常快。所有 $6$ 到 $60$ 岁男性都被视为士兵。军队按十进制组织：十人、百人、千人、万人。领军者不是传统部落首领，而是可汗的那可儿。他还有一支一万人的精锐亲卫，装备精良。这里你能看到草原帝国非常强的军事理性：把流动部落重新切分成军队单位，打散旧部落首领权力，用个人亲信指挥标准化军制。

但成吉思汗不只是打仗。他还建立司法机构，使用维吾尔文字进行记录，逐渐发展出书写办公室，用中文、波斯文、维吾尔文、蒙古文记录诏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反驳“蒙古人只是野蛮骑兵”的旧印象。他们当然极其暴力，但他们也非常重视行政吸收。草原军事组织一旦征服定居文明，就会迅速借用文字、税收、工匠、书记员和多语言文书来统治。武力夺取世界，文书管理世界，差不多就是这个逻辑。

蒙古征服的收益有两层：短期是战利品，长期是贡赋、税收和贸易路线控制。宗教层面，成吉思汗声称拥有萨满力量，并宣称天命要求蒙古人统治世界。这里和前面所有“神圣王权”都可以比较。查理曼说自己由上帝加冕；穆瓦希德说自己恢复真正一神论；萨拉丁举逊尼 jihad；成吉思汗则用草原天命和萨满权威。中世纪扩张几乎没有纯粹世俗的征服，它总要把暴力说成宇宙秩序。

蒙古扩张速度极快。到成吉思汗死时，他已经征服南方西夏、东方金朝部分、西方喀喇契丹，并击败 Khwarazmian Empire / 花剌子模帝国。花剌子模是大塞尔柱在中亚阿姆河地区的继承者之一。也就是说，蒙古人并不是先打到欧洲，而是先摧毁中亚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政权。成吉思汗的后继者继续扩张。$1258$ 年，他的孙子 Hulegu / 旭烈兀 攻入巴格达，杀死阿拔斯哈里发。教材说这是一个重大象征性打击。确实，阿拔斯哈里发政治权力早已衰弱，但巴格达哈里发仍是逊尼世界合法性中心之一。蒙古人杀死哈里发，等于是把一个持续五百年的象征秩序砍断。

两年后，蒙古人已经威胁叙利亚，所以才会在 $1260$ 年被马穆鲁克在艾因贾鲁特挡住。这样你就能看见本节三条线最终汇合：穆瓦希德在西方重组伊斯兰；萨拉丁和阿尤布在埃及叙利亚重组伊斯兰；蒙古从东方冲入，把整个旧秩序掀翻，并最终促成马穆鲁克作为新统治者上台。

最后，教材加了一段很有现代史学味道的内容：蒙古扩张与黑死病起源的新理论。

传统上，黑死病常被讲成 $1346$-$1353$ 的疫情，从黑海贸易路线进入欧洲。但这里作者说，新的研究把它的源头往前推到十三世纪，尤其是蒙古人在青藏高原边缘、天山等地区的征服活动。现代遗传学家研究古代 DNA，发现导致鼠疫的细菌 Yersinia pestis / 鼠疫耶尔森菌 在 $1142$ 到 $1339$ 之间发生了一次重要分化，产生四个主要分支。这个分化可能发生在青藏高原或其附近，其中一个分支后来造成黑死病。

鼠疫通常存在于啮齿动物身上，由跳蚤传播。当蒙古军队进入某些高原或山地区域，扰动旱獭等动物的栖息地时，跳蚤可能转向叮咬人类。教材提到两种可能路径。Robert Hymes 认为，最早蒙古攻击西夏，也就是 $1205$ 到 $1227$ 之间，可能造成这种生态扰动；因为不久后蒙古进入中国时，文献中出现疫情记录，他认为这些可能是鼠疫。Monica Green 则认为，关键扰动可能发生在 $1216$ 到 $1218$ 年蒙古征服喀喇契丹、占据天山地区时。两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共同点是：蒙古军事活动改变了生态环境，把原本局限在动物宿主中的病原体推入人类流动网络。

这段很精彩，因为它把军事史、环境史、疾病史、遗传学和全球史合在一起。蒙古人不是有意传播疾病；他们只是打仗、迁徙、吃旱獭肉、使用皮毛、储存粮食、携带动物和人群移动。但正是这些日常行为，让病菌有机会从山地啮齿动物生态系统进入人类战争和贸易网络。换句话说，帝国扩张不仅移动士兵、货物、税收和文字，也移动跳蚤、鼠类、细菌和死亡。

所以这一节的结构其实非常宏大。它从马格里布讲到西非，从埃及讲到叙利亚，从耶路撒冷讲到蒙古草原，从巴格达到青藏高原边缘。Rosenwein 想说的“伊斯兰世界被重新塑形”，不是只靠一个地区完成，而是三个方向同时作用：

西方，穆瓦希德人取代穆拉比特人，用更激烈的逊尼改革和一神论教义重组马格里布与安达卢斯，同时影响加纳和西非贸易网络。

中部，赞吉、努尔丁、萨拉丁和阿尤布家族利用塞尔柱碎裂和十字军压力，重新整合叙利亚与埃及，把法蒂玛埃及拉回逊尼阵营，并夺回耶路撒冷。

东方，蒙古人从伊斯兰世界外缘崛起，摧毁花剌子模，攻破巴格达，杀死阿拔斯哈里发，最终迫使伊斯兰世界进入马穆鲁克等新格局。

这节最重要的历史判断是：十二到十三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不是单纯“衰落”或“复兴”，而是在多个方向被重组。 穆瓦希德和阿尤布看上去带来了逊尼稳定，但它们都很快显出限度；蒙古则不是伊斯兰内部改革力量，而是外部冲击，把整个欧亚世界卷进一个新格局。到 $1250$ 前后，旧的阿拔斯象征世界、塞尔柱碎片世界、法蒂玛什叶世界、穆拉比特西方世界，都已经被替换或严重改造。

一句话压缩这一节：穆瓦希德人在西方用宗教净化和帝国扩张重组马格里布—安达卢斯，萨拉丁和阿尤布人在中东用逊尼复兴和 jihad 重组埃及—叙利亚，蒙古人则从东方以草原帝国的方式重组整个欧亚大陆，最终连伊斯兰世界的象征中心巴格达都被摧毁。 这就是 “Islamic world reshaped”：不是一块地图颜色变了，而是合法性、宗派、贸易、城市、战争、生态和疾病都换了运行方式。

European ambitions and their limits

这一节 EUROPEAN AMBITIONS AND THEIR LIMITS 可以译成 “欧洲人的雄心及其限度”。这个标题和上一节 The Islamic World Reshaped 是成对的：上一节讲伊斯兰世界在穆瓦希德、萨拉丁、蒙古人的冲击下被重新塑形；这一节则把镜头转到欧洲，看欧洲人在同一时期也充满扩张、统治、法律、帝国和宗教上的雄心，但这些雄心并不总能成功。很多时候，他们能建立制度，却不能完全控制局面；能征服土地，却难以长久治理；能制造宏大的帝国话语，却被教皇、城市、公社、贵族和金钱拖住。

开头很有意思。Rosenwein 说，$1200$ 年左右的欧洲人还完全不知道蒙古人的存在。他们正忙着在地中海伸展肌肉，占领君士坦丁堡，打领土战争，唱爱情与渴望之歌，制造官僚制度，修建高耸的教堂。等他们在 $1221$ 年听说蒙古人时，还一度幻想这些东方强人可能是对付穆斯林的盟友，可能是可以传教的新灵魂，也可能打开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这个幻想不是完全无根据，因为蒙古人确实打击了不少穆斯林政权；但欧洲人很快也会发现蒙古人并不是“基督教世界的天然朋友”。蒙古人在 $1240$ 年代摧毁波兰和匈牙利大片地区，并长期威胁东欧。

所以这一节一开始就摆出一个很复杂的世界：欧洲人以为自己正在扩张，但欧亚大陆真正可怕的扩张者其实是蒙古人。欧洲人在地中海、伊比利亚、爱尔兰、波罗的海、法国、英格兰、德国、意大利都有雄心；可是除 reconquista、英格兰征服爱尔兰、所谓波罗的海十字军以外，大多数欧洲扩张努力都失败或受挫。英国和德国国王的政治雄心失败；教会试图为所有人立法，也遇到无法服从或不愿服从的人。相比之下，更持久的东西反而比较安静：乡村组织更有效，行政官僚和法律系统成长，宫廷爱情与骑士文化成熟，城市制度发展，哥特式建筑兴起。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Rosenwein 式判断：最吵闹的雄心常常失败，最安静的制度变化反而留下来。

第一部分是 England: Law, Order, and Rebellion，也就是 “英格兰：法律、秩序与叛乱”。

这里的主角是 Henry II / 亨利二世。他在位时，英格兰国王可能是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之一。他继承王位前，英格兰刚经历长期内战，也就是 Stephen 和 Matilda 两派之间的王位争夺。亨利二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摧毁或没收内战期间贵族和高级教士私自修建的城堡。这个动作非常重要：城堡不是普通建筑，而是贵族宣布地方独立、私有化暴力和司法权的工具。拆城堡就是拆地方强人的小国家。

亨利二世被称为 Angevin / 安茹王朝 国王，因为他本来是 Anjou 伯爵。他同时是 Normandy 公爵，又控制法国北部许多伯国；更重要的是，他娶了 Eleanor of Aquitaine / 阿基坦的埃莉诺，由此获得法国南部巨大公国 Aquitaine 的权利。在不列颠群岛内，威尔士诸侯向他行臣服礼，爱尔兰统治者被迫服从，苏格兰国王也是他的封臣。也就是说，他的势力从爱尔兰一直伸到比利牛斯山附近。不过讽刺的是，他在法国大陆上的这些领地，理论上又是法国国王的封臣领地。这就埋下后面英法长期冲突的种子：英格兰国王在英格兰是国王，在法国又是法国国王的封臣，但他在法国拥有的土地比法国国王还多。这个结构不打仗才怪。

亨利二世真正的制度性贡献，是扩张 royal justice / 王室司法。以前英格兰已有地方郡、百户区、地方贵族法庭，诺曼国王也有一些土地争端的王室司法权。但亨利二世把它系统化。他在 Assize of Clarendon / 克拉伦登敕令 中规定，王室法官要巡回各郡各百户区，调查抢劫、谋杀、盗窃等重大犯罪。每地要由十二名当地骑士阶层代表提出嫌疑人名单，交给王室法官审问。这样，国王的司法不再只是偶尔出现，而变成常规化、制度化的王权触手。

这套制度后来和 common law / 普通法 传统有关。所谓 common，并不是“普通人之法”，而是“通行全国的共同法律”。亨利二世试图让某些重大犯罪和土地争端不再完全由地方习俗决定，而由国王名义下的法官处理。这对于王权非常重要：只要案件进入王室法庭，人们就必须向国王购买令状、支付费用、接受王室程序，国王也就同时获得了权威和收入。

但这个系统有代价。自由土地持有人虽然有时欢迎国王保护，因为王室法庭可能比地方强人更可靠；可是他们也抱怨费用高、程序复杂。要买 writ / 令状，要送礼给官员，要找证人，要雇会写字的 clerics，还要跟着巡回王室法庭跑。换句话说，王室司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免费正义，而是收费的、文书化的、越来越专业的正义。它确实可能比地方私刑更稳定，但也把人卷进一个昂贵的行政机器。

这套制度还推动了英格兰财政文书的发展。Exchequer / 国库署 会记录罚款、令状费用和其他收入；这些记录写在羊皮纸上，一张张缝起来卷成卷，形成 Pipe Rolls / 财政卷册 等档案。这里有一个大转变：写作成为王权工具。国王不只是靠骑士和城堡统治，也靠记录、账簿、卷册、令状、法官巡回路线和财政办公室统治。刀剑之外，账本也开始成为国家形成的核心。

不过，亨利二世的王权也有边界。大多数小罪还是在地方领主法庭里处理，因为庄园领主、骑士、主教、修道院都不愿放弃自己的司法收入。更大的冲突发生在教士身上。教士犯罪通常由教会法庭审判，而教会法庭惩罚较轻。亨利二世想把严重犯罪的教士也纳入王室司法，于是和坎特伯雷大主教 Thomas Becket / 托马斯·贝克特 爆发冲突。

贝克特原本是国王亲近的人，但当上大主教后变成教会权利的捍卫者。$1164$ 年 Clarendon 会议上，他一度同意某些妥协，但很快又围绕坎特伯雷教会财产、教士审判、王权对英格兰教会的控制等问题和亨利彻底决裂。争端持续六年，最后亨利手下几名骑士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内杀死贝克特。这个谋杀反而把贝克特变成殉道圣人，迫使亨利公开忏悔。Rosenwein 的判断很精妙：这场斗争最终不是简单“王权赢”或“教会赢”，而是二者都变强了。王室法庭继续扩张，教会法庭也继续扩张，因为整个社会越来越诉讼化、越来越依赖制度化审判。

亨利二世之后是 Richard I the Lionheart / 狮心王理查 和 John / 约翰王。理查很少待在英格兰，因为他要处理法国领地，又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他在去圣地路上夺取塞浦路斯，后来与萨拉丁达成三年休战，但返程途中被奥地利公爵俘虏，英格兰人被迫缴纳巨额赎金。这里已经能看出：英格兰强大的行政财政系统既能支持王权，也能成为王权榨取社会的工具。

约翰王继位时，英格兰王权其实很强。他的印玺把他描绘成端坐王座、手持剑和宝球的君主，另一面又表现他骑马出征，既是统治者又是战士。但现实很快打脸。$1204$ 年，法国国王 Philip II / 腓力二世 宣称约翰违背封臣义务，于是没收他的法国北部领地，并迅速夺取 Normandy。约翰想夺回来，就需要钱。他强迫男爵和许多乡绅缴纳 scutage / 盾牌钱，也就是用钱代替军事服役；他滥收 aids / 援助金；他还逼迫贵族寡妇嫁给他指定的人，不然就缴纳高额费用来保持单身。结果财政上很有效，政治上极其招恨。

$1214$ 年，约翰组织英格兰、德意志、佛兰德等反法联盟，但在 Bouvines / 布汶战役 被腓力二世打败。这一败对英格兰本身影响极大。男爵、乡绅和城市势力联合起来反抗国王。$1215$ 年，在伦敦附近 Runnymede / 兰尼米德，他们逼约翰在 Magna Carta / 大宪章 上盖印。

Rosenwein 对《大宪章》的解释很清楚：它在内容上其实相当保守。它不是现代民主宣言，主要保护的是英格兰精英的“传统权利”，防止国王任意改变义务、滥收费用、操纵继承和婚姻。但它在形式上非常新、非常激进，因为它把国王置于成文条款之下。它主张自由人有某些权利，国王必须维护；它也较弱地保护贵族寡妇的继承和不被强迫再婚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它被复制给各地官员，并在公共场合朗读，让人们知道国王受何限制。它还不是宪法，但它暗示了一个后来极其重要的原则：国王也在法律之下。

第二部分是 Spain and France in the Making，也就是 “西班牙与法国的形成”。

西班牙和法国都不像英格兰那样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王国机器。它们一开始小、受威胁、分散，但逐渐长成我们后来所理解的国家形状。西班牙的动力是 reconquista / 再征服。到十三世纪中期，伊比利亚半岛形成三大基督教政治格局：东边是 Aragon，中间是 Castile，西边是 Portugal。Navarre 在法国、Aragon、Castile 之间摇摆，始终不是主角。

征服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留下来和治理。西班牙基督教国王为了守住新征服土地，会让类似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的军事修会在不断移动的边疆上驻防。为了治理新地区，他们颁布法律、设立主教区、安排司法和税收。典型例子是 Castile 国王 Alfonso VIII 在 $1177$ 年攻下 Cuenca / 昆卡 后，设立主教区，并给城市一套详细法律，叫 fueros / 城市特许法。这些法律规定不同群体的权利：神职人员、平信徒、城市居民、农民、基督徒、犹太人，以及留下来的许多穆斯林。

这个例子特别好，因为它说明 reconquista 不是把穆斯林全部赶走，也不是征服后直接变成单一基督教社会。很多穆斯林留下来继续生活，犹太人也继续存在。国王需要用法律给各群体定位，规定他们能做什么、交什么税、受谁审判、如何参与地方秩序。所谓征服后的治理，其实就是多宗教社会的法律编排。

法国的情况则是从弱小中慢慢变强。Philip II Augustus / 腓力二世·奥古斯都 $1180$ 年即位时只有十五岁，他的王国核心主要是 Île-de-France，在大贵族包围下像一个小矮人。英格兰国王、Flanders 伯爵、Champagne 伯爵都像巨人一样压在他周围。但腓力很会挑拨、等待和利用机会。他通过继承获得 Flanders 一部分，又在 $1204$ 年从约翰王手中夺取 Normandy，随后迫使 Maine、Anjou、Poitou 的领主服从。他的同时代编年史作者称他为 Augustus，就是把他比作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

腓力的关键不只是征服，而是整合。他没有简单把 Normandy 当战利品抢完就走，而是让约翰旧封臣向自己行臣服礼；在 Normandy 派王室官员征税、审案，同时小心不踩坏地方习俗。法国王权由此开始形成一种新的“French orbit”，也就是新的法国重力场。国王不再只是 “king of the Franks”，即某个族群的王，而越来越是 “king of France”，即一个领土国家的王。这个称呼变化很有分量：从人群王权转向领土王权。

法国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建立统一全国的 common law，但它发展了王室行政机构：记录国王敕令、法律判决、税收；派官员管理国王地产和财政；使用受过城市学校教育的低级贵族、骑士和 clerics 来工作。这里和上一节新学习形式连起来：学校培养的文书人才、法律人才、神职人才，正在变成王权工具。法国国家的形成不是凭空发生，而是靠文书、教育、财政和地方官僚慢慢把国王权力带到地方。

第三部分是 From Empire to “Holy Roman Empire”，也就是 “从帝国到‘神圣罗马帝国’”。

这一节很复杂，但核心问题是：德意志国王为什么这么难成为真正有效的皇帝？中世纪欧洲小国、小领地、小公国很多；横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帝国反而是异类。它还把教皇包在自己的政治空间里，这更麻烦。Rosenwein 那句话很妙：别的中世纪国家离教皇很远，帝国却像把教皇卡在喉咙里。德意志国王按传统和政治自尊都想当皇帝，可是当皇帝就意味着要控制意大利和罗马；而罗马有教皇，北意大利有强大的自治公社，南意大利又有诺曼西西里王国。这个皇帝位置听起来荣耀，其实像踩在三块会动的板子上。

Frederick I Barbarossa / 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 就面对这个问题。他在 $1152$ 年成为德意志国王，之前德意志经历了长期内战，主要是 Staufen 和 Welf 两大家族斗争。腓特烈父系属于 Staufen，母系属于 Welf，所以他能调和两派。可是他不像英格兰亨利二世那样有强大财政和行政机器。他不能像亨利那样拆贵族城堡、派领薪官员到全国。他只能承认德意志诸侯已经声称的权力，但要求他们承认这些权力最终来自皇帝，并要求他们参加宫廷、提供军队。简单说，他想把德意志诸侯改造成自己的封臣。

他还必须处理教皇。$1157$ 年 Besançon 会议上，教皇 Adrian IV 的信里把皇帝冠冕称为 beneficium，这个词可以是“恩惠”，也可以危险地理解成“封地”。教皇使节甚至暗示，皇帝的帝国来自教皇。这激怒德意志诸侯，差点拔剑。腓特烈随后反击教会的 sancta ecclesia / 神圣教会，创造或强化 sacrum imperium / 神圣帝国 这个说法。这里“神圣罗马帝国”的观念开始成形：既然教会说自己神圣，帝国也要说自己神圣。两者都在争夺神圣政治的最高语言。

北意大利是腓特烈最大的实际难题。北意大利城市公社不是普通城市，它们本身就是小国家：有城市中心，有周边 contado，有军队，有财政，有强烈地方爱国心。腓特烈在 $1158$ 年 Roncaglia 会议上依据复兴的罗马法理论，要求帝国拥有税收、通行费等王权权利，还要求城市由外来的 podestà / 执政官 管理。理论上，外来 podestà 可以调解城市派系斗争，维护公共秩序；但腓特烈派去的是说德语、不理解本地传统的人，意大利城市当然怨恨。

于是北意大利城市与教皇 Alexander III 联合，形成 Lombard League / 伦巴第同盟。$1176$ 年，腓特烈在 Legnano / 莱尼亚诺战役 被击败，次年达成威尼斯和约，被迫撤出大部分北意大利。这里是欧洲雄心的典型限度：皇帝拥有罗马法理论和帝国称号，但城市公社有钱、有民兵、有地方认同、有教皇盟友。称号很大，打不过城市联盟。

腓特烈于是转向南方策略，让儿子 Henry VI 娶诺曼西西里王国继承人 Constance / 康斯坦丝。这一步极其重要。西西里王国非常富裕，制度化程度高，多语言、多宗教，包含犹太人、穆斯林、希腊人、意大利人；政府混合拜占庭、伊斯兰、诺曼制度，有巡回王室法官，有领薪文官。这几乎是中世纪地中海最先进的王国之一。腓特烈家族如果能把德意志、意大利帝国权利和西西里王国结合起来，就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强大的地中海帝国。

这个计划由 Frederick II / 腓特烈二世 继承。他是 Henry VI 和 Constance 的儿子，既有德意志皇帝血统，也继承西西里王国。他试图把西西里和德意志统一成一个帝国单元，结果失败得很壮烈。教皇绝不允许一个强大君主从南北包围自己，于是多次绝罚他，宣布他被废黜，指控他是异端，甚至在 $1240$ 年代发动针对他的十字军。这里很荒诞也很说明问题：十字军本来是对外的神圣战争，现在教皇可以把它用于欧洲内部政治敌人。

腓特烈二世的形象也很分裂。反对者骂他邪恶、被诅咒、分裂教会、异端、享乐主义者；支持者则称赞他是诗人、艺术赞助人、学术保护者。他创办了第一所由国家支持的大学，位于 Naples。他在西西里的行政改革可以和英格兰亨利二世相比。Constitutions of Melfi / 梅尔菲宪章 $1231$ 年规定领薪官员按统一程序工作，大多数诉讼进入王室法庭，商业特权被规则化，王室税收系统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几乎做到了英格兰式国家建设，而且更中央化、更理性、更行政化。

可是他为了对抗教皇，不得不给德意志诸侯巨大让步，以便腾出手处理意大利和西西里问题。这些让步等于让德意志诸侯把自己的领地变成独立小国家。结果直到十九世纪，德国都是一堆公国、主教领、城市、侯国拼成的马赛克。讽刺的是，正是在德意志王权最低落的时候，“Holy Roman Empire / 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称才固定下来。名号越神圣，现实越碎裂，真是中世纪政治的冷笑话。

腓特烈二世死后，德意志诸侯长期选不出真正有普遍承认的强王。$1273$ 年，他们选出 Rudolf I / 鲁道夫一世，哈布斯堡家族第一次进入帝国权力中心。鲁道夫用帝国名号帮助自己家族取得 Austria，但他几乎不干涉德意志各公国，也不再认真追求意大利。这里发生一个重要变化：皇帝这个词第一次从罗马实际控制中脱钩。你可以叫皇帝，但不一定真去控制罗马。

西西里也碎了。教皇为了防止 Staufen 家族再统治那里，请法国国王的弟弟 Charles of Anjou / 安茹的查理 接管。腓特烈的孙女 Constance 嫁给 Aragon 国王，并自称西西里女王。$1282$ 年，西西里人发动 Sicilian Vespers / 西西里晚祷起义，反抗安茹统治，请 Aragon 人援助。战争持续到 $1302$ 年，最后西西里王国一分为二：岛屿成为西班牙/阿拉贡势力的前哨，南意大利大陆部分则留给安茹家族。

所以帝国雄心的结果，是碎成一地。德意志变成名义皇帝之下的诸侯马赛克；北意大利是自治城市国家集合；中意大利由教皇控制，而且教皇权力主张越来越大；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由敌对王朝分别控制。腓特烈家族原本想统一意大利和德意志，结果反而证明这种统一在十三世纪结构上几乎不可能。

这一整节如果归纳起来，就是在讲欧洲国家建设的两面。

一面是雄心真的很大。英格兰国王想用普通法、巡回法官、财政卷册和王室令状触及全国。法国国王想把地方领主和被征服领地纳入新的法国王权。西班牙基督教国王想把 reconquista 转化成城市法、主教区、税收和多宗教治理。德意志皇帝想把德意志、意大利、罗马、西西里纳入神圣帝国。

另一面是限度也非常真实。英格兰国王被男爵和大宪章限制；法国国王虽成功扩张，但仍必须尊重地方习俗，没有建立统一普通法；西班牙国王能征服，但必须面对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共存和边疆治理问题；德意志皇帝拥有最响亮的称号，却最难变成真正中央集权君主，因为诸侯、教皇、北意大利城市和西西里继承问题都在撕扯他。

这也是为什么标题叫 European Ambitions and Their Limits，不是单纯 “European State Formation”。它不是歌颂欧洲国家如何成功崛起，而是展示一种更复杂的现实：欧洲统治者确实越来越会用法律、文书、税收、官员、学校训练出的 clerics、城市收入和罗马法理论来统治；但他们也不断撞上贵族权利、地方习俗、教会司法、城市自治、封臣反叛和财政压力。

一句话说，这一节讲的是十二、十三世纪欧洲王权和帝国权力的扩张冲动，以及它们被社会结构反过来限制的过程。 英格兰最早发展出强大的王室司法和财政记录，但也最早被《大宪章》写下限制；法国从小王国扩张成领土国家，但必须靠渐进行政整合；西班牙和葡萄牙靠 reconquista 扩张，却需要用 fueros 管理多宗教社会；神圣罗马帝国名义最大，却最碎。欧洲的未来国家在这里开始成形，但它们不是从无限王权中诞生的，而是在王权、贵族、教会、城市和法律互相掐架的过程中长出来的。

The church in the world

这一节 THE CHURCH IN THE WORLD 可以译成 “进入世界的教会”，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世俗世界统治力量的教会”。这个标题很关键。前面我们看过教会改革、修道运动、新学校、新虔敬，但那时教会常常像是在自我净化：反对买卖圣职，要求神职人员独身，改革修道院，训练神学家。到了这里，教会不只是要净化自己，而是要把自己变成整个基督教社会的最高规范者。它要管国王、管神父、管婚姻、管圣餐、管犹太人和穆斯林的衣服、管异端、管战争方向，甚至把十字军这种原本对外的圣战工具用于欧洲内部。

这节开头接着上一节神圣罗马帝国和腓特烈二世。教皇对腓特烈发动十字军，又把西西里王国许给法国王子，这不是一时任性，而是和教皇制新形成的宏大自我想象一致。Innocent III / 英诺森三世 是核心人物。他在位于 $1198$ 到 $1216$ 年，是第一位接受城市学校训练、同时学过神学和法律的教皇。这个背景很重要，因为他不是早期那种主要靠修道圣洁或贵族网络上来的教皇，而是一个“学校型”“法律型”“神学型”的教皇。他会用法学语言、神学语言和制度语言来构造教皇权力。

英诺森三世认为，教皇是在 Christ the King / 君王基督 的位置上治理世界。也就是说，教皇不是普通主教中的第一人，也不只是罗马教会的管理者，而是基督在人间权威的代表。世俗国王和皇帝在他的想象中应该协助教皇，因为教皇才是最高立法者，制定能够引导道德改革的法律。这个位置已经非常高了。它不是“教会和国家各管一摊”的想法，而是教会作为最高道德—法律权力，世俗权力作为执行辅助。

这就是标题里的 in the world。教会不是退出世界，而是进入世界，规训世界，重写世界。它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合法婚姻，什么是有效圣礼，什么人需要被标记，什么战争可以被称为十字军。

第一大部分是 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 (1215) / 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这场会议是中世纪教皇权力的高峰之一。大公会议本来就是宣布教会法律的传统场所，而英诺森三世召集这次会议，就是为了把他那套高度中央化、法制化、牧灵化的教会愿景写成一套全面的 canons，也就是教会法规。它改革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也试图保护他们免受所谓外部威胁。这里的“外部威胁”包括异端、犹太人、穆斯林，也包括一切不被教会中心承认的宗教实践。

先看神职人员。会议要求主教任命“谨慎正直的人”监督神职人员。神父要全职投入 pastoral care，也就是牧灵照料：向平信徒讲解基本信仰，每年至少听一次教区居民告解，成为当地基督教慈善生活的榜样。如果神父有道德或牧灵问题，要在年度教区会议，也就是 synods 中受主教惩罚。这里教会正在把神父变成基层治理人员。神父不再只是主持弥撒的人，而是普通基督徒生活的监督者、教育者、忏悔听取者、道德检查者。

这也带来大量手册。教材说 handbooks proliferated，意思是各种简明手册大量出现，帮助神父掌握信仰基础和判断正统的清单。这个地方可以和前面学校联系起来。十二世纪的新学习形式和教会法学，不是停在巴黎、博洛尼亚的课堂里，而是下沉到 parish priest，也就是堂区神父那里。教会想要管每一个人，就需要知识表格化、手册化、清单化。一个普通神父不一定是大神学家，但他要知道什么算正统，什么算罪，什么要问，什么要惩罚。

然后是 confession / 告解 和 Communion / 领圣餐。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要求所有基督徒每年至少向自己的神父告解一次，并每年至少领一次圣餐。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把每一个平信徒都拉进了神父管理的周期。你不能只是“我心里信上帝”或者偶尔去教堂，你必须定期向神父说出自己的罪，并通过神父主持的圣礼获得恩典。这样，教会对普通人的控制变得前所未有地细密。

这里又牵涉到 Eucharist / 圣餐 的教义。会议正式采纳了 real presence / 真实临在 的观念，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真实存在于祭坛上的面包和酒中。更进一步，它用十二世纪学者创造的技术词 transubstantiation / 变质说，或圣餐实体转化 来解释这个奥秘。意思是，面包和酒在外观上仍然像面包和酒，但它们的“实体”已经变成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这个说法很经院化，因为它依赖一种关于“外观”和“实体”的哲学区分。

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把神父的权力推到极高位置。只有神父能够主持这个奥秘，把普通面包和酒转化为基督的肉和血。也就是说，普通信徒要接触神恩，必须通过神父和圣礼。前面讲 Cathars 等异端时会看到，很多异端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削弱神父特权，认为好人、平信徒也可以主持或传递神圣力量。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则反过来强化神父垄断：恩典通过教会圣礼系统传给信徒，而圣礼由合法神职人员控制。

婚姻也是教会进入普通生活的关键领域。会议规定，婚姻争端归主教管辖；神父要调查即将成婚的人之间是否有 impediments，也就是婚姻障碍。障碍很多：不能和堂表亲结婚，不能和教父教母关系形成的 spiritual kinship 亲属结婚，不能和通过前一段婚姻形成亲属关系的人结婚。这里你能看到教会如何深入亲属结构。它不是只关心两个人是否相爱，而是关心血缘、姻亲、教父母关系、前婚关系、继承权、合法子女身份。

会议还禁止秘密婚姻，规定这种婚姻所生子女为 illegitimate，也就是非法子女，不能继承父母财产，也不能成为神父。这一条直接影响家庭财产和社会地位。教会通过定义什么是合法婚姻，实际上也在定义谁能继承，谁有家族身份，谁能进入神职生涯。宗教法一下子变成财产法、家庭法、身份法。

不过 Rosenwein 很敏锐地指出，法律不等于现实。许多人仍然绕过规则。伦敦富裕父亲会在遗嘱里照顾私生子；英格兰庄园上，非婚生儿子也常接管父母土地；秘密婚姻虽然被禁止，但另一个更强原则仍然存在：双方 consent，也就是同意，足以使婚姻有效。这里有一个很中世纪的张力：教会想要公开、可管、可登记、可审查的婚姻，但教会法又承认男女双方同意本身具有决定性。因此秘密婚姻被制度上打压，却在原则上仍可能有效。法律系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互相打架的原则。

接下来是最阴暗的一面。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一边规定好基督徒如何生活，一边更强烈地排斥其他人。它宣布各种异端应被绝罚，并交给世俗统治者惩罚。它还要求犹太人和穆斯林在公共场合通过服饰与基督徒区分开，以避免基督徒和他们发生性关系或混淆身份。英格兰 $1218$ 年以幼王亨利三世名义发布命令，要求犹太人在胸前佩戴白色标记。十三世纪各地都开始推行类似规定。

这部分和课程的 Race & Ethnicity 主题非常相关。这里不是现代种族主义的完整形式，但它已经显示出一种制度化标记差异的冲动。犹太人和穆斯林不是单纯作为“信仰不同的人”存在，而被要求在身体外观上可见地不同。衣服、徽章、标记变成法律工具，让社会一眼识别谁不是“我们”。这种做法把宗教差异视觉化、日常化，也为歧视和暴力提供条件。教会越是宣称自己有统一教义和统一法律，越需要把不属于这个统一体的人标出来。

第二大部分叫 The Embraced, the Rejected, and the Subdued，可以译成 “被接纳者、被排斥者与被征服者”。这个标题很漂亮，因为它说明十三世纪教会不是简单反对所有新宗教运动。它有选择地吸纳某些运动，比如 friars；谨慎容忍某些运动，比如 Beguines；严厉迫害另一些运动，比如 Waldensians 和 Cathars。教会不是反对虔敬，而是反对不受它控制的虔敬。

先看 friars / 托钵修士。托钵修士和传统修士不同。传统修士一般住在修道院里，有固定土地和共同财产；托钵修士则进入城市，靠乞食生活，以讲道、教学、服务穷人和反异端为使命。他们是十二、十三世纪城市基督教的产物。城市里有穷人、有商人、有学生、有异端、有拥挤人群，需要一种不关在修道院里、能上街说话的宗教人。

Saint Dominic / 圣道明 是多明我会创始人。他原本是神父和 regular canon，类似修士，但遵循圣奥古斯丁会规。$1203$ 年，他经过法国南部 Languedoc，据说成功劝回一个异端。那时很多反异端传教效果很差。道明和同伴认为原因在于传教士太傲慢：骑马，衣着华丽，随从众多。你想劝别人回到贫穷、谦卑、福音生活，自己却像贵族一样出场，这当然很难有说服力。于是多明我会选择步行、穿穷衣、乞食。它们叫 friars，来自拉丁语“兄弟”。

多明我会的使命是争辩、教学和讲道，所以他们很快进入大学。他们在自己的 convents 里设学校，要求成员接受正式学习。这个地方很关键：多明我会不是反智的贫穷运动，而是贫穷加学术。它的贫穷给它道德权威，它的学问给它辩论能力。面对异端，光有圣洁不够，还要懂神学、懂逻辑、懂讲道术。多明我会后来成为中世纪大学和经院神学的重要力量，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多明我会士。

Saint Francis / 圣方济各 是另一种路线。他不是神父，而是意大利 Assisi 的布商之子，原本可能成为成功商人。皈依后，他彻底拒绝财富，不接受钱，赤脚行走，只穿粗糙袍子，不愿被关进修道院。他和追随者讲道、照顾麻风病人、做体力劳动。方济各会早期更像一种激烈贫穷运动：不要钱，不要财产，不要舒适，不要修道院式封闭，而是和城市穷人、病人、边缘人一起生活。

方济各会能被教会接纳，也很不容易。一般来说，只有主教有权讲道或授权别人讲道。但方济各的小团体得到 Assisi 主教帮助，并约在 $1209$ 年获得英诺森三世许可，可以讲悔罪。之后方济各会迅速扩张：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十字军国家、德国、英格兰、苏格兰、波兰，到处都有。他们特别被城市吸引，住在城边 convents，白天进城讲道、乞食、服务人群。相比克吕尼或西多会修道院，方济各会是真正的 urban religion，城市宗教。

女性也很快被卷入方济各运动。Clare / 圣嘉勒 是贵族女性，约 $1211$ 或 $1212$ 年被方济各感召，加入 Assisi 附近 San Damiano 的女性共同体。她希望自己的团体像 friars 一样生活，贫穷、活动、服务。但教皇不愿允许女性像男性托钵修士那样在城市中自由活动，最后许多受方济各影响的女性共同体被迫关入 cloister，也就是封闭修院，并遵循本笃会规。这个性别差异非常明显：男性贫穷运动可以被教会改造成讲道修会，女性贫穷运动则常被改造成封闭修女院。教会能吸纳女性虔敬，但往往要把它关起来。

这就引到 Beguines / 贝居安女修式平信徒女性。她们比托钵修士更深地嵌在城市生活中，尤其在法国北部、低地国家、德国城市里。她们是虔敬女性，住在一起，从事洗衣、织布、纺纱等工作。她们没有发正式修道誓愿，可以结婚，可以离开共同体，生活朴素，专注祈祷。她们不像修女那样完全脱离世界，也不像普通妻子那样完全进入婚姻家庭。她们占据一种中间位置：平信徒、女性、城市劳动者、虔敬共同体成员。

这让教会既需要她们，又害怕她们。她们没有男性神职监督下的明确修会结构，却有强烈宗教生活。她们外表普通，内心宗教体验却常常情感化、神秘化、狂喜化。有些 Beguines 是 mystics，追求和上帝联合。比如教材提到 Mary of Oignies，她的宗教生活非常激烈。这类女性虔敬可以被视为圣洁，也可以被视为危险，因为她们的权威来自内在体验，而不是神父、学校、主教、修会规则。

再看被排斥者：Waldensians / 瓦勒度派。他们起源于 Lyon 的商人 Waldo / 瓦勒度。他放弃财富，想过使徒式贫穷生活，并把圣经翻译成俗语，使普通人也能理解。他的问题不是不虔敬，而是太像教会想垄断的东西：他想贫穷、讲道、读圣经、用俗语传播福音。但教皇拒绝他自由讲道的请求。瓦勒度派被谴责、绝罚、逐出 Lyon，流散到 Languedoc、意大利、北西班牙、Mosel valley 等地，成为受迫害少数群体。

瓦勒度派的危险性在于，它把福音贫穷和俗语圣经结合起来，同时绕过神职授权。对现代人来说，这听起来像“让普通人读圣经”很合理；但对十三世纪教会来说，未经许可的平信徒讲道意味着教会对真理解释权失控。你可以虔诚，但你必须在教会框架里虔诚；你可以贫穷，但不能自己决定以贫穷名义讲道；你可以爱圣经，但不能擅自解释和传播。

更严重的是 Cathars / 卡特派，也叫 Albigensians / 阿尔比派，主要在南法 Languedoc 等商业化城市地区以及北意、莱茵地区出现。教材特别提醒，“Cathars” 是教会给他们的名称，他们自己常称自己为 Good Men 和 Good Women，即“好人”。这个名称差异很重要。教会说他们是异端，他们说自己才是真正好基督徒。异端不是先天自称异端的人，而是在权力斗争和教义定义中被命名出来的人。

我们对卡特派信仰的了解主要来自审问和迫害者记录，所以必须谨慎。1165 年 Lombers 的一次会议上，一些“好人”回答主教问题。关于圣餐，他们说，值得的人领受可得救，不值得的人反而招致定罪；而圣餐可以由好人祝圣，不论他是神职还是平信徒。关于告解，他们说向谁告解都可以，不一定要向神父。这些回答最核心的共同点，是削弱 clergy，也就是神职人员的垄断权。

这才是教会最害怕的地方。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刚刚强化神父作为圣餐、告解、婚姻、牧灵的中介；卡特派却说，真正关键不是神职身份，而是人是否“好”。如果一个好平信徒也能主持圣事，普通人向自己选择的人告解也可以，那整个教会圣礼机器就被绕开了。教会可以容忍很多地方习俗，但很难容忍圣礼垄断被拆掉。

教会领袖把卡特派称为 dualists / 二元论者，指控他们相信世界被善恶两大力量撕裂。这种标签很有威力，因为奥古斯丁早年曾接触过摩尼教，后来强烈反对二元论；西方教士也知道拜占庭对 Bogomils 的镇压，后者也被认为质疑圣礼和制度教会并有二元论倾向。把敌人归类为“二元论异端”，就能把他们接入一个古老、危险、几乎恶魔化的异端谱系。分类本身变成迫害工具。

最后一部分是 New Crusades, North and South / 南北新十字军。这里的转折特别大：十字军原本是去圣地打穆斯林，现在变成可以对欧洲内部异端、波罗的海异教徒，甚至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使用的工具。圣战逻辑被扩大了。

先是 Albigensian Crusade / 阿尔比十字军，$1209$ 到 $1229$。英诺森三世要求北方诸侯拿起剑，入侵 Languedoc，从异端手中夺地，并让正统基督徒定居。这是第一次教皇把去圣地十字军的属灵和世俗好处，完整给予那些在基督教欧洲内部作战的人。也就是说，杀欧洲基督徒异端，可以获得类似杀圣地穆斯林敌人的赦罪和利益。

结果宗教成果不一定最大，政治后果非常大。二十年战争后，十字军领导权被卡佩王朝接管。南方抵抗被打破，Languedoc 被带入法国王权控制。这里非常典型：教会发动宗教战争，最后法国国王获得领土整合。异端问题和法国国家形成纠缠在一起。教会想净化信仰，王权得到南方。

然后是 Baltic Crusades / 波罗的海十字军。十二世纪时，波罗的海沿岸居民部分仍是异教徒，多数讲斯拉夫语或波罗的语。他们靠贫瘠环境生活，同时向欧洲和 Rus’ 提供奴隶、毛皮、琥珀、蜡、干鱼。他们像早期维京人一样，把商业竞争和袭击结合起来。丹麦人和萨克森人既从贸易中受益，也受他们袭扰之苦。

圣伯尔纳在德国宣传第二次十字军时，鼓励武装“皈依”北方人。于是波罗的海十字军开始，并断续持续到十五世纪早期。1160-1170 年代，丹麦王和萨克森公爵 Henry the Lion 合作，把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大片地区纳入控制。有些土地被直接夺走，有些则留给当地波罗的海诸侯，但他们必须投降、皈依、成为封臣。然后教士来了：西多会修道院一路建到维斯瓦河边，新主教区被设立。

1202 年，“里加主教”建立 Order of the Brothers of the Sword / 宝剑骑士团，后来并入 Teutonic Knights / 条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原本产生于十字军国家，和圣殿骑士、医院骑士一样，是军事—修道团体。他们组织十字军，守卫新征服地区，对所谓 Northern Saracens / 北方撒拉逊人 发动圣战。这个词很讽刺，因为“撒拉逊人”本来指穆斯林敌人，现在被扩展到北方异教徒。敌人类别可以迁移，只要教会需要，北方异教徒也能被说成类似穆斯林的圣战对象。

波罗的海十字军比去黎凡特的十字军更不出名，但后果更持久。德国骑士、农民、城市居民大量迁入，成为新边疆殖民者。他们带去西方制度：城市、法律、行会、大学、城堡、庄园、封臣关系。也就是说，波罗的海十字军不是一次远征，而是长期殖民和制度移植。宗教皈依、军事征服、德语人口迁入、城市建设、土地制度，一起改变了整个地区。

最后是 Fourth Crusade / 第四次十字军。英诺森三世本来想重建圣地的基督教存在，但这次十字军完全跑偏。组织者高估参加人数，实际集结的小军队付不起威尼斯人为他们准备的大船队。威尼斯人于是说，那你们先帮我攻打 Zara，也就是今天克罗地亚 Zadar，一个威尼斯和匈牙利争夺的沿海城市。问题是 Zara 是基督教城市。十字军还没去打穆斯林，就先打了基督徒。

之后他们又以支持某个拜占庭皇位声索者为借口，转向君士坦丁堡。1204 年，他们洗劫君士坦丁堡，抢走珍贵圣遗物，带回欧洲教堂炫耀。更严重的是，他们把弗兰德斯的 Baldwin I 推上帝位，在拜占庭土地上建立拉丁国家。拜占庭人强烈抵抗，建立自己的继承国家，因此所谓 Latin Empire 很快就变得很小。真正赢家是威尼斯。威尼斯得到君士坦丁堡一部分、亚得里亚海东岸关键地区、Negroponte、爱琴海诸岛，并通过购买和征服 Crete 来控制区域贸易。

第四次十字军是这节最有讽刺性的结尾。教皇想发动圣战收复圣地，结果十字军被商业债务和威尼斯利益牵引，攻陷基督教世界最古老、最富裕、最神圣的城市之一。它说明教会的世界性雄心已经大到可以动员跨国战争，却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释放出来的暴力。十字军一旦和商人、债务、舰队、继承争端、战利品结合，就会偏离教皇原意。教会可以宣称自己是最高立法者，但世界不是那么听话。

所以这一节整体逻辑非常清楚。十三世纪的教会变得更强、更中央化、更法律化，也更深入普通生活。它通过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规定告解、圣餐、婚姻、神职纪律和异端惩罚；通过服饰标记把犹太人和穆斯林制度化地区分出来；通过吸纳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把城市贫穷和讲道运动纳入正统；通过谨慎容忍 Beguines，处理女性城市虔敬；通过迫害瓦勒度派和卡特派，消灭不受控制的平信徒宗教；通过阿尔比十字军、波罗的海十字军和第四次十字军，把圣战工具从圣地扩展到欧洲内部、北方边疆和拜占庭世界。

一句话说，THE CHURCH IN THE WORLD 讲的是教会如何从一个改革自身的机构，变成试图规范整个基督教社会、排斥异己、吸纳新虔敬、发动战争和塑造政治地图的世界性权力。 它的力量非常惊人：能让每个信徒每年告解、领圣餐，能定义婚姻合法性，能标记犹太人和穆斯林，能批准修会，能宣布异端，能发动十字军。但它的限度也很清楚：法律会被绕过，秘密婚姻仍有效，地方政治会利用十字军，威尼斯会把圣战变成商业帝国工程，虔敬女性和贫穷运动也永远不完全服从教会分类。教会进入世界，也就被世界反过来污染、利用和改变。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这一节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可以译成 “城镇与乡村中的文化和制度”。它放在第六章末尾，作用很像一个横向收束：前面讲了伊斯兰世界重组、欧洲王权野心、教会进入世界；现在作者把视线从国王、教皇、苏丹、蒙古这些大政治力量，转到日常社会中真正稳定下来的制度和文化形式：乡村地产、农民共同体、骑士文化、宫廷诗歌、行会、大学、哥特式教堂。换句话说，这节讲的是：即使国王和教皇的雄心常常受挫，欧洲社会本身却在城市和乡村里长出越来越复杂的组织形式。

这一节开头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无论精英住在城市，比如北意大利贵族，还是住在乡村，比如欧洲很多地方的领主，他们都认同一种共同理想，即 chivalrous knight / 骑士化的贵族理想。但现实远比这个理想复杂。北意大利很多“贵族”其实更像商业巨头，不一定真是传统意义上的骑马武士；乡村领主虽然喜欢比武、骑士故事、贵妇与爱情传说，但他们同时也是非常精明的地产经营者。也就是说，骑士文化是一种身份语言，不等于他们每天真的都在马上挥剑。

这节其实一直在讲“身份语言”和“制度现实”之间的缝隙。贵族说自己是骑士，实际上在算租金、收税、管庄园、借钱；城市行会说自己维护职业尊严，实际上也在排斥低级劳动者和女性；大学说自己是求知共同体，实际上也是特权团体；哥特式教堂说自己通向天堂，实际上也展示城市财富、主教权力、行会捐献和市民骄傲。

先看第一部分：Taxes, Inventories, and Other Mechanisms of Control，可以译成 “税收、清册与其他控制机制”。

这里主要讲意大利城市和乡村地产的管理。北意大利城市常常被称为共和国，因为相当比例的成年男性可以参与政治。但作者马上提醒：这些共和国也很专断。为了喂饱城市人口，它们会禁止粮食出口，并命令周边乡村，也就是 contado / 城市辖区、乡村腹地，按规定时间把一定数量的粮食送进城市。城市政府甚至会规定农民种什么作物，一年犁几次地。这就很微妙：城市共和国内部可能有一定市民参与，但它对周边农民却像一个集体领主，甚至像一个小国家。

威尼斯是特例，因为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 contado。它的腹地不是一圈乡村，而是一套海上帝国。威尼斯商人出海买棉花、香料或其他货物时，不是完全自由竞价，而常常由政府规定价格，甚至用国家船只组织贸易。它特别像一个商业共和国和国家企业混合体：不是现代自由市场，而是城市共同体有计划、有组织地参与海上贸易。这里能看出，中世纪商业繁荣不等于“市场自由化”。很多时候，越繁荣的商业城市，政府控制越细。

北意大利城市的行政和财政能力非常强。英格兰、西西里、法国这些王国还在按“炉灶”或其他粗略方式征税时，意大利公社已经开始用 catasto / 财产清册 来征税，也就是根据财产调查来分摊税负。比萨在 $1162$ 年已经这样征税，到十三世纪中叶，几乎所有意大利公社都有类似系统。这个地方很重要：城市公社不只是热闹市场，不只是商人自治，它们也发展出了欧洲最早一批高效率官僚财政技术。

但财政再有效，也不够花。公社最花钱的两件事是支付官员和打仗，尤其打仗。于是它们发明或推广了 state loans / 国家贷款，有些自愿，有些强制。强制贷款听起来很现代，其实中世纪城市已经这么干了：政府向富人借钱，不一定真给你选择。这说明城市国家的财政压力非常现代化。它们要雇兵、修墙、打邻城、维持官员，只靠普通税收不够，于是开始借债。欧洲后来的公共债务传统，在这些意大利城市里已经露出雏形。

但不只是城市会算账。大领主也开始雇用识字代理人管理地产、计算利润、写账目、做销售决策。这表明乡村贵族不再只是坐在大厅里喝酒听史诗，也在经营资产。钱当然可以买奢侈品，但更重要的是钱能支撑贵族 honor，也就是荣誉：慷慨赠礼、赞助诗人、招待随从、举行盛会、穿好衣服、养马、给教会捐献，都需要钱。贵族身份靠挥霍维持，而挥霍常常超过收入，所以很多贵族负债累累。这个判断特别真实：中世纪贵族不是天然有钱人，他们经常是现金流紧张但必须体面消费的人。

贵族需要钱，农民人口又在增长，于是双方利益在某个点上碰到一起：开垦新土地。到十二世纪中叶，原本零散的垦荒变成更有组织的扩张。大领主给愿意开发边缘土地的农民特权，让他们去耕种荒地、排干沼泽、砍森林。在佛兰德，海水经常淹没土地，大修道院赞助排水工程；运河把城市和农业腹地连接起来，让船几乎能进入每个角落。其他地区，自由农民也会主动清地，缓解人口压力。

旧地产上的问题也很严重。加洛林时期的 manse / 农户份地 制度，是一个家庭住在一块能养活它的土地上；但到了十二世纪，人口增长后，原来一户的份地上可能住着好几户。劳役和租税必须重新计算。很多地方，领主和农民把劳役、实物缴纳改成一年一付的现金租金。这个变化对农民很重要。农民男性对自己的地块有更多控制权：可以卖，可以遗给儿子，甚至可以给女儿留一小部分。但这些权利不是白来的，他们要多交税，或者像城市公社一样，集体向领主高价购买自由，分许多年慢慢还清。

这就是这一节里乡村制度的核心：农民没有简单“被动受压迫”。他们当然被剥削，领主想多收钱；但他们也在谈判、集体行动、买自由、重组土地权利。城市市民通过公社和行会形成身份，农民也在和领主讨价还价时形成新的共同体意识。这里的乡村不是沉默背景，而是制度变化的现场。

然后进入第二部分：The Culture of the Courts，也就是 “宫廷文化”。

到了十二世纪末，贵族和骑士逐渐合并成一个阶层。他们受到两边挤压：下面有新富商人，上面有更强大的国王。骑士在真实战场上其实没有他们自称得那么重要。密集骑兵冲锋很难保持队形，贵族也常常下马作战，还要依靠弓箭手、步兵、长柄武器兵。可是越是现实中不那么纯粹，骑士身份越需要被理想化。于是出现 chivalry / 骑士精神。

chivalry 来自法语 cheval / 马，强调骑士坐在马上的高贵姿态。骑士手持剑和盾，看起来威胁性极强；但骑士文化说，他不是普通暴力分子，而是受礼貌、公平、虔敬、爱情、荣誉约束的人。他为女士而战，或为上帝而战。他的暴力因此有了更高意义。换句话说，骑士精神是一种把武装贵族的暴力包装成道德美学的文化系统。

这种文化在大贵族宫廷里被诗人和音乐家不断生产出来。南法、西班牙、意大利称这些诗人为 troubadours / 游吟诗人，女性诗人叫 trobairitz；德国则有 Minnesänger。他们用俗语写作和演唱，不是用拉丁文。这一点很重要：宫廷文化不只是教会拉丁文化的附属品，它用地方语言创造自己的高雅文学。

他们主要唱爱情：欢乐、痛苦、欲望、希望、绝望、叹息。理想骑士不仅在战场上勇敢，也必须是耐心、温柔、懂礼的恋人。教材举 Bernart de Ventadorn 的云雀诗。诗人看见云雀在阳光中振翅，快乐到忘我坠落，于是嫉妒它的欢喜，感到自己的心也要被欲望融化。这种诗表面柔软，其实技巧非常复杂：押韵、格律、重复结构、双关、典故都要精巧。游吟诗人的目标不是随便抒情，而是在宫廷听众面前展示原创性和技巧。

爱情诗和宗教语言之间有一种危险又迷人的纠缠。Bernart 在同一段里把“我的女士”和上帝、仁慈、正义放在一起。这样，女士被抬高到类似宗教圣像的位置；同时，上帝又被拉进情爱游戏里，好像应该帮助诗人诱惑心上人。作者还提醒，“my lady / 我的女士”会让人联想到 Our Lady / 圣母玛利亚。这里不是简单亵渎，而是中世纪文化里宗教感情和情爱感情相互借用语言：对女士的崇拜像敬圣物，对圣母的虔敬又常常带情感化、亲密化色彩。

过去学者把这种爱叫 courtly love / 宫廷爱情，认为它通常不能被性关系或婚姻完成，因为诗人总是爱上比自己地位高的女士。现在学者更谨慎，常用 fin’amor / 精致之爱、真爱，但这个词本身含义也不固定。有些诗确实写不可得之爱，有些写夫妻感情，有些吹嘘性征服，有些讨论恋人之间是否平等，有些把欲望看作德性来源。也就是说，中世纪宫廷爱情不是单一公式，而是一组围绕身份、欲望、技巧和贵族自我想象的文学游戏。

当然，宫廷文化不只写爱情。Bertran de Born 这样的诗人写战争，赞美号角、鼓声、旗帜、黑白战马，觉得战争让世界变好。更常见的战争文学是 chanson de geste / 英雄事迹之歌，也就是长篇史诗。它们最初口头吟诵，后来写成俗语文本。它们赞美骑兵、旗帜、冲锋，但也讨论骑士社会的道德矛盾：家族爱和对领主的忠诚冲突，求胜欲望和妥协压力冲突。史诗不是只有“打得爽”，也在处理贵族社会的价值纠结。

另一类长诗后来叫 romance / 骑士传奇。它们更重关系、冒险和内心。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悲恋、圣杯寻找、亚瑟王和圆桌骑士，都是这个传统。Chrétien de Troyes 写兰斯洛特爱上亚瑟王后 Guinevere，甚至捡到她梳子上的头发就激动到近乎崇拜。作者说，这一撮头发像一种世俗圣物。这个比喻太准确了：圣徒遗物是一块骨头、一片衣服也能承载神圣；兰斯洛特把情人头发当成可敬拜对象。宫廷爱情在模仿宗教虔敬，同时也有一点滑稽。兰斯洛特后来和 Guinevere 共度一夜，并在战斗中因为听见她希望他不要杀敌而立刻停手，哪怕可能送命。完美的服从、自制、为爱而受约束，使他成为骑士精神楷模。

真实骑士当然不可能总这样生活。他们知道这些理想不现实，甚至有些荒唐，但他们喜欢把自己想象在这些故事里。骑士文学不是现实记录，而是贵族阶层用来玩、想象、教育、装饰自己的文化镜子。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Urban Guilds Incorporated，可以译成 “城市行会的制度化”。

作者很巧地把骑士精神和行会规章放在一起。骑士精神是诗意、游戏化的身份规范；行会规章则干燥、具体、法律化。但两者功能相似：都标记身份，给成员归属感，也把非成员排除在外。

行会之间有等级。比如布匹行业中，进口原羊毛的商人行会地位高于剪毛工、织工、缩绒工、染工。佛罗伦萨的公证人和法官行会，比手工业行会更有权力和声望。行会内部也有等级：最底层是 apprentices / 学徒，中间是 journeymen and journeywomen / 雇工、熟练工，最高是 masters / 师傅、业主。男孩，有时也有女孩，作为学徒为师傅工作，换取食宿和手艺训练。巴黎毡帽行业的学徒期可长达七年。学徒结束后，很多人还要多年做日雇熟练工；只有少数男人，几乎没有女人，能升为师傅。真正控制行会职位和政策的是师傅。

这里的性别问题很明显。行会制度越正规，越常常把女性挤出去。佛兰德的羊毛布生产从乡村转入城市，从轻型织机变成重型织机，女性参与比传统庄园时代少了。水力、畜力磨坊取代女性手工磨面，而磨坊主多是男性。技术进步和城市化在这里并不自动带来女性解放，反而可能把原来属于家庭和庄园经济中的女性劳动，转移到由男性控制的设备、工坊、行会制度里。

但也有例外。巴黎丝织行会的规定直接假定工匠是女性，规定女熟练工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女师傅，禁止把线、金属箔和丝乱混，禁止做假边。这说明女性并非完全退出城市劳动，只是她们被限制在某些行业，且进入师傅层的机会有限。中世纪城市经济中的女性，既不是完全不可见，也不是平等成员。她们在某些行业非常重要，但制度化常常对她们不利。

大学也是行会。Universitas 原意本来就可以指一种团体或行会。大学从主教座堂学校长出来，因此被视为教会机构，只招男性。约 $1200$ 年左右，学生和教师开始制定规章，管理学生纪律、学术能力、住宿，也规定教师行为。巴黎大学要求教师穿黑色长袍，按规定顺序讲课，并制定学生成为教师的标准。博洛尼亚大学很特别，它有两个行会，一个学生行会，一个教师行会；学生参与任命、付薪和惩戒教师。这听起来很现代，但原因也很实际：博洛尼亚以法律著名，学生通常是年纪较大、已经有职业和权力经验的男性，不是十几岁的少年。

不同大学有不同专长。博洛尼亚主攻法律；巴黎以自由七艺和神学闻名；萨莱诺和蒙彼利埃以医学著称；牛津从一个安静小镇发展成自由七艺、神学、科学、数学中心。在巴黎，学生至少学六年自由七艺，才有资格教这个学科；若要学神学，还要再听至少五年课。书贵且难得，所以讲课是主要传播方式。教师读一段权威文本，解释它，反驳其他教师的相反解释；学生则把讲课内容记住。大学知识是声音、记忆、文本和争辩共同构成的，不是现代学生每人一本教材的模式。

大学内部还有 nations / 民族团体，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意义，而是按学生来源划分的小团体。博洛尼亚有意大利人和非意大利人两个 nation，每个 nation 保护成员、制定规章、选官员。由于教师和学生都被视为 clerics，他们受教会法庭管辖，不受城市或世俗领主法庭直接管辖。教皇和国王也会给予大学特权，因为他们需要学者服务。于是大学变成城市中的自治团体，既在城市里，又不完全受城市控制。

这就造成著名的 town against gown / 城镇与长袍之争。学生和教师穿长袍，是“gown”；城市居民是“town”。牛津人曾试图惩罚一个涉嫌杀死情妇的学生，教师抗议，停课并离城，跑去剑桥教学，这被解释为剑桥大学起源之一。这个例子说明大学不是安静图书馆，而是一个特权群体。它给城市带来消费和声望，也带来酒馆闹事、司法冲突、特权摩擦。城市需要学生的钱，学生需要城市的房屋和市场，所以双方通常最后还是谈判。

最后一大部分是 Gothic Art and Architecture，即 哥特式艺术与建筑。

约 $1200$ 年前后，哥特式成为许多城市和大学共同喜欢的建筑风格。这个词本身是十六世纪才出现的，原本带贬义；但在十二、十三世纪，它是法兰西岛地区从罗曼式变化出来的新建筑语言。罗曼式教堂厚墙、小窗、沉重；哥特式则用雕塑、玻璃、高耸拱顶遮蔽或改造这种厚重感。它追求高度、光、线条、玫瑰窗、尖拱、飞扶壁和彩色玻璃。

第一位重要赞助者是 Saint-Denis 院长 Suger / 叙热，也就是前面法国王权宣传者。他在约 $1135$ 年重建 Saint-Denis 的部分建筑，想把王权和教会理想变成物质形式。西门入口处，他用旧约国王、王后、祖先雕像装饰门廊，暗示当前法国国王和古代神圣王权传统的联系。东端内部，他使用尖拱和彩色玻璃，让光进入教堂。对 Suger 来说，光不是单纯物理现象，而是上帝的 illumination，能把信徒从尘世污泥提升到天堂纯净。

这就是哥特式最核心的宗教美学：建筑不是只是遮风避雨，而是制造灵魂上升的经验。高拱把眼睛引向上方，彩色玻璃把普通日光变成神圣色彩，雕像把圣经历史变成可看的宇宙秩序。教堂是一部石头、玻璃和光构成的神学书。

但哥特式也是城市建筑。作者说，它反映富有商人、手工业者和教士的抱负、骄傲和信心。哥特式主教座堂往往是城市宗教、社会和商业中心，可能建几百年。资金来自主教、主教座堂的司铎、城市居民、行会和全国捐款。它是共同工程，也是城市身份工程。一个城市能建高大主教座堂，说明它有钱、有人、有技术、有信心、有组织能力。

Chartres Cathedral / 沙特尔主教座堂 是典型例子。$1194$ 年大火烧毁旧教堂大部，但最神圣的圣物，圣母面纱幸存。人们把这看作神恩，于是主教和司铎决定用什一税和地产财富重建。城市行会拿出大量收入，各地捐款涌来，教堂迅速重建。这里圣物、城市自豪、行会财富、主教权力、建筑技术结合在一起。没有圣母面纱这个神圣核心，未必能激发这么大工程；没有城市和行会经济，也建不起来。

沙特尔内部强调高度、尖拱、柳叶形窗、光。它高达一百二十英尺以上，尖拱不断把观看者目光引向天上。飞扶壁在外部支撑拱顶重量，所以墙面可以开大窗，彩色玻璃让光不再是普通白光，而是经过颜色过滤的神圣光辉。外部则有窗格、柱列、扶壁、滴水兽、雕塑。它像要把整个宇宙刻进石头里。

沙特尔南门尤其像一套视觉神学。门廊是从日常世界进入神圣空间的过渡点，既欢迎人，也震慑人。中央门是最后审判主题：基督站在柱间，脚下踩着恶魔；上方半圆形 tympanum 里，基督展示伤口，坐在圣母和施洗约翰之间；下面有得救者和受罚者，恶魔笑着迎接被诅咒者。教堂门口不只是装饰，它在 preaching，在讲道：进入之前，你先被提醒天堂、地狱、审判、圣人、德性、罪恶。

沙特尔还有 $143$ 扇巨大彩色玻璃窗，讲故事、发光、展示圣人。很多图像围绕圣母，因为教堂献给她并拥有她的圣物。南侧一扇窗展示圣母之死和升天。这里作者联系前面讲西多会时的 affective piety / 情感化虔敬：圣母身边哀悼者用衣角擦泪，邀请观看者参与悲伤。也就是说，哥特式不只是冷冰冰的神学秩序，也在制造情感共鸣。信徒站在地面就能看见这些图像，和图中人物一起哀悼、敬爱、畏惧、盼望。

玻璃窗的制作本身也是城市手工业和行会赞助的结果。那扇圣母之死窗底部画着鞋匠工作，说明它由鞋匠行会赞助。彩色玻璃不是“染色”出来的，而是在玻璃原料中加入不同金属并控制氧化来产生颜色。玻璃工匠买来彩色玻璃片，按设计切割，再用铜屑和磨碎玻璃制成的颜料画细节，高温烧成，最后用铅条焊接并固定进石框。这里哥特式教堂又一次显示出制度复合性：神学主题、圣母虔敬、行会捐献、玻璃贸易、工匠技术、城市财富，共同完成一扇窗。

到十三世纪中叶，哥特式传播到欧洲大部分地区，但各地差异很大。意大利的 San Francesco at Assisi / 阿西西圣方济各教堂 就是意大利哥特式例子。它有尖拱、肋拱和彩色玻璃，受法国哥特影响；但它不像沙特尔那样极端追求光和高度，而是强调墙面、壁画和均衡空间。法国哥特像把墙消解成玻璃和光；意大利哥特则保留墙，让墙成为绘画表面。阿西西圣方济各教堂后来的壁画，尤其与 Giotto 或其模仿者有关，说明意大利视觉文化会往叙事绘画方向发展。

所以这一节的主题，其实不是单纯“文化繁荣”。它在讲 制度化的身份。贵族通过骑士精神和宫廷文学制度化自己的身份；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通过行会制度化自己的身份；大学师生通过 universitas、特权、长袍、nation、课程制度化自己的身份；城市通过哥特式主教座堂制度化自己的共同体身份；农民通过货币租、集体买自由、村庄谈判制度化自己的身份。每个群体都在说：我们是谁，我们有什么规则，我们和别人有什么区别。

但每一种身份都带排斥。骑士文化把商人和农民排除在荣誉之外；行会把非成员、低级劳动者和多数女性排除在权利之外；大学排除女性，并要求 clerical status；城市公社压榨 contado 农民；哥特式主教座堂展示城市共同体骄傲，却也建立在乡村租税、行会收入和等级捐献上。这一节很少直接说“压迫”，但压迫在制度背面一直存在。

它也把“城镇”和“乡村”连得很紧。城市需要乡村粮食，控制 contado；乡村贵族需要城市现金和商人贷款；农民把租税货币化，进入市场；行会需要乡村原料，大学需要城市租房和酒馆，教堂需要工匠和捐献。城镇和乡村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互相拽着。城市越强，越要控制乡村；乡村越商品化，越进入城市经济；贵族越想维持骑士身份，越要靠地产账目、现金租金和城市贷款。

如果放到第六章的大框架里，这节的意思是：$1200$ 年前后，欧洲真正稳定下来的，不一定是国王和皇帝的雄心，而是这些社会制度。英格兰王权被《大宪章》限制，神圣罗马帝国碎裂，教会卷入各种战争，十字军多次偏航；但贵族宫廷文化、行会、大学、哥特式教堂、货币化租佃、城市公社和村庄共同体却持续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章末总结说，这个时代与其说是王朝的全盛，不如说是 elites 和 institutions 的全盛：贵族听爱情诗和英雄故事，富市民和主教建哥特式教堂，意大利城市保持公社独立，商人和工匠创造行会，领主和农民一起把劳役改成现金支付。

一句话说，这一节讲的是十三世纪前后欧洲社会如何在城市和乡村中生产新的文化身份和制度外壳。 骑士精神把贵族暴力美化成礼貌、爱情和虔敬；行会把城市劳动变成有等级、有规章、有排斥性的身份团体；大学把学习变成男性 clerics 的特权法人组织；哥特式教堂把城市财富、神学、光、玻璃、雕塑和行会捐献合成一座可见的天堂；乡村农民则在开垦、租金货币化和集体谈判中形成新的共同体意识。这个世界看起来越来越有秩序，但这种秩序里埋着很多冲突：性别排斥、城乡压榨、贵族债务、城市战争、大学特权、农民负担。下一世纪一旦危机来临，这些看似漂亮的制度就会开始承受压力。

Empires of land and mind (c.1250-c.1350)

The expansion of the Islamic world

这一节 THE EXPANSION OF THE ISLAMIC WORLD 可以译成 “伊斯兰世界的扩展”。但这里的“扩展”不是早期伊斯兰那种阿拉伯军队从半岛出发、一路征服叙利亚、埃及、波斯、西班牙的扩展，而是另一种更复杂的扩展：蒙古帝国的大部分逐渐伊斯兰化；埃及和叙利亚由马穆鲁克建立新的逊尼军事国家；马格里布和格拉纳达继续维持伊斯兰政权；撒哈拉以南的马里帝国进入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朝觐和学术网络。也就是说，到十三、十四世纪，伊斯兰世界不是只在中东和北非，而是横跨草原、伊朗、伊拉克、埃及、叙利亚、北非、西班牙南部、撒哈拉和西非。

这节开头紧接第七章总论：到 $1300$ 年，蒙古人已经建立历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到 $1350$ 年，这个帝国的大部分已经伊斯兰化。蒙古以西有马穆鲁克，他们也是伊斯兰政权；马格里布有穆瓦希德之后的伊斯兰继承王朝；撒哈拉以南则兴起马里帝国。Rosenwein 特别提醒，“Islamic” 是相对词：这些地区一直有不同信仰的人，伊斯兰本身也从来不是单一形态。但即便如此，到十四世纪中叶，东半球很大部分确实都以某种方式处在伊斯兰统治或伊斯兰文化网络之中。这个开头很重要，因为它避免把伊斯兰世界说成一个整齐、同质、单一的宗教帝国。更准确地说，它是许多政权、许多民族、许多宗派、许多贸易路线和许多地方习俗共同组成的巨大网络。

第一部分讲 The Mongols Conquer … and Settle Down，可以译成 “蒙古人征服……并定居下来”。标题里的省略号很有意思：蒙古人不是只“征服”，他们征服之后还要定居、管理、征税、组织交通、吸收工匠和专家。作者想破除一种太简单的印象：蒙古人当然非常暴力，屠城、迁徙人口、掠夺工匠、制造破坏地带，这些都是真的；但他们也建立秩序、保证相对和平、推动跨欧亚贸易和信息流动。蒙古帝国不是只有毁灭，它也是一个极其高效的军事—财政—交通机器。

蒙古征服的暴力规模很大。教材说，他们有时杀光城里所有人，形成“谋杀和混乱”的名声；他们常在被征服地周围制造破坏带，一方面方便军队通行，另一方面也给牲畜创造牧场。被征服地的年轻男子会被迫参军，成了所谓“箭矢饲料”，也就是消耗性兵源；但如果有经验的战士主动投降蒙古，也会受到欢迎。工匠，尤其武器匠和织工，会被迁走；医生、天文学家、占星家、官僚、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也会被吸收。这个地方显示得特别清楚：蒙古人征服城市，不只是抢金银，而是抢 manpower 和 expertise，也就是人力和技术。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帝国，根基是人力和税收。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蒙古帝国能从暴力征服转向相对稳定。它把被征服人口重新分类：能打仗的进军队，能做东西的进工坊，能算税写文书的进行政系统，能治病看星象的服务宫廷，普通人口交税。征服之后，蒙古不是把所有地区烧完就走，而是把地区嵌入一个贡赋、兵役、工匠生产和交通体系里。它很残酷，但也很制度化。

到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已经具有定居国家轮廓，并分成四大汗国。最西边是 Golden Horde / 金帐汗国，中心在伏尔加河下游。它一方面保留传统牧业，一方面建立城市、促进贸易。它向 Rus 诸侯要求精确计算的贡赋、军队和宗主权承认，但允许 Rus 精英保留相当自治。这里的政策非常现实：蒙古人不直接接管所有地方细节，而是让本地王公继续管本地，只要他们交贡、出兵、承认蒙古宗主权。

金帐汗国对东正教会也很宽容，甚至给予特权：教会免税，神职人员免兵役。于是很多年轻人涌向东正教神职，当然这里面虔敬和逃避兵役恐怕都掺着，真是非常人性。东正教会作为回报，也愿意支持蒙古统治。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对“蒙古统治下的 Rus” 的想象。蒙古人不是强迫 Rus 改宗，也不是彻底拆掉本地宗教结构。相反，他们利用宗教宽容来稳定统治。直到十五世纪蒙古力量衰退，北方 Rus 诸侯才开始建立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新国家，也就是后来俄罗斯的前身。

蒙古诸汗国的宗教选择也很复杂。金帐汗国起初并没有基督教化，而是后来选择与伊尔汗国兄弟保持认同，转向伊斯兰。伊尔汗国位于伊朗、伊拉克一带，本来是一个多宗教共存的政权：蒙古萨满信仰、基督教、伊斯兰、佛教、犹太教都存在。Ghazan Khan / 合赞汗 在 $1295$ 年即位后皈依伊斯兰，原因之一是他统治的多数人口本来就是穆斯林。他还和已经采用藏传佛教的中国蒙古政权划清界线。金帐汗国在 $1313$ 年跟进，察合台汗国在 $1330$ 年代也采用伊斯兰。这样，原本从伊斯兰世界外部冲进来的蒙古帝国，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伊斯兰世界吸收了。

这个变化有很强的历史反讽。蒙古人先摧毁了很多伊斯兰政权，甚至 $1258$ 年毁灭巴格达、杀死阿拔斯哈里发；可是不到一个世纪后，蒙古帝国相当一部分统治集团自己变成穆斯林。征服者改变被征服者，被征服者也改变征服者。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在这里不是靠穆斯林军队征服蒙古，而是靠人口结构、行政需要、城市文化、贸易网络和统治合法性慢慢把蒙古贵族拉进伊斯兰。

接下来是所谓 Mongol exchange / 蒙古交流。历史学家 Marie Favereau 把它类比为后来“哥伦布交流”那样的跨洲联系。蒙古帝国的核心，是让东西流动：商品、礼物、银本位货币、身份象征、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商人、传教士，都在更大范围内移动。蒙古可汗需要通过赏赐和礼物展示慷慨，精英需要丝绸、华服、音乐家、瓷器、武器作为身份标志，于是贸易和礼物流动变成政治秩序的一部分。

这里最关键的不是“蒙古人喜欢奢侈品”，而是他们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欧亚通道。意大利 Polo 兄弟能够去中国贸易，方济各会传教士能够在中国建立教会、设置主教和大主教，都和蒙古提供的道路、安全、驿站、通行证制度有关。教材甚至说，蒙古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欧洲人后来对探险、异域商品和传教机会的兴趣，最终通向欧洲人所谓“发现”美洲。这个说法不是说蒙古人直接导致哥伦布，而是说欧亚联系的尺度被拉大了。欧洲人第一次更实际地感到，世界很大，而且可以通过商路、外交、传教进入。

第二大部分是 African Connections / 非洲联系。这个标题把我们从蒙古草原和伊朗、Rus 一下子带到埃及、北非、格拉纳达和马里。Rosenwein 想说明：伊斯兰世界扩张不是只有东方蒙古伊斯兰化，也有非洲—地中海—撒哈拉网络的扩展。

先讲 Mamluks / 马穆鲁克。上一章已经说，马穆鲁克在 $1260$ 年 Ain Jalut / 艾因贾鲁特 阻止蒙古继续向叙利亚扩张。这里教材进一步解释，他们原本是奴隶身份出身的训练战士，在阿尤布王朝时期服务军队和政府；击败蒙古以后，他们建立了持续到 $1517$ 年的马穆鲁克苏丹国。马穆鲁克的政治形态很特殊：它不是普通世袭王朝，而是军事国家。理论上，马穆鲁克的儿子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或头衔，所以军队必须不断从草原输入新的马穆鲁克。

这点非常有意思。马穆鲁克国家故意不让本地化、家族化太快。一个普通王朝最大问题是统治集团会变成世袭贵族，几代以后腐化、地方化、亲族化；马穆鲁克体系则不断从外部补充军事奴隶，把他们训练成职业军人，让他们住在军营里，遵守军事规范，生活由训练和军事演习支配。它有点像一个永久运转的军校国家。统治者不是血统家族，而是一代代通过奴隶购买、训练、解放、升迁形成的军事集团。

当然，这种制度也有矛盾。马穆鲁克与一般人口相当隔离，却又要统治埃及和叙利亚这样高度城市化、多宗教、多经济网络的地区。他们保护最后的阿拔斯哈里发，让其住在开罗，作为象征性宗教合法性来源。这个哈里发没有实际权力，但象征仍重要：马穆鲁克作为军人统治者，需要逊尼正统的外衣。他们一方面是非常军事化的外来精英，一方面又赞助艺术、建筑、学术，并容忍苏丹国内多种宗教。这又是中世纪统治的经典组合：军营很硬，城市很复杂；刀剑夺权，文化维持尊严。

马穆鲁克以西，是马格里布沿岸各种部落王朝，比如 Marinids / 马林王朝 和 Hafsids / 哈夫斯王朝。它们不像马穆鲁克那样形成一个超强中心，但它们守着一张“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这个比喻很准：北非沿岸连接着地中海港口、撒哈拉商路、西非黄金、奴隶、盐、纺织品、学者和朝觐者。马格里布诸王朝的意义，不只是各自在地图上占一块颜色，而是保证这些路线继续运转。

再往北一点，在欧洲境内，还有最后的穆斯林西班牙：Granada / 格拉纳达，由 Nasrids / 纳斯尔王朝 控制。它的国土很小，几乎像基督教王国夹缝中的残余。但越小，越要把文化做得辉煌。纳斯尔王朝的维齐尔是诗人，宫廷鼓励医学和神学研究，尤其重视建筑。Alhambra / 阿尔罕布拉宫 原本是九世纪城堡，纳斯尔人把它扩展成宫殿群。它既是防御工事，也是统治审美，也是宇宙模型。

Comares Palace / 科马雷斯宫 的接见大厅最能说明这一点。它不仅要让来访者惊叹，也要教育他们。墙上和天花板上的铭文引用《古兰经》和诗句，让客人思考神圣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关系。抽象、重复的装饰图案暗示无限。天花板用大量彩色木片拼成星爆图案，象征七重天；光线从彩窗进入，几何花纹投到地上，与瓷砖和灰泥装饰互相呼应。这里没有人像叙事，却通过文字、几何、光、色彩和无限重复制造出宇宙感。教材说阿尔罕布拉像一个 miniature empire，一个微型帝国，试图把天与地压缩进一座建筑中。这个判断很漂亮：格拉纳达政治上很小，但它用建筑制造一种超越小国现实的帝国想象。

最后是 The Empire of Mali / 马里帝国。这一部分很重要，因为它把“伊斯兰世界”真正扩展到撒哈拉以南。马里从十三世纪中叶持续到十五世纪初，范围巨大，从大西洋到廷巴克图及更远。它的起源主要保存在 Sunjata / 松迪亚塔史诗 中，由 Mande 吟游诗人传唱了几个世纪，直到十七世纪才第一次写下来，而且至今仍会根据不同诗人的传统而变化。Rosenwein 特别强调，这是一种和此前本书使用的书面文献、物质遗存很不同的史料。它不是固定文本，而是活的口述传统。

这就带来一个史学问题：我们怎么用口述史诗理解政治起源？Sunjata 史诗当然不等同于现代档案，但它能告诉我们马里对 Mande 人意味着什么。史诗讲两个强者的对抗：Soso 的暴君 Sumaworo Kanté 和南方 Konfara 的英雄 Sunjata Keita。书面资料支持其中的核心叙事：马里兴起代表文化中心从 Sahel，也就是 Soso 一带，转向 Sudanese savanna，尤其 Buré 附近金矿区域。也就是说，马里不是简单“又一个王国”，而是西非政治文化中心重新移动的结果。

史诗还显示更深层社会变化。政治权力逐渐被男性化；社会中形成复杂的氏族、 caste、身份群体；猎人获得新的威望，因为他们懂武器，给共同体提供肉，又与森林精灵保持联系。这里尤其重要：马里虽然是伊斯兰帝国，但本地精灵、魔力、猎人身份、土著信仰并没有消失，而是和西非形式的伊斯兰融合。Rosenwein 的一句话很关键：spirits、magical powers 和其他 indigenous beliefs 很容易与 West African forms of Islam 混合。也就是说，伊斯兰在马里不是简单复制开罗、马格里布或巴格达的形式，而是在西非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中重新生长。

Plate 7.3 的 Rao Pectoral / Rao 胸饰 就是这种联系的物质证据。它是约 $1300$ 年的巨大黄金吊坠，发现于今天塞内加尔 Rao/Nguiguela 一个年轻男子墓中，墓里还有大量金、银、铜制珍贵物品。它的装饰采用精细金丝、同心圆和凸起宝石式设计，受到阿拉伯纹样影响，这种纹样也可见于阿尔罕布拉、库图比亚清真寺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但它几乎肯定是在西非制造的。这个物件特别好，因为它让“伊斯兰世界扩张”变得可摸：不是抽象信仰扩张，而是一件西非制作的黄金物品吸收了地中海—伊斯兰装饰语言。它属于马里控制下的高等级人物，背后是塞内加尔河沿岸砂金控制、财富、声望和权力。

马里当然是伊斯兰的。许多来自马里的朝觐者会经开罗前往麦加，靠奴隶和金粉支付旅费。最有名的是 Mansa Musa / 曼萨·穆萨，他在 $1324$ 年到达开罗，据说带着可能多达十五吨黄金的骆驼队。他的购买、馈赠和施舍豪阔到让埃及金价多年低迷。这个故事常被讲成“世界首富曼萨·穆萨”的传奇，但在教材这里，它的意义更具体：马里已经完全进入伊斯兰世界的朝觐、外交、贸易和声望网络。一个西非国王能通过朝觐在开罗制造经济波动，本身就说明西非不是世界边缘，而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财富源。

曼萨·穆萨的外交不仅面向麦加，也面向马格里布。马里商人继续经营跨撒哈拉贸易，马里学者到马格里布学习神学，再回到廷巴克图等中心。廷巴克图也吸引来自马格里布和埃及的学者。于是西非、北非、埃及、麦加之间形成一条学术和宗教循环：黄金与奴隶向北流动，书籍、法学、神学训练、朝觐声望向南流动。本地信仰与伊斯兰法学并存，黄金经济与朝觐虔敬交织，政治权力与学术中心一起成长。

这节如果整体看，真正的主题不是“伊斯兰又征服了哪里”，而是 伊斯兰世界的多方向扩展和再组织。

东方，蒙古人先以外部征服者身份摧毁旧秩序，后来自己的诸汗国大多伊斯兰化。这里的扩展是文化和人口吸收：被征服地区的穆斯林多数人口、行政传统和城市文化反过来改变了蒙古统治者。

中部，马穆鲁克在埃及和叙利亚建立逊尼军事国家，挡住蒙古，保存开罗作为阿拔斯象征哈里发所在，并继续赞助学术、建筑和多宗教社会。这里的扩展是军事国家的稳定化：奴隶出身战士变成伊斯兰中东的保护者。

西部，马格里布王朝和纳斯尔格拉纳达在贸易和文化上继续繁荣。格拉纳达政治很小，却用阿尔罕布拉制造惊人的神圣—世俗权力美学。这里的扩展不是领土扩张，而是文化压缩和审美极致化：小国家用建筑构造“大宇宙”。

南方，马里把撒哈拉以南的黄金、口述传统、本地精灵信仰、Mande 社会结构、朝觐、奴隶贸易、马格里布神学和廷巴克图学术中心接入伊斯兰世界。这里的扩展最能挑战“伊斯兰世界=中东”的想象。马里不是附属边缘，而是黄金、朝觐、学术和跨撒哈拉贸易的核心节点。

所以这节非常适合用来理解 Rosenwein 对“世界史”的写法。她不把世界写成欧洲中心，也不把伊斯兰世界写成单一文明块。她让蒙古驿站、Rus 东正教、合赞汗皈依、马穆鲁克军营、阿尔罕布拉铭文、马里口述史诗、Rao 黄金胸饰、曼萨·穆萨的朝觐，全部进入同一个画面。这个画面的中心不是某一个首都，而是网络：陆路、海路、沙漠商路、朝觐路线、学术路线、贡赋路线、艺术风格传播路线。

一句话说，THE EXPANSION OF THE ISLAMIC WORLD 讲的是十三、十四世纪伊斯兰世界如何从传统中东—北非核心，扩展为一个横跨蒙古草原、伊朗伊拉克、埃及叙利亚、马格里布、格拉纳达、撒哈拉和马里的巨大多中心网络。 这个世界不统一，也不纯粹；它有蒙古可汗、马穆鲁克军人、柏柏尔王朝、纳斯尔诗人、Mande 吟游诗人、西非猎人和朝觐国王。但正因为它这么不纯粹，它才真正广阔。

The elasticity and rigidity of Europe

这一节 THE ELASTICITY AND RIGIDITY OF EUROPE，可以译成 “欧洲的弹性与僵硬”，也可以译成 “欧洲的可伸缩性与刚性”。标题非常关键，因为 Rosenwein 不是单纯说十三、十四世纪欧洲“繁荣”或“危机”，而是说它同时表现出两种相反能力。

所谓 elasticity / 弹性，是指欧洲社会很会适应新形势：蒙古帝国打开欧亚交通后，欧洲商人迅速进入新贸易网络；大西洋航路兴起后，热那亚、威尼斯、马略卡、加泰罗尼亚商人立刻调整方向；城市变大以后，行会、公社、议会、代表会议、大学、经院神学、俗语文学、新音乐记谱、新绘画风格都发展出来。欧洲制度很会变形，很会吸收机会，很会把新财富、新知识、新政治需求包进自己的框架里。

所谓 rigidity / 僵硬，则是指欧洲社会也越来越不容忍差异。越是富裕、城市化、制度化，它越想“净化”自己，越想规定谁是正常人、谁是不洁者、谁该被标记、谁该被驱逐、谁该被审讯。犹太人、麻风病人、乞丐、异端、性别/性行为不合规范者，都被卷进一种越来越强的排斥机器里。Rosenwein 这一节最狠的地方就在这里：欧洲的制度不是一边进步一边宽容，而是一边更聪明、更富、更会组织，一边更会分类、更会迫害、更会把人赶出共同体。

先看 Expanding Horizons / 扩大的视野。蒙古交流打开了新贸易机会，欧洲人迅速利用。拜占庭人虽然在 $1261$ 年收复君士坦丁堡，但真正从贸易机会中获利的反而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它们保留在拜占庭城市中的特权，控制大量经过拜占庭港口的贸易。这个细节很重要：拜占庭政治上收复了首都，经济上却被意大利海商城市掐住了。帝国回来了，但港口利润未必回到帝国手里。

欧洲西岸也在发生一个更长远的变化：Atlantic / 大西洋 开始变得熟悉。早期走大西洋的是热那亚企业家的桨帆船，它们从地中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沿西班牙海岸停靠贸易，再北上英格兰和法国北部。之后马略卡、威尼斯也加入。威尼斯甚至用国家赞助的大型桨帆船进行大西洋航行。后来更高效的帆船发展出来，大西洋路线逐渐取代地中海与北方欧洲之间的一些旧陆路和河流路线。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未来近代欧洲大西洋转向的早期影子，不过在此时它还只是地中海商人把触手伸向北方。

与此同时，欧洲和北非的贸易非常重要。热那亚在马格里布主要港口设立据点，甚至沿大西洋海岸向南到今天摩洛哥的 Safi；比萨扎根突尼斯；加泰罗尼亚和马略卡在北非贸易中崛起。意大利城市把北欧商品带到南方，也出售自己的产品，比如威尼斯的盐和玻璃、比萨的铁，换取非洲棉布、亚麻、香料、奴隶，尤其是黄金。这里要抓住一点：十三世纪欧洲货币和商业复兴，很大程度依赖非洲黄金。所谓“欧洲经济繁荣”，背后不是欧洲自给自足，而是北非、西非、撒哈拉、地中海共同构成的贸易体系。

北方则有 Hanseatic League / 汉萨同盟。它建立在北方十字军之后，德国商人跟着基督教骑士进入波罗的海区域，在但泽、里加、雷瓦尔等城市贸易。吕贝克是中心。汉萨不像热那亚和比萨那样彼此斗得光彩夺目，它比较朴素，卖的是沥青、焦油、木材、毛皮、鲱鱼这些东西。但它非常有效。汉萨同盟通过法律约定城市之间互相保护，不接纳被别的城市驱逐的罪犯，不帮助围攻成员城市的领主。它像一张商人城市的共同安全网。南方是香料、黄金、奴隶和奢侈品，北方是木材、鱼、毛皮和海上安全；两者都在把欧洲变成一个更连通的经济空间。

城市也在增长。到 $1200$ 年，前工业欧洲大多数城市已经存在；到 $1300$ 年，道路网把小城镇也接入贸易。香槟集市这类旧贸易中心开始衰退，从商品市场转向金融清算地；但整体上城市繁荣。农村人口增长不断把移民送进城市。威尼斯和伦敦大概各有十万人，巴黎可能达到二十万人。城市变大带来财富，也带来穷人、病人、失业者、乞丐、妓女。富人和王公建立济贫院、医院、孤儿院、悔罪妓女收容所，但这些机构远远不够。巴黎可能有两万乞丐。城市繁荣不是一张明亮图画，它也制造新的贫困可见性。

然后是 New Money / 新货币。普通工人用银便士领工资，银矿和铸币厂增多。过去小作坊式铸币变成由逐利企业家经营的铸币工厂。统治者也借货币加强权力，因为控制铸币就等于控制一片区域的经济语言。大额交易需要比便士更大的货币，于是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叶，大银币出现。威尼斯在总督 Enrico Dandolo 时铸造 grossi，用来支付第四次十字军的费用；热那亚等城市很快跟进。再往后，金币也重新进入欧洲。金币在伊斯兰世界早就常见，但欧洲主要只在西西里、西班牙等接近伊斯兰世界的地方使用。十三世纪中叶，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开始铸金币。黄金大多来自西非，另一些来自匈牙利新矿。这里又一次说明：欧洲商业金融的“成熟”，离不开非洲和中东世界。

但商业化越强，城市内部冲突越大。Flanders / 佛兰德 是典型。它依靠大批工人制造羊毛纺织品，城市政府却由富商家族，即 patricians，长期把持。十三世纪七十年代，英格兰对佛兰德实施羊毛禁运，失业工人罢工，要求参与城市政府。多数起义收效有限，但十四世纪初法国王和佛兰德伯爵战争时，支持伯爵的工人在 Courtrai / 库尔特雷战役 中击败法军；此后工匠至少部分取代亲法的富商家族，佛兰德城市政府变得相当包容。

北意大利城市也类似，但更复杂。那里有 Guelfs / 圭尔夫派 和 Ghibellines / 吉伯林派，名义上一个亲教皇，一个亲皇帝，但很多时候只是地方斗争的旗号。十三世纪后期，城市下层要求参与治理，形成 popolo / 人民派。这里的 popolo 不是所有穷人，而是由手工业和商业行会成员、堂区共同体成员，甚至部分精英组成的联盟。它像城市内部的“替代公社”，有誓约、有武装、有政治要求，尤其关心税收问题。

Piacenza 的例子很生动。原本公社由贵族支配，后来 popolo 获得一半官职，并和贵族共同参与选举 podestà，即短期执政官。但冲突持续。粮食短缺时，人们发现谷物被运走或被外地人收购，甚至 podestà 因为来自 Parma 而偏向自己家乡。于是 popolo 起义。最后 Alberto Scotti 这样的强人上台，获得“公社、商人、行会和全体 popolo 的保卫者和治理者”之类头衔。换句话说，公社运动、人民派运动，最后常常走向 signoria / 领主统治：一个家族控制城市，用压制换秩序。意大利城市从公社到 popolo，再到 signore 的过程，很像自由政治被内部冲突磨损以后，大家接受一个强人来“稳定局面”。听起来一点也不陌生，甚至有点过分不陌生。

接下来是这一节最阴暗的 Xenophobia / 排外与惧外。Rosenwein 说，欧洲人在城市冲突中并不重视多声部共存。佛兰德某种程度上化解了城市冲突，意大利则以 signori 压下冲突；但无论哪一种，都没有真正珍视 pluralism。相反，欧洲人越来越想清除“污染物”：犹太人、麻风病人、异端、性别与性行为不合规范者。作者引用 Geraldine Heng 的看法，说十二、十三世纪这些迫害可以被直接称为 racist。这里非常锋利，因为传统史学常区分“中世纪反犹教义”和“现代反犹种族主义”，但 Heng 认为这种区别不能掩盖中世纪迫害已经用身体标记、群体污名、遗传/共同体污染想象来制造类似种族化效果。

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糟。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要求犹太人佩戴可见身份标记，理由是避免犹太人与基督徒发生性关系。这个要求本身反而说明，当时犹太人和基督徒住在同一街区，穿得差不多，说同样俗语，常常一起工作。正因为日常生活混杂，精英才焦虑，才要用服饰标记把差异硬生生做出来。到十三世纪，许多基督徒把犹太人看成共同体健康的威胁，甚至看成魔鬼的生物。所谓 ritual murder 和 blood libel 的神话开始流行，即指控犹太人仪式性杀害基督教儿童，甚至用血参与逾越节仪式。荒谬但杀伤力极强。英格兰亨利三世沉重征税，城市驱逐犹太人；爱德华一世在 $1290$ 年将犹太人逐出英格兰。法国也类似，Blois 在 $1171$ 年处死三十二名犹太成年人，Philip II 驱逐法兰西岛犹太人，Louis IX 焚烧《塔木德》，Philip IV 在 $1306$ 年驱逐全法国犹太人，可能有十二万五千名犹太人成为难民。

这里有一个经济问题也被作者重新解释。传统上常说犹太人是放贷者，因为基督徒被禁止高利贷，所以犹太人被迫做这个职业。但 Julie Mell 认为，至少在英格兰材料中，很少犹太人富到能成为职业放贷者；“犹太高利贷者”这个标签更多是污名，不是经济描述。这个点很关键：迫害者常常先制造一个“他们靠某种污秽职业伤害我们”的形象，再利用这个形象正当化剥夺。到 $1290$ 年英格兰驱逐犹太人时，很多犹太人其实已经穷得没有什么可抢了，但污名仍然有效。

麻风病人和乞丐也处在暧昧位置。$1321$ 年法国南部出现针对麻风病人的攻击，传言说他们阴谋毒害王国井水、泉水、河流。麻风病人被拷打、逼供、烧死，犹太人和穆斯林很快也被牵连进阴谋叙事。传统解释强调麻风病人被视为罪与传染的象征，被迫拿响板提醒人们远离，住在城外 leprosaries 中。但新研究更复杂：麻风病人并非总是绝对弃民。耶路撒冷国王 Baldwin IV 从儿童时患麻风病，却仍统治到二十三岁去世；麻风病人的响板也可能不是赶人，而是召唤施舍者靠近；麻风院靠近城门，是为了吸引朝圣者和旅人的慈善。圣方济各还亲吻麻风病人。所以麻风病人既被厌恶，又被怜悯；既是污染想象的对象，也是慈善和圣洁实践的对象。乞丐也类似。托钵修士自愿乞讨被认为是最高宗教生活，但城市中大量非自愿乞丐又被视为问题，甚至有人要求驱逐。

异端受到的清洗最系统。十三世纪以后，Inquisition / 宗教裁判 发展起来，延续并扩大了阿尔比十字军的工作。审判者到一个地区，先讲道，召唤异端自首，给宽限期，然后传唤嫌疑人和证人。证词可以非常日常，比如邻居说某人十二年没见他领圣餐，这就很严重。因为基督徒共同体的正常行为被制度化以后，不参加圣餐、不做“忠诚信徒该做的事”就变成可疑标记。宗教裁判使用囚禁、身体和精神折磨逼供，再判刑。Bernard Gui 在 Languedoc 任裁判官期间给出 $633$ 项惩罚，近半是继续监禁，少数是朝圣，四十一人被活活烧死。很多前异端还被迫在衣服上缝十字，像犹太人佩戴标记一样，只不过羞辱符号不同。

然后是 sexualities / 性与性别规范。作者提醒，只有从 $1970$ 年代以来，历史学家才开始把变异性行为和性别表现作为中世纪被迫害类别来研究。教会官方立场极狭窄：只有婚内男女之间、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才被承认为正当；其他性行为都可能被视为罪。查士丁尼法律把所谓“违反自然之罪”说成会引发上帝对整个共同体的愤怒，比如洪水、瘟疫、饥荒。Burchard of Worms 这类教士规定各种性罪的补赎。格里高利改革以后，神父婚姻被严格禁止，神父贞洁被塑造成其权力和德性的基础。

但这不是唯一现实。中世纪文学和生活中有大量越界现象。游吟诗人歌唱偷来的吻，兰斯洛特爱上亚瑟王后 Guinevere，Tribolet 玩弄代词，把“所爱之人”写成阳性。圣 Marina 进入男修道院，作为修士生活一生，死后才被发现有“女性身体”，但仍被尊为圣人，只是被归为女性圣徒。作者那句 “There was no escaping one’s birth sex” 很冷：即使一生以男性方式生活，死后制度仍把出生性别重新盖上去。

也有更残酷的例子。Arnaud of Verniolle 被指控异端和 sodomy，证人多是年轻男性、学生，材料暗示可能存在某种大学同性亚文化；他被酷刑、囚禁，最后判终身铁链、严牢、面包和水。Rolandina Roncaglia 生来有男性生殖器，但多年以女性身份生活并与男性发生性交易；威尼斯法官拒绝承认她的性别变化，以“男性”身份把她按 sodomitic sin 烧死。这里的重点不是给中世纪套现代身份标签，而是看到：教会和城市法庭越来越把身体、性行为、性别表现和共同体纯洁联系起来。所谓刚性，不只在宗教身份，也在身体规范。

之后转入 Strengthened Monarchs and Their Adaptations / 强化的君主及其适应。作者先指出，世俗政府当然关心道德，但更关心钱、人口控制和权力。驱逐犹太人意味着没收财产、收回债务，同时展示虔诚形象；烧死麻风病人可以夺取麻风院资产；惩罚异端和所谓性犯罪者，财产也会落入世俗权力手中。所谓纯洁政治和财政利益总是纠缠，圣洁话语背后常有账本在翻页，翻得还挺响。

但统治者也不是只会镇压。他们学会利用新兴群体，尤其通过 parliaments / 议会、代表会议 获取支持。十三世纪，欧洲各地从西班牙、英格兰到匈牙利、波兰，统治者都召集类似议会的正式大会。它们起源于国王和强人临时咨询大贵族的会议，后来制度化为庄严集会。传统社会分为三等：祈祷者、作战者、劳动者，也就是 clergy、nobles、commons。不过实际召集的不是每一等所有人，而是有权有势的人：主教、大贵族、重要城镇代表。国王主要要的是支持政策和同意税收。

西班牙 cortes / 科尔特斯 是最早的代表会议之一。再征服推动基督徒南迁，新征服城市迅速繁荣，城市统治者常是 caballeros villanos / 城市骑士，富到能骑马作战，也垄断市政职位。Castile-León 的 Alfonso X 在 $1258$ 年召开 Valladolid cortes，召集大主教、主教、大贵族和城镇“好人”。城镇代表事实上占多数。对国王来说，定期召集 cortes 很实用：让城市同意新法律和新税。这里可以看出，代表制度不是从“民主理想”生出来，而是从财政和统治协商中长出来。

神圣罗马帝国的情况不同。$1356$ 年 Golden Bull / 金玺诏书 一方面使帝国选举摆脱教皇干预，另一方面又让皇帝依赖德意志诸侯。七位选侯获得正式选皇帝权，投票顺序、仪式、职位都被详细规定。帝国中央层级反而变弱，地方更重要。地方统治者必须处理两个上升群体：城市人和 ministerials / 侍从贵族。ministerials 法律上原是农奴，但他们为领主征税、审判、打仗，职责荣誉很高，财富也高。到 $1300$ 年，他们除了婚姻需领主许可外，几乎已经是贵族。他们在波罗的海殖民中变成大地主、城堡主人和城市控制者，成为领地诸侯的制衡力量。比如下巴伐利亚 $1311$ 年，贵族、神职人员和城市人一起给公爵批准税收，但要求承认集体权利，这像一份“巴伐利亚大宪章”。

英格兰议会的发展则与《大宪章》有关。亨利三世幼年时由少数男爵、专业行政官和教皇使节组成的委员会执政，形成男爵参与政府的先例。亨利成年后因战争、债务、宠信外来 Lusignan 亲族和拖延改革，激怒男爵与 commons。$1258$ 年牛津会议迫使他遣散外国顾问，接受十五人委员会。后来内战爆发，Simon de Montfort 在 Lewes 战役后成为事实统治者。他召集议会时纳入 knights of the shire / 郡骑士，后来又纳入城镇代表，即 commons。Simon 很快失败，但代表政府的形式出现了。爱德华一世时期，因法国、威尔士、苏格兰战争急需钱，议会相当定期召开。英格兰议会的出现不是单纯王权恩赐，也不是单纯男爵胜利，而是王权财政需求、男爵反抗、乡绅和城市人上升三者交错的结果。

法国不同。Louis IX 是改革型国王，虔敬、自律、关心正义，也迫害犹太人和异端。他亲自在 Vincennes 森林橡树下审案的形象很有名，但真正重要的是行政改革：越来越多案件由专业法官在 Parlement / 巴黎高等法院 处理。注意这和 English Parliament 不同，法国 Parlement 是王室司法机构，不是代表会议。法国真正召集 estates，是 Philip IV the Fair 对抗教皇 Boniface VIII 时，为了宣传和获取支持，在 $1302$ 年召集神职、贵族、城镇代表。$1308$ 年他又召集会议支持他迫害圣殿骑士、没收财富。法国 estates 后来断续存在，但不像英格兰议会那样稳定嵌入政治身体。

东中欧则像万花筒，蒙古入侵之后碎片重新排列。匈牙利 Bela IV 抱怨蒙古把王国变成荒漠，但真正威胁后来来自本国贵族，他们开始像十世纪法国城堡领主一样修自己的城堡。后来他们选 Angevin 家族的 Charles Robert 为王，匈牙利国土大，但国王直接控制区域小。保加利亚从拜占庭独立后建立第二帝国，君主称 tsar，想与拜占庭竞争；蒙古入侵和邻国侵蚀削弱它，boyars 也割据。波兰在蒙古后被骑士分割，但教会支持王权，后来 Przemysł II 被加冕为王，Casimir III the Great 提出 “one prince, one law, one coinage”，努力中央化。立陶宛几乎是最后抗拒基督教军事传教压力的大国，Gediminas 一边和天主教、东正教传教士周旋，一边鼓励商人进入，一边扩张到 Rus 地区；后来 Jogaila 娶波兰女继承人，皈依罗马天主教，建立波兰—立陶宛联合。波希米亚则凭借德国、佛兰德移民和银矿崛起，Charles IV 甚至成为神圣罗马皇帝。东中欧各政体逐渐像西欧国家：成文法、行政文书、贵族地主、城堡领主、市场经济、特许状、代表制度、大学。布拉格 $1348$、克拉科夫 $1364$、维也纳 $1365$ 相继建大学，象征西欧制度东移。

然后是 The Western Church: Militant, Humiliated, and Revamped / 西方教会：好战、受辱、重组。约 $1300$ 年，法国王 Philip the Fair 和教皇 Boniface VIII 冲突。表面上还是中世纪老问题：教皇与国王谁更高。但到这时局势已经变了，国王比教皇更强。冲突最初是神职人员税收。Philip 和英王 Edward I 都需要钱打仗，向神职人员征税，Boniface 威胁绝罚交税神职和征税国王。两王很快迫使他退让。$1301$ 年，Philip 又以叛国罪逮捕南法一名主教，测试自己司法权。Boniface 回应《Unam sanctam》，宣称每个人若要得救，必须服从罗马教皇。Philip 则召集法兰西 estates 操纵舆论，并派人闯入 Anagni 教皇宫殿，想把教皇押到法国受审。虽然当地人赶走了这些人，Boniface 很快去世。教皇权威从此不一样了。

$1309$ 年，教皇因罗马内乱迁到 Avignon，一待就是到 $1377$。一方面，Avignon papacy 变得更有效率：财政规整，收入稳定，对教职任命和圣俸分配控制更强，成为圣徒认证的最高裁判，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成为其全球传教和净化基督教社会的“步兵”。另一方面，它被同时代人嘲讽为法国王权阴影下的教廷。Petrarch 称之为 “Babylonian Captivity / 巴比伦之囚”。教皇一边行政更强，一边普世领导形象更弱。它越来越承认世俗国家有权管理内部事务。教会还在世界中，但已经不再能像 Innocent III 时代那样自信地站在世界之上。

然而平信徒宗教热情并未减弱。圣餐变质说使基督教成为更强的“身体宗教”：弥撒饼的身体，领受者的身体，以及共同庆祝 Corpus Christi，即基督圣体节的信徒身体。低地国家的 Juliana of Mont Cornillon 宣称基督要专门一天庆祝他的身体和血，后来被教皇推广为普世节日。城市举行游行，兄弟会围绕基督圣体组织慈善，把临终圣餐送给垂死者，戏剧、圣杯装饰、圣体图像都发展起来。圣母虔敬也更强。Books of Hours / 时祷书，尤其面向平信徒女性，包含圣母时辰祷文，让人在家中按一天八个固定时刻祈祷。宗教生活不只在教堂，也进入家庭、私人阅读和个人虔敬。

Purgatory / 炼狱 在 $1274$ 年成为教义后，私人宗教实践进一步增长。活人为死者做弥撒和祈祷，可以缩短死者灵魂在炼狱中的痛苦。富裕家庭开始捐建私人礼拜堂，请人给家族成员做弥撒；高阶神职和平信徒精英要求葬在教堂内部，而不是外面墓地，用墓像提醒活人为他们祈祷。这里宗教、家庭记忆、财富、建筑空间完全缠在一起。救赎可以被家庭化、地点化、持续化：我的家族、我的礼拜堂、我的墓像、我的弥撒。

接着是 Scholasticism / 经院哲学。平信徒虔敬和识字率上升并行。城市商人和工匠需要基本读写记账，也越来越拥有宗教书。修士，尤其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进入大学，成为重要学者。Thomas Aquinas 和 Bonaventure 是代表。Thomas 的 summae 被作者称为“思想帝国”：用逻辑调和信仰与理性，处理亚里士多德、教父、圣经、神学矛盾。他的《神学大全》像神学课本，主题是人如何从罪中返回上帝。人会爱很多东西，因为“善”是爱的对象；问题在于人常把短暂或错误的东西当作善。真正的归途，是学会爱最高善，也就是上帝。

Bonaventure 则更奥古斯丁式，强调人的心智接受上帝光照。Franciscan Peter Olivi 甚至定义了 capital / 资本：有潜力产生更多财富的财富。他希望商人在告解时能理解商业活动与罪之间的关系。这一点非常有趣，因为经院神学不是脱离现实的空谈，它要回答商人、神父、平信徒的实际问题。Meister Eckhart 把大学拉丁抽象思想转化成德语街头语言，创造新词表达神秘联合。

但这些“思想帝国”也很脆。Duns Scotus 怀疑人类理性能否自然达到神圣真理，强调只有上帝选择光照时才可能。William of Ockham 进一步缩小理性范围，认为理性适合处理人间和世俗事物。这意味着 Thomas 那种信仰与理性宏大和谐开始松动。十四世纪学者越来越关注货币、政府、空间、时间、运动等人间制度和抽象问题。也就是说，理性没有消失，而是从通向上帝的阶梯，越来越变成分析世界的工具。

然后是 Harmony and Dissonance in Writing, Music, and Art / 写作、音乐、艺术中的和谐与不协和。Dante 的《神曲》把经院宇宙秩序、神秘追求和游吟诗人的爱情经验合在一起。它写地狱、炼狱、天堂，但又扎根现实，地狱中的人都是有故事的具体人。Francesca da Rimini 和 Paolo 因读兰斯洛特故事而相爱，被放进地狱；问题不是爱本身，而是不正当之爱。正确的爱能通向天堂，错误的爱则把人拖入地狱。《神曲》就是灵魂在爱的强光中寻找上帝的寓言。

其他俗语文学也在调和此世和彼世。《圣杯探索》把亚瑟王骑士冒险变成圣餐变质和见神奇迹的寓言。《玫瑰传奇》把爱情追求写成各种拟人观念的辩论，羞耻、理性、节制等轮番阻拦恋人。俗语文学不只是娱乐，也吸收了经院辩论、宗教象征、宫廷爱情和心理分析。

音乐方面，motet / 经文歌 是十三世纪巴黎最典型形式。它把圣与俗、拉丁与俗语、多声部旋律混合起来。最低声部通常来自教会礼仪的一两个词，其他声部同时唱不同文本和旋律，可能是法语爱情哀歌、世俗片段和宗教语句同时进行。Le premier jor de mai 这样的作品中，一声部唱五月第一日的欢快创作，另一声部讲果园少女，第三声部唱“没有你我不能忍受”，最低声部只唱 liturgical 的 Justus。它在音乐上把世界的不协调变成和声。Franco of Cologne 的可量音乐理论用不同音符形状表示时值，成为现代记谱基础之一。音乐也在变得更精密、更灵活。

艺术上，城市精英成为新赞助人。巴黎富商想要插图法律书和骑士传奇，富学生想要插图圣经，教士要礼仪书，王室要奢华圣经、诗篇、时祷书，贵族也要模仿王室。旧式修道院抄经室让位给城市专业作坊：有人做墨水、金箔、羊皮纸，有人抄写，有人绘图，有人装订。书籍生产被分工化、商业化。Giotto 则在绘画中发展体积、重量、空间和情感强度。他为 Padua 富人 Scrovegni 的私人礼拜堂画壁画，用一系列类似现代漫画分镜的场景叙述救赎史。《哀悼基督》中，马利亚抱着儿子头，抹大拉的马利亚抱着脚，众人哀伤，连天使也痛哭。这里的身体、空间和情感非常强烈，神圣故事被画成可感的、人间的悲痛。

最后是 An Age of Scarcity? / 匮乏时代？。Giotto 创作不久后，欧洲遭遇 Great Famine / 大饥荒，$1315$-$1322$。传统解释强调人口太多、粮食生产下降、气候恶化。北欧确实如此：$1300$ 年前后粮食产量很高，但人口增长使每家要养更多嘴；十三世纪中叶以后增长趋缓，小冰期影响北欧，湿冷天气毁坏收成，德国南部和西部城市尤其困难。城市本来就因农村移民而过度拥挤，又必须进口粮食，一旦歉收就很脆弱。

但 Rosenwein 也强调，新研究认为自然和人口不是唯一原因。人类行为同样加剧饥荒。战争破坏经济，雇佣兵薪水低，战时和平时都掠夺乡村；烧毁庄稼成为战术，既毁敌地又惩罚居民。城市能守城墙，却挡不住难民涌入。Flanders 与法国战争使 Lille 人口几乎翻倍，而城市还要加税偿还战争债务。

地主和城市官员也推高压力。领主觉得传统租税不够，法国王 $1315$ 年给农奴自由，主要是为了把他们变成自由人后征收新战争税。其他地方领主加年度现金支付，很多农民不得不借债，甚至丧失土地。为了收税，大领主安装地方代理人，住在堡垒屋中，记账、计算利润和成本。这里有点讽刺：中世纪晚期行政理性、账簿、市场、征税技术越发达，未必越能防饥荒，有时反而更能榨干穷人。

市场操控也加剧问题。意大利城市不再靠附近农田喂养，而依赖进口粮。佛罗伦萨从西西里买粮，热那亚甚至从黑海买。城市像小国家一样控制进口，大商人与政治权力合谋。英格兰大地主也越来越像农业资本家，而不只是封建领主。中间商预期短缺，就囤粮等涨价。统治者在赚钱和公共利益之间摇摆。阿拉贡国王饥荒时禁止小麦出口，但又卖许可证让某些人违反禁令。城市政府可以低价卖储备粮给穷人，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以讨好商人。所谓“市场”在这里不是自然力量，而是权力、囤积、许可证、战争和道德失职共同制造的东西。

不过农民不是完全被动。乡村也有小规模市场。普罗旺斯 Reillane 这样只有 $2400$ 人的小村庄，有十三个布匠；店主也可能给农民放贷。地中海地区作物更多样，意大利、西班牙、南法、普罗旺斯若小麦歉收，还能靠栗子、小米等撑过。农民也可以迁移，比如 Navarre 农民付不起领主义务，就迁到 Ebro valley，进入更繁荣的商业经济。Rosenwein 最后说得很清楚：大饥荒时代并非人人都黑暗，关键取决于你是谁、在哪里，以及市场是否公平。

所以，这整节的核心逻辑可以这样收束：十三、十四世纪初欧洲达到繁荣高峰，城市、贸易、货币、大学、文学、音乐、艺术、代表制度都在增长；但这种增长本身制造了新的紧张。商业扩大带来新财富，也带来穷人和城市冲突；货币增长带来更大交易，也带来税收和债务压力；代表制度扩大了政治参与，也主要服务国王征税；经院神学建起“思想帝国”，又很快被怀疑理性边界的学者拆解；艺术和音乐创造和谐，但社会不断制造排斥；城市和国家能更有效组织粮食，却也更有效地操纵粮食、掠夺粮食、把饥荒变成灾难。

这就是 elasticity and rigidity。欧洲有弹性，所以它能利用蒙古交流、大西洋航路、北非贸易、汉萨同盟、金币银币、议会、城市自治、大学、俗语文学、经院体系、音乐记谱和新绘画。欧洲也僵硬，所以它越来越不能容忍内部差异：犹太人被标记、征税、驱逐；麻风病人被怀疑毒井；异端被审问、囚禁、烧死；性别和性行为越界者被酷刑和处死；穷人、乞丐、妓女也被城市视为问题。它很会吸收外部机会，却很想清除内部“污染”。

一句话说，这一节讲的是中世纪盛期欧洲在全球化、商业化、制度化、知识化过程中的双重性：它越开放于贸易、知识和政治实验，越封闭于人群差异、身体差异和信仰差异。 它的繁荣是真的，它的创造力也是真的；但它的迫害、排斥、饥荒和社会裂缝同样是真的。下一章进入战争、瘟疫和危机时，这些裂缝就会被撕得更大。

Catastrophe and creativity (c.1350-c.1500)

Crises and consolidations

这一节 CRISES AND CONSOLIDATIONS 可以译成 “危机与整合”。它是第八章的开头，也是全书后半段的一个大转折：前面第七章讲的是十三、十四世纪初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弹性、商业、知识、制度、贸易网络；到了这里，作者开始把这些扩张背后的裂缝真正撕开来看。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不是单纯“中世纪晚期衰落”，而是一个很残酷的双重过程：瘟疫、战争、饥荒、人口死亡、社会动荡造成巨大破坏；但正是在这种破坏之后，很多政权反而完成了更强的集中化。危机没有让旧世界简单崩掉，而是让一部分力量死掉，让另一部分力量变得更硬、更集中、更国家化。

这一节开头的总判断是：十四世纪的非欧亚世界，尤其 Afro-Eurasia，大半都被新一轮鼠疫大流行袭击。我们最熟悉的是 Black Death / 黑死病，大约 $1346$ 到 $1353$ 年，但 Rosenwein 特别提醒，不要只盯着这一次。鼠疫在此之前已经袭击过一些地区，之后也会一波又一波回来。它不是一个“来一次就结束”的灾难，而是一种反复回潮的死亡环境。更可怕的是，各地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并没有因为可能有一半人口死亡就停止追求战争、税收、领土和权力。战争继续打，粮食继续被征发，人继续被迁移，军队继续穿越城镇和乡村，而这些运动又帮助瘟疫扩散。

所以这里的“crises”不是一个单独事件，而是几种危机互相增强：瘟疫杀人，战争毁田，军队传播疾病，财政压力逼迫国王加税，农村劳动力减少导致庄园制度松动，城市人口减少又让幸存者工资和消费上升，旧贵族和新富人关系变化，宗教焦虑与迫害一起增长。它像一个连锁系统：不是瘟疫来了，所以大家悲伤一下；而是瘟疫、战争、经济收缩、政治集权、社会反叛、宗教迫害全部互相扣住。

但标题还有 Consolidations / 整合、集中、巩固。这说明作者不是写一部灾难史。$1350$ 到 $1500$ 确实对许多人是灾难时代，但也非常有创造性。英格兰的农奴制在瘟疫后逐渐崩坏；奥斯曼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伊斯兰政治秩序；法国和英格兰在百年战争中逐渐变成更接近民族国家的政体；十五世纪统治者找到比以前更强的财政、军队和行政工具；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转向古典世界，以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海船向东、向西远航，欧洲人开始真正走向大洋。换句话说，危机摧毁了很多旧平衡，但也逼出了新的制度形态。

这一节第一部分是 The Second Plague Pandemic /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作者把它放进蒙古帝国造成的欧亚连接中理解。前面已经讲过，蒙古帝国让道路、商队、军队、贡品、使者、商人和动物大规模流动。鼠疫也沿着这些流动路线传播。早期受害者很可能先是蒙古人自己，然后是中国居民；随后疾病沿着蒙古征服和商路传播。到 $1340$ 年代中期，它跨过黑海，可能通过被污染的粮食运输，到达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西西里和热那亚，再迅速进入欧洲。

这个传播路径很重要，因为它说明黑死病不是“欧洲内部灾难”，而是全球性或至少欧亚非范围内连接的后果。世界越连通，商品、知识和财富越能流动，病原体也越能流动。前面讲蒙古交流时，欧洲商人、传教士和使者都很兴奋，因为世界突然变大了；但世界变大的另一面，就是跳蚤、鼠类、谷物、船舱、军队和市场也变成了死亡通道。

鼠疫的传播并不均匀。有些地方第一波没怎么受害，比如米兰，但十年后又遭重创。差异取决于气候、人口健康、住房条件、卫生条件，也取决于运气。它通常有寒战、发烧、头痛和淋巴结肿大，即 buboes / 腺肿、腹股沟或腋下肿块。教材中的 Plate 8.1 画的是医生用柳叶刀切开一个贵妇人的腺肿。但作者很冷静地说，这种治疗未必有用，甚至可能更危险，因为未消毒的刀接触鼠疫杆菌后可能继续传播疾病。

当时人对鼠疫的解释主要有几种。宗教解释最自然：许多人认为这是上帝因人类罪恶降下惩罚。于是有祈祷、游行、弥撒、禁食、忏悔。作者举了大马士革的例子：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一起禁食、祈祷、游行，求上帝通过他的经典和先知施恩。英格兰约克大主教也命令教区举行游行、弥撒和祈祷。医学解释则常围绕 bad air / 坏空气、瘴气：一些医生建议逃离城市、换房子、去乡下，避开有毒空气。后来，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可能传播，隔离措施开始出现。

城市政府也开始做公共卫生。Pistoia 在 $1348$ 年通过法律，禁止人随意进出城市，限制葬礼和哀悼仪式以避免人群聚集，规定肉类和衣物处理，防止污染扩散。这些措施听起来已经有点现代公共卫生的影子，但它们建立在当时并不完整的医学理解上。人们不知道细菌，不知道跳蚤和鼠类在其中的作用，却已经凭经验知道：流动、聚集、尸体、衣物、食物都可能危险。

死亡规模非常惊人。欧洲平均可能死去约一半人口。东诺曼底可能有 $70%$ 到 $80%$ 的人死亡；博洛尼亚在 $1348$ 年，连最健壮、能拿武器作战的男子也死了约 $35%$。这不是普通灾荒，而是社会结构被拔掉一半。庄园、城市、家庭、行会、军队、教会，每个机构都突然少了大量人。

死亡带来的第一个现实后果是劳动力短缺。英格兰国王 Edward III 在 $1351$ 年发布 Statute of Laborers / 劳工法令，禁止工人要求高于瘟疫前水平的工资，也处罚愿意支付高工资的雇主。这个法令本身说明了一个事实：幸存劳动者现在有谈判能力了。地主和政府想把工资压回旧水平，但劳动力市场已经变了。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法律，但常常被违反。乡村地主为了保持利润，不得不和有能力的农民谈条件，给他们牛、种子或更好的租佃安排；有些土地则被转为牧场，因为牧羊比种粮需要更少劳动力。

城市里，行会和各种职业也必须吸收新成员。瘟疫幸存者更容易获得工作、结婚、建立家庭。一些原本贫困的人突然变得相对富裕，成了 nouveaux riches，也就是新富人。这又改变了消费模式。过去穿不起的人开始买丝绸，不再只穿羊毛；过去喝水的人开始喝啤酒。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社会平等，颁布更严格的 sumptuary laws / 奢侈限制法：衣服不能用金银装饰，斗篷不能用毛皮衬里，女性不能戴太多戒指，葬礼蜡烛也有规定。作者特别说，这类法律一如既往更多限制女性。换句话说，社会焦虑经常通过管女人的衣服、首饰和身体来表达，老传统了，令人毫不意外但依然很烦。

死亡也改变了艺术和心理。晚期中世纪出现更强的 macabre / 死亡、腐败、尸体想象。Plate 8.2 是一幅《身体与蛆虫争论》的插图：上层墓像中，一位贵妇像活着一样美丽安睡；下层则是她腐烂的尸体，爬满蜥蜴、虫子和蛆。这类双层墓叫 cadaver tombs 或 transi tombs，一边展示人活着或复活时的完整身体，一边展示死后腐败。这不是单纯恶心观众，而是在讲一个神学和道德问题：人的美丽肉体终会腐烂，但基督教又相信复活后的身体最终得胜。因此它既是 memento mori，提醒你必死，也是复活希望的图像。

还有 Dance of Death / 死亡之舞：各阶层男女都被骷髅牵向坟墓。这个题材的力量在于它把社会等级拉平。国王、主教、贵妇、商人、农民，最后都要和死亡跳舞。瘟疫时代让人很难继续相信身份、财富和美貌能保护自己。

但这种死亡焦虑也转化为暴力。有人认为瘟疫是罪的惩罚，于是鞭笞者上路，自我鞭打、忏悔、表演痛苦。还有谣言指控犹太人投毒井水，导致瘟疫。这个谣言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传播到瑞士、斯特拉斯堡和德国各地。$1349$ 年，斯特拉斯堡有九百多名犹太人在自己的墓地中被烧死。这里和上一章的排外主题直接相连：危机来临时，社会并不只是互助，也会寻找替罪羊。鼠疫不是犹太人造成的，但被标记为“内部污染物”的群体最容易在灾难中被屠杀。

接下来作者讲 The Rise of the Ottomans and the Fall of Byzantium / 奥斯曼崛起与拜占庭灭亡。

这个转折非常重要，因为它把鼠疫和政治整合放在一起。蒙古帝国约 $1340$ 年左右瓦解。中国由明朝接管；中亚和伊朗一带有帖木儿，也就是 Tamerlane / Timur the Lame，征服了大片蒙古旧地。但帖木儿国家很个人化，他死后迅速瓦解。相比之下，原本只是蒙古权力边缘一个小部落的奥斯曼人，却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长寿的国家。

这本身应该让人惊讶，因为奥斯曼最早巩固的安纳托利亚也深受瘟疫影响。作者引用 Nükhet Varlik 的解释，说游牧生活方式可能是鼠疫传播因素之一。奥斯曼人季节性地从高地夏季牧场移动到低地营地，高地有大量啮齿动物；他们和城市居民交易皮革、染料、毛皮，也参加军事行动，或受雇收割庄稼。这些活动都让人、动物、货物、跳蚤、鼠疫杆菌流动起来。后来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后，瘟疫在帝国中出现得更频繁，原因可能是帝国扩张后强制调动粮食、人群和牲畜，自己无意中把鼠疫带到更多地方。

奥斯曼的开端很小。Othman / Osman / 奥斯曼 在十四世纪初，在蒙古控制的 Rum 和拜占庭之间的缝隙中给自己开辟一个小公国。他的传记作者说他对一些邻近首领“假装友好”，同时和另一些人结仇。这个细节非常真实：早期国家形成不是一开始就有宏大蓝图，而是在边境缝隙里结盟、背叛、打小仗、抢机会。奥斯曼很快就在拜占庭后院建立了一个小国家。

拜占庭内部派系还试图利用奥斯曼人。$1354$ 年，奥斯曼军队应一个拜占庭皇位声索者请求进入 Gallipoli / 加里波利。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它让奥斯曼人跨入欧洲。之后他们进入巴尔干，而巴尔干本地宗教和政治裂缝也为他们打开道路。十四世纪中，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已经包括色雷斯、马其顿和保加利亚。这里和前面很多故事一样：所谓“外敌入侵”常常是内部斗争邀请进来的。拜占庭想用奥斯曼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奥斯曼解决了拜占庭。

奥斯曼也不是一路顺风。$1402$ 年，帖木儿在 Ankara / 安卡拉 大败奥斯曼，短暂打断其东向扩张。但帖木儿死后，奥斯曼重新整合，并把重心放到欧洲，在 Edirne / 埃迪尔内，原 Adrianople 建立首都。奥斯曼成功不仅因为敌人分裂，也因为军事优势。他们采用西方新武器：大炮和 harquebuses / 火绳枪。他们还有精锐部队 Janissaries / 耶尼切里军团：从征服地区征发来的基督教男孩，被奴役、改宗伊斯兰，接受军事和行政训练，最后成为军队和政府高层。这是一种非常强力的国家技术：统治者绕过旧贵族和地方精英，直接把被征服人口中的男孩转化为只忠于苏丹的军事—行政精英。

Mehmed II / 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 最终在 $1453$ 年攻下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大炮做到前人围城未能做到的事：轰开厚重城墙。城市被洗劫，街区被毁，许多人被杀，幸存者被奴役。作者特别比较 $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那次也非常毁灭性，但拜占庭政体在地方继续存在，后来还收复首都；$1453$ 年之后，这种恢复没有发生。所以这次才是真正的历史转折。罗马帝国最后的政治继承体终结了。

但拜占庭并没有完全从文化和观念上消失。奥斯曼苏丹重新承认东正教牧首，让他管理东正教信徒；Mehmed 甚至邀请一些难民回到首都。俄罗斯开始宣称自己是 Third Rome / 第三罗马，继承“第二罗马”拜占庭的传统。逃往西方的希腊人，尤其在威尼斯，保留语言、习俗和宗教。威尼斯大约十万人口中可能有四千希腊移民，他们当水手、士兵、造船工、裁缝、理发师，也有少数成为大学教授，教授希腊文，把重要希腊文本译成拉丁文。拜占庭灭亡让许多意大利人意识到罗马帝国真的结束了，也推动他们更强烈地转向古希腊罗马文献，这和后来的 Renaissance / 文艺复兴有关。

奥斯曼人也继承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口语中逐渐叫 Istanbul，但官方名称仍是 Qustantiniyya / 君士坦丁之城。奥斯曼苏丹把自己看作罗马皇帝的继承者，不过是“真正信仰者”的继承者。Mehmed 委托制作《伊利亚特》版本，与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谈判，还请威尼斯画家 Gentile Bellini 为他工作。托普卡帕宫墙上挂有勃艮第织毯，描绘亚历山大大帝功业，暗示新征服者与古代英雄平起平坐。你看，这里完全不是“东方打败西方”的简单故事，而是一个新伊斯兰帝国吸收罗马、希腊、拜占庭、意大利和伊斯兰多重传统。

当然，奥斯曼宫廷也深深扎根伊斯兰传统。苏丹建立 madrasas，训练青年；宫廷作坊生产书籍、陶器、纺织品，风格吸收马穆鲁克和帖木儿传统。新建筑需要瓷砖、灯具、挂毯、陶器、地毯。Anatolia 的地毯甚至在十五世纪进入欧洲市场。Plate 8.3 的 “Star Ushak” 地毯就是这种高度技术化和宫廷控制审美的代表。它不是农家随手织出来的，而需要预先设计图样，由宫廷艺术家控制构图，再由工匠实现。

奥斯曼之所以长久，不只是会打仗。它建立了强烈的绝对君主理论。苏丹是法律和秩序的唯一保证者；$1517$ 年以后还采用哈里发称号。甚至清真寺领袖也被视为苏丹的职能人员，像“没有武器的士兵”。国家在建筑上也形成标志性样式，比如 domed square，穹顶覆盖方形空间。苏丹修道路方便军队运输，建海军驱逐意大利人在东地中海的据点，镇压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地叛乱。奥斯曼由此成为新世界强权。

这也改变欧洲方向。欧洲人当然继续在地中海贸易，但越来越把奥斯曼视为通向东方的屏障。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不久，跨大西洋航行开始兴起。这里不是说“奥斯曼堵住路，所以哥伦布立刻出发”这么简单；但奥斯曼确实改变了欧洲对东方路线的想象。欧洲想绕开奥斯曼，寻找通向亚洲的新路，这会把全书从中世纪引向近代海洋世界。

第三部分是 The Hundred Years’ War / 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始于 $1337$ 年，比黑死病进入欧洲早十年。它最初是王朝冲突：英王 Edward III 和法王 Philip VI 都是法国王 Philip III 的后裔，Edward 主张自己有法国王位继承权。同时，这也延续了英格兰国王在法国大陆封地问题。到 $1300$ 年，英王在法国的大部分封地已被法国没收，只剩 Gascony。还有佛兰德—英格兰经济关系：英格兰羊毛、佛兰德纺织业、税收和战争财政紧密相连。战争最终把法国和英格兰推向 nation-states，也就是更接近民族国家的政治想象。Joan of Arc 后来表达的新法国观念，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由受膏国王统治、境内人民共同属于 France 的神圣实体。

一开始，战争仍被想象成贵族的战争。编年史家 Froissart 喜欢把骑士写成优雅、勇敢、守誓的英雄，好像大家是在女士和领主面前争荣誉。但战争很快变成新武器和长期破坏的战争。英格兰使用 longbow / 长弓，在 $1346$ 年 Crécy / 克雷西战役 大胜法国。法国雇佣热那亚弩手，但弩射程短、装填慢，长弓射程远、射速快。这场战役显示，骑士贵族的传统荣耀正被步兵、弓手和技术性武器动摇。

克雷西之后，退伍军队的流动可能也帮助传播瘟疫。但国王们并不因此停战。到 $1360$ 年，英格兰在法国南部的领地扩大了一倍多。但英格兰优势没有维持。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法国逐渐蚕食阿基坦边境，和平情绪在两国都增强，$1396$ 年双方草拟一代人期限的停战。

可是这一代人还没完全长大，Henry V 又重新发动大陆战争。他 $1415$ 年即位后要求几乎所有安茹王朝十二世纪曾拥有的法国土地，入侵法国。不久诺曼底落入他手中。为了稳固统治，他迫使不愿效忠者流亡，没收他们土地，分给自己的追随者。这和诺曼征服英格兰很像：战争胜利之后，土地重分配才是统治的核心。

这时出现一个新区域强权：Burgundy / 勃艮第公国。勃艮第由婚姻、购买和征服拼成，有两个中心：传统勃艮第的 Dijon，以及北方传统佛兰德地区的 Lille。它不是天然统一的国家，统一性来自公爵本人不断巡行、主持仪式、赞助艺术和音乐来证明自己的权力。勃艮第公爵 Philip the Good 出于佛兰德与英格兰贸易关系，选择支持英格兰。于是英军顺利进入巴黎，$1420$ 年 Treaty of Troyes / 特鲁瓦条约 规定 Henry V 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

如果 Henry V 活得久，可能真的改变欧洲地图。但他 $1422$ 年去世，只留下婴儿继承人。法国王太子 Charles VII 士气低落，直到 $1429$ 年 Jeanne d’Arc / Joan of Arc / 圣女贞德 出现。她是 Domrémy 的十六岁农民女孩，声称自己受上帝派遣来击败英格兰。她写给英军指挥官的信非常大胆，说“少女”奉上帝之名来收回王室血脉，如果英格兰愿意撤出法国，她愿意和平解决。

Rosenwein 特别把 Joan 放进女性神秘主义传统里。她继承了 Beguines 和其他女性神秘者积累的道德资本。换句话说，她不是凭空冒出的“怪女孩”，而是在一个已经承认某些女性可以通过异象、声音、虔敬和身体经验获得宗教权威的文化环境中出现的。她加入法国军队，奥尔良之围被解除，被视为奇迹。随后她带 Charles 到 Reims 受膏加冕。加冕非常重要，因为法国王权的神圣性必须通过 Reims 的受膏礼完成。Joan 不只是打仗，她把王太子带回了合法国王的位置。

后来她被勃艮第人俘虏，被英格兰赎走，作为异端受审并被烧死。她的死亡本来是英格兰试图摧毁她的神圣权威，结果反而让她成为殉道和法国抵抗象征。法国最终到 $1453$ 年才赢得战争。一个关键原因是火药炮兵。约 $1450$ 年前后的十五个月里，法国依靠大炮等攻城火器夺取七十多个英格兰据点。另一个原因是外交：$1435$ 年以后，勃艮第公爵放弃英格兰，转向至少温和支持法国。

所以百年战争不是骑士浪漫史，而是国家化战争。它开始于封臣关系、王位继承和贵族荣誉，结束时已经转化为火炮、财政、民族王权、法兰西共同体意识和更强的中央君主。英格兰被赶出法国大部分地区，法国王权反而在战争毁灭后变得更强。战争短期摧毁城市和乡村，长期却帮助法国君主集中权力。

这一节结尾的总判断非常重要：我们可能以为 $1350$ 到 $1500$ 的事件只让欧洲崩溃、只让奥斯曼变强。但其实奥斯曼只是时代气候的风向标。瘟疫和战争之后，很多地方的国王和诸侯要么巩固权力，要么彻底出局。骑士阶层把实际军事功能交给步兵、弓箭手和炮兵，自己变成王公宫廷里的官员、装饰和身份象征。例外有，但很少，比如少数共和国。过去那种多重领主、政治碎片化的中世纪模式开始收束。

这就是 CRISES AND CONSOLIDATIONS 的核心：危机不是把一切打回原形，而是把旧结构打碎后，让新的集中权力长出来。瘟疫让劳动力贵了，农奴制动摇了；战争让国王必须征税、建常备军、用火炮、建立财政；奥斯曼把拜占庭的残余结束掉，又继承罗马和伊斯兰传统建立新帝国；百年战争把法国和英格兰推向更清楚的国家身份；鼠疫恐惧又加剧对犹太人和其他边缘群体的迫害。这个世界很惨，但也非常会重组。

一句话说，这一节讲的是晚期中世纪如何在死亡、战争和动荡中进入更强国家、更硬边界、更集中权力的时代。 黑死病杀掉大量人口，却给幸存劳动者带来谈判能力，也带来死亡文化和替罪羊暴力；奥斯曼在瘟疫和蒙古后世界中崛起，攻灭拜占庭，并把罗马、伊斯兰、草原军事和地中海贸易传统合成新帝国；百年战争摧毁法国许多地区，却最终帮助法国王权和民族意识成形。危机没有让世界停止，而是把世界推向新的整合。下一节 Kings and Princes, Knights and Citizens 就会继续展开这种整合：国王和诸侯如何集中权力，骑士如何调整身份，城市共和国又如何成为少数例外。

New movements to match the times

这一节 NEW MOVEMENTS TO MATCH THE TIMES 可以译成 “与时代相配的新运动”，或者更顺一点说，“适应新时代的新潮流”。这是全书正文最后的大收束之一。前面讲了瘟疫、战争、奥斯曼崛起、拜占庭灭亡、百年战争、教会分裂、王权整合；这里作者要说的是：在这些旧秩序崩裂和新权力成形的时代，人们也发展出新的思想、新的艺术、新的虔敬、新的技术和新的全球想象。

这个标题里的 match the times 很关键。它不是说这些新运动凭空“进步”出来，也不是说中世纪突然结束、现代突然开始。Rosenwein 的意思更复杂：旧的权力来源要么正在巩固，要么正在失去控制。教会被捷克胡斯派挑战，也被欧洲君主挑战；新强大的统治者从贵族手里夺走地方特权，用领薪官员征收利润丰厚的税；奥斯曼和马穆鲁克主导伊斯兰世界；君士坦丁堡不再是罗马继承人的中心；瘟疫杀死邻人、朋友和家人。在这种环境里，一些人觉得旧教义、旧艺术、旧制度、旧哥特式美学都不再足够，于是转向新的表达方式。意大利人转向希腊罗马古典世界；阿尔卑斯以北的人也转向古典，但更多混合了神秘宗教渴望；各地宫廷用新文学、新艺术、新音乐来装饰君主形象；航海探险也开始以新技术和旧征服语言一起向外伸展。

所以这一节不是单纯“文艺复兴来了”。它讲的是晚期中世纪危机之后，欧洲如何用几种方式重新想象人、权力、信仰、书籍、空间和世界。

先看 Renaissance Italy / 意大利文艺复兴。

作者从 Petrarch / 彼特拉克 开始讲，很有用意。彼特拉克晚年非常绝望。他回忆自己年轻时意大利城市曾经繁荣，博洛尼亚大学曾经学生云集、教师威严、秩序井然；而现在瘟疫、内斗、腐败、贫穷让城市破碎。这个开头非常重要，因为它把文艺复兴放在危机之后。彼特拉克不是坐在一个阳光明媚、经济稳定、制度完美的世界里突然“发现人文主义”；恰恰相反，他觉得当下很烂，所以要寻找一种拯救当下的方式。

他的药方是 eloquence / 雄辩、文辞力量。但这里不是“漂亮话”，不是修辞装饰，而是能说服人、激发人、改变人的文字和演说。彼特拉克认为，中世纪的语言和知识传统已经不够了；真正有力量的语言，应当从古代罗马文学、哲学、拉丁文里找。雄辩会引导人走向德性，或者用马基雅维利后来更世俗化的词说，引导人获得 virtù，即能力、德性、气魄、行动力的混合物。

这里要注意，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最开始不是“我爱古代，所以我要考古”这么简单，而是一种对当下政治和道德困境的回应。彼特拉克相信，古典文本可以重建人的道德力量。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拿来怀旧，而是被拿来修复现在。

为什么意大利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人文主义？因为意大利城市需要大量会拉丁文的人。法律、契约、遗嘱、官方信件都要用拉丁文，城市里有许多公证人和法官。彼特拉克本人虽然不是公证人，但也受过这类训练。于是古典拉丁文不是死掉的装饰，它和职业、城市行政、法律文书紧密相关。很多人先是为了谋生学习拉丁，后来在古典拉丁中发现一种不同的智慧。

彼特拉克四处搜集古代手稿，这些手稿很多保存在修道院里。这里很讽刺：人文主义者常常觉得自己在摆脱“中世纪”，但他们读到的许多古典文本，正是中世纪修士为了虔敬阅读而抄下来的。没有修道院的抄写传统，彼特拉克可能根本找不到这些书。文艺复兴一边说自己跨过“中世纪深渊”回到古代，一边又踩在中世纪保存下来的文本之上。这个反差很重要。

彼特拉克在西塞罗那里发现 humanitas，即一种人之为人的修养：人成为道德存在，活跃，自觉，精致，把自身本性发展到最高程度。后来这些人称自己为 humanists / 人文主义者。他们不再主要从上帝、教会、神学秩序那里理解人的德性，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塑造、观察世界和主动修养。不是说他们都无神论，远不是；但他们开始把“人”本身放到更显眼的位置。

这个方向到 Pico della Mirandola /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那里发展得更戏剧化。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中重写创世故事。传统《创世记》里，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他们违抗上帝，犯原罪，被逐出乐园。皮科的版本更像一篇人文主义宣言：上帝创造宇宙后，希望有一个存在能思考如此伟大的工程；可是各种形式和德性已经分给天使、植物、动物了，于是他创造了“性质未定的人”。人会成为什么，取决于自己的自由选择。人可能把自己做成野兽，也可能把自己提升到接近神。

这就是文艺复兴很核心的一点：人是可塑的。中世纪当然也讲自由意志、德性、罪、救赎，但皮科这里的语气明显不同。他强调的不是人因原罪受损、必须通过神恩返回上帝，而是人的形态尚未固定，人能通过自我塑造决定自己。这个想法后来很容易被读成现代主体性的开端。

不过 Rosenwein 很快提醒，不要把这个理想看得太自由。皮科的思想依然深受经院哲学、犹太神秘主义和各种旧传统影响；他的演讲也因为教皇反对没能发表。Machiavelli / 马基雅维利 的《君主论》同样不是自由思想家在真空中写出来的天才文本，而是一份“求职信”：他写给美第奇家族，是希望自己重新获得政治职位。也就是说，人文主义者虽然强调自我塑造，但他们自己也受制于疾病、死亡、欲望、政治运气、赞助人和权力关系。人可以说要掌握命运，但命运常常不太听话。

这就是 Renaissance 的复杂性。它有很强的解放姿态，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社会。它反抗旧制度，却常常服务新君主；它歌颂人的尊严，却非常依赖宫廷、教会、城市精英和富人赞助；它赞美自我塑造，但大多数人，尤其女性、穷人、下层手工业者，没有多少真正自我塑造的空间。

人文主义者还很会批判传统权威。Lorenzo Valla / 洛伦佐·瓦拉 通过研究拉丁语演变，证明《君士坦丁赠礼》是伪造的。前面我们已经看过，这份文件曾被教廷用来支持教皇拥有西方帝国政治权力的主张。瓦拉的厉害之处不是“他说教皇错了”这么简单，而是他用语言学、文体学、历史语感证明：这份文件里的拉丁不是君士坦丁时代能有的拉丁。换句话说，古典学和语言细读变成了政治武器。人文主义不仅写美文，也能拆穿权力的假文件。

但人文主义者并不因此站在权力之外。恰恰相反，教会领袖、世俗君主、城市公社、贵族家族都需要他们。他们给统治者写信、写演说、写历史，制造古典化的符号和正当性。艺术家和建筑师也进入这个运动。文艺复兴给城市公社和富有君主提供了新的词汇、新的图像、新的风格、新的祖先想象。古典世界被扭转、改造、剪裁，服务当代需要。

美第奇家族的婚礼箱就是例子。十五世纪中叶，美第奇还没有完全成为后来那种佛罗伦萨 signori，但已经非常有钱有权。他们委托艺术家画一只华丽婚礼箱，故事来自薄伽丘写成希腊神话形式的《菲耶索莱的女神》。这个故事给美第奇制造了一个“古希腊式”的祖先传说：一个佛罗伦萨附近青年爱上女神，两人生下的孩子成了美第奇声称的祖先。于是婚礼箱既古典，又非常现实：它在街上展示家族财富、权力、古典修养和血统想象。

但 Rosenwein 紧接着问了一个尖锐问题：这些文艺复兴的“人”，到底是谁？马基雅维利写的是《君主论》，不是《女君主论》；皮科讲的是亚当，不是夏娃；婚礼箱上的女神暧昧地试图逃脱又没有完全转身离开。于是作者引用 Joan Kelly 那个著名问题：“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女性有没有文艺复兴？

Joan Kelly 的回答大体是否定的。意大利女性通常先受父亲管，然后受丈夫或兄弟管。薄伽丘《十日谈》里有许多女性用聪明计策绕过限制，但多数只是文学幻想。现实中，许多城市女性确实受过教育，会写信，会管理家族生意；少数女性甚至成为被承认的人文主义者。但她们的空间非常窄。

教材举 Amedea degli Aleardi 的诗。她受彼特拉克爱情诗影响，在《啊，不要做伊阿宋》中暂时采用美狄亚的声音。古希腊故事里，美狄亚因丈夫伊阿宋抛弃她而杀死孩子，被写成女巫和怪物；而 Amedea 的改写里，美狄亚成了所有被抛弃女性的代表。她不是照抄古典，而是把古典故事改造成女性痛苦和自我表达的容器。这个例子很重要，因为它显示女性并非完全没有文艺复兴；但她们得到的不是皮科式“人可以自由塑造自己”的大路，而是在男性古典传统缝隙里挤出声音。

艺术和建筑也是如此。文艺复兴不是复制古代，而是“改善”古代、超过古代。Brunelleschi / 布鲁内莱斯基 为佛罗伦萨主教座堂建造巨大穹顶，就是这种精神的工程版。罗马万神庙也有大穹顶，但它坐在圆形建筑上，相对浅；布鲁内莱斯基要在八角形基座上造一个巨大的半蛋壳式穹顶。这不仅是审美问题，更是工程问题。他设计内外双层壳体，还发明吊升石材、木梁、砂浆的机械、起重设备和新式吊钩。文艺复兴在这里不是“画得更像真人”那么简单，而是机械、数学、建筑、空间透视、军事工程和自然观察一起发展。

接着是 The Northern Renaissance / 北方文艺复兴。

作者强调，阿尔卑斯南北并不是隔绝的。贸易横跨欧洲，作家和艺术家也不断移动。Christine de Pisan /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从意大利来到法国宫廷写作，是少数女性人文主义者之一；Albrecht Dürer / 丢勒 主要生活在德国，但去意大利学习；美第奇家族也收藏佛兰德艺术。也就是说，“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北方文艺复兴”不是两条完全分离的线，而是互相看、互相买、互相学。

北方最耀眼的例子之一是 Duchy of Burgundy / 勃艮第公国。我们前面在百年战争里看到它是一个短暂但极富的政治体。它的公爵把音乐、艺术、文学和仪式都纳入宫廷展示。公爵巡行领地时带着华丽挂毯；布鲁塞尔宫殿里有铜像、喷泉、能举办室内比武的大礼堂；重大活动时，从周边城市招来几百名工匠，制作刺绣、彩色玻璃、手稿、珠宝、金银器。Plate 8.8 的水晶杯就是这种奢侈宫廷文化的一个小片段：硬石雕刻、金工、珍珠、珐琅、钻石、红宝石，全都服务于公爵的荣耀。

这和前面骑士文化、宫廷文化一脉相承，但又更精细、更昂贵、更政治化。勃艮第公爵的权力来自拼接起来的领地，内在并不自然统一，所以他要用巡行、盛典、音乐、艺术、物品来不断制造统一感。宫廷艺术不是装饰，是政治胶水。

北方艺术很重视真实感、细节和情感直接性。Netherlandish Burgundy / 尼德兰勃艮第 的艺术家使用油性颜料，可以表现极细微的光线、毛发、珠宝、布料和阴影。Van Eyck brothers / 范艾克兄弟 的《根特祭坛画》是典型。它中央是被献祭的羔羊，象征基督；羔羊的血流入圣餐杯；周围有天使、先知、使徒、教皇、骑士、隐修士、朝圣者。画面极其复杂，也极其清晰，每一根羊毛、每一颗宝石、每一道光都被细致描绘。

这个祭坛画虽然是宗教画，但它和时代政治也有关系。它展示所有人在基督之光中统一：犹太人将在末日皈依，教会在大分裂后重新统一，骑士、隐修士、朝圣者都进入神圣秩序。也就是说，北方艺术的真实主义并不意味着“世俗化”。它常常用极真实的细节表现神圣宇宙。越真实，越像神圣真的降临到可见世界。

丢勒的 Portrait of Oswolt Krel / 奥斯沃尔特·克雷尔肖像 则是世俗肖像的好例子。克雷尔是德国大型贸易公司中的商人，穿皮毛衣、戴戒指、有纹章，显出财富。但丢勒没有把他理想化成完美贵人。他鼻子鼓，表情痛苦或暴躁，两边还有“野人”形象，象征失控激情。换句话说，这幅肖像强调一个具体人的内心复杂性：他既有财富和地位，也有脾气、欲望、紧张、自我控制。这就引出下一部分关键词：interiority / 内在性。

音乐也变了。意大利和北方文艺复兴都培养音乐家，尤其为统治者、君主和高级教士增添光环。Mantua 的 Isabella d’Este / 伊莎贝拉·德斯特 雇用自己的乐队，丈夫又有另一队。勃艮第公爵有私人礼拜堂和作曲家。英格兰富有赞助人建立学院，比如 Eton，为圣母祈祷唱诗。Motet 仍然存在，但更大的多声部音乐变得常见。John Dunstable / 约翰·邓斯泰布尔 及其追随者把过去那种不同声部并列的尖锐不协和处理得更圆润，让和声共同移动，形成更流动、更悦耳的声音。这个变化很有象征性：晚期中世纪的多声部曾经像几条线彼此缠绕，文艺复兴音乐则更追求整体和声的透明流动。

然后进入 New Horizons / 新地平线。

作者说，这一时期的口号可以说是：在旧传统内部实验和游戏。这包括内在性的探索、创造性发明，甚至征服全球的尝试。这里的顺序很有意思：先从人的内心讲起，再讲印刷和航海，最后讲殖民。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全球扩张，在同一个时代一起被打开。

先是 INTERIORITY / 内在性。

丢勒画的克雷尔，不是宗教图像里凝视羔羊的虔诚天使，也不是爱情故事里的恋人，也不是英勇殉道者，而是一个有复杂内心的人。Rosenwein 说，这幅画是在宣称任何一个人的内在价值。这是文艺复兴很重要的一步：普通个体，至少是有钱、能请人画像的普通个体，不再只是社会身份或宗教角色，而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性格和心理深度。

这种内在性也出现在宗教中。低地国家、北德、莱茵地区出现 devotio moderna / 新虔敬运动，由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 共同生活弟兄会 推动。它约由 Gerhard Groote / 赫拉尔德·格罗特 在 $1380$ 年左右创立。成员住在男女共同体中，重视教育、抄写手稿、物质简朴和个人信仰。他们不完全是人文主义者，也不完全是神秘主义者，但从两者那里都吸收东西。他们的宗教生活很少依赖教会等级和宏大仪式，而更依赖个人阅读、默想和内心虔敬。

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把我们带到宗教改革前夜。devotio moderna 不是新教，但它的风格后来会和新教团体有亲缘关系：个人读书，内心反省，简朴生活，对教会仪式和等级依赖较少。它说明晚期中世纪宗教不是只有腐败教会和反教会改革者两类；在教会内部或边缘，已经有很多人寻找更内在、更个人、更读书化的虔敬。

然后是 INVENTIONS / 发明。

书籍需求巨大：普通平信徒想要宗教书，devotio moderna 成员需要抄本，人文主义者渴望古典文本。手抄本仍然存在，不会马上被替代；但印刷术一出现，就非常适合这个市场。Gutenberg / 古腾堡 约 $1450$ 年在 Mainz 使用金属活字技术，这才是真正的突破。印刷术不是“想法很聪明”这么简单，它依赖一整套材料和技术：要有能模制金属字母的新方法；纸需要水磨和稳定的破布纸浆供应；铸字金属要开采和加工；油墨要能附着在金属字上，并在纸上留下稳定印迹。

到 $1500$ 年，欧洲许多城市已有印刷作坊。它们竞争激烈，会做广告，不只印宗教书和古典书，也印传单、宣言和公众想买的各种文本。Rosenwein 特别提到 Martin Luther：他其实没有像传说中那样把《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教堂门上，但他确实允许它们用拉丁文和德文印刷并传播。印刷术使宗教争论变成大众传播事件。这里作者等于把中世纪末和宗教改革接起来：当质疑赎罪券、质疑教会实践的文本可以迅速复制，权威结构就变了。

但印刷不只是宗教改革工具，它也让人文主义古典文本、俗语文学、科学图表、法律文本、商业传单更广泛流通。过去知识扩散依赖抄写员和修道院/大学网络，现在它进入城市商品生产。书籍变成市场物，思想也更容易变成公共事件。

另一个关键发明方向是 navigation / 航海。Portolan maps，即港口海图，绘制海岸线形状；指南针早在中国已知，西方现在采用，并与航海图结合；水手还使用关于港口、政治动乱、锚地的信息。大西洋航行还需要天文导航、利用洋流和风系的方法，以及新船型。新设计有更合适的桅杆和帆，能利用风力远航。这里再次显示，所谓“大航海”不是靠几个冒险家的勇气，而是地图、罗盘、天文、船型、帆、港口知识、资金、王权赞助共同支撑的技术系统。

最后是 VOYAGES / 航行。

十三世纪热那亚和马略卡商人已经最早进入大西洋；十五世纪，把航行继续推远的是葡萄牙王室。动机很直接：黄金、奴隶、荣誉和荣耀。葡萄牙国王 João I 及后继者夺取穆斯林港口 Ceuta / 休达 和附近一些城市，之后开始探索非洲海岸。十五世纪中叶，葡萄牙水手到达 Cape Verde Islands，并通过 Senegal 和 Gambia 河进入内陆；一代之后，他们越过赤道；$1487$ 年 Bartolomeu Dias / 迪亚士 绕过非洲南端，后来称好望角；约十年后 Vasco da Gama / 达伽马 沿这条路线到达印度 Calicut，也就是今天 Kozhikode。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也开始探索西班牙主航线和巴西。

这里不要把航行浪漫化为“探索未知”。Rosenwein 直接说，这些航行的目标不只是贸易和冒险，而是殖民的前奏。早在 $1440$ 年代，João 的儿子 Henrique / 亨利航海王子 就开始把无人居住的 Madeira 和 Azores 分给追随者，条件是他们找农民去定居。Azores 产粮；Madeira 在热那亚融资下开始种甘蔗。糖在欧洲大受欢迎，需求极高。后来 Cape Verde Islands 找不到足够欧洲定居者在甘蔗种植园劳动时，热那亚人 Antonio da Noli 就引入黑人非洲奴隶。作者说，Cape Verde 是后来欧洲殖民主义的缩影，因为它已经依赖强迫劳动。

这个地方是全书从“中世纪”通向“近代殖民世界”的关键。此前我们已经看过奴隶贸易：维京人贩奴，伊斯兰世界跨撒哈拉贩奴，地中海海盗和商人买卖奴隶。但这里出现的是一种新组合：大西洋岛屿、欧洲资本、甘蔗种植园、非洲奴隶、殖民土地分配。它已经非常接近后来加勒比和美洲种植园殖民模式。现代世界不是突然跳出来的，它在中世纪末的这些岛屿实验里已经成形。

葡萄牙成功刺激 Castile。Ferdinand 和 Isabella 征服 Canary Islands，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葡萄牙 Cape Verde 的回应。$1492$ 年，他们半心半意赞助热那亚人 Christopher Columbus / 哥伦布 向西横渡大西洋，本质上也是想在葡萄牙游戏中胜出。这里的哥伦布不是孤胆天才，而是伊比利亚王权竞争、地中海航海技术、黄金和奴隶欲望、宗教征服想象共同产物。

最重要的是，欧洲人面对所谓“新世界”时，用的是旧世界的分类。教材引用 Hernán Cortés / 科尔特斯 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他说自己责备一个本地首领，因为对方认为阿兹特克统治者 Mutezuma / Moctezuma 值得效忠；科尔特斯说，西班牙皇帝查理五世有巨大权力，许多比 Moctezuma 更强的君主都是他的封臣，Moctezuma 和这些土地上的所有人也应成为他的封臣；如果服从，会得到荣誉和利益；如果拒绝，就会受罚。

这段是全节最后的重锤。欧洲人进入美洲，看到的是一个新世界，但他们用来理解和征服它的语言，是旧中世纪语言：king、emperor、vassal，国王、皇帝、封臣。也就是说，大航海不是中世纪的终结，而是中世纪政治范畴的全球化。欧洲人把封臣、臣服、征服、基督教正当性、君主权威、惩罚不服者这些旧东西，带到了美洲。

这正是 Rosenwein 全书最重要的结尾之一：所谓“中世纪结束”没有那么干净。人文主义者自称跨过中世纪，重返古典；印刷术开启大众传播；航海把欧洲带向全球殖民；可是旧制度、旧暴力、旧等级、旧性别结构、旧封臣语言仍然活着。文艺复兴和中世纪不是一刀切开的两页纸，而是互相叠在一起。古典复兴、个人内在性、机械发明、印刷资本、殖民糖业和奴隶劳动，全都同时存在。

这一节最后的总结也很重要。$1350$ 到 $1500$ 年间，伊斯兰世界大片地区归于奥斯曼；拜占庭被吞并；瘟疫袭击欧亚非，欧洲可能死了一半人口；百年战争使弓箭和火炮咆哮，雇佣兵和自由掠夺军队在城镇乡村间流动；罗马教会因大分裂和民族教会而撕裂。可是这些事件不全是坏事。奥斯曼给很多伊斯兰地区带来稳定；拜占庭难民在别处找到家，或者继续在奥斯曼统治下生活；黑死病帮助英格兰农民松动农奴制；瘟疫激发了对身体、死亡、快乐、神秘经验和艺术的新兴趣；发明使航海者能通过大海夺取黄金和土地；爱书人和艺术家在古典过去中找到智慧和美；东西方君主都强化主权。

作者最后反对一种教科书式分法：把“危机”放进中世纪章节，把“创造力”留给文艺复兴章节。Rosenwein 说，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对一个群体来说是危机，对另一个群体可能正是创造时刻。瘟疫对死者和幸存家庭是灾难，但对某些劳动者是谈判能力上升；拜占庭灭亡对希腊人是惨痛断裂，但对奥斯曼是帝国整合，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是希腊文本和学者流入；葡萄牙航海对欧洲商人和王室是机遇，对非洲奴隶和后来美洲原住民则是灾难开端。历史不按“好时代/坏时代”这样干净分类，它更像一台磨盘，有人在里面被磨碎，有人拿磨出来的粉做了面包。

所以一句话总结这一节：NEW MOVEMENTS TO MATCH THE TIMES 讲的是晚期中世纪危机之后，欧洲如何发展出与新时代相配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艺术、北方真实主义、内在化虔敬、印刷术、航海技术和殖民冒险；但这些新运动不是纯粹现代的开端，而是带着中世纪旧制度、旧暴力、旧性别限制和旧征服语言一起进入新世界。

如果说前面一节 Crises and Consolidations 讲的是危机如何逼出国家整合，那么这一节讲的是危机如何逼出文化和技术的变形。人们面对死亡、战争、旧教会失效、旧哥特式审美疲劳、旧政治语言裂缝，于是去古代寻找人，去个人内心寻找信仰，去机器和印刷寻找复制力量，去海洋寻找财富和荣耀。可是他们带上船的，不只是罗盘和地图，还有皇帝、封臣、征服、奴隶、种植园和“服从否则受罚”的旧世界。